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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页84。凡是飞行员都会承认，杀了人后“感觉会好很多”，而且大家会“互相拍打，算作鼓励，再大叫几声，以示高兴”。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0—11。德机驾驶员非死即伤，机舱后座满是血污，让人看着就“悲从中来，不免憎恶”，但“当时那股兴奋劲”没有飞行员能否认。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54，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上天后那种威权在握的感觉特别好，一名人称“杜蕾斯”的飞行员证实说。他很认真地说：
我开了火，子弹的呼啸声盖过了发动机的声音。这跟陆军普通的维克兹式机枪可不同。动静要小很多！要是这八架勃朗宁一齐开火——嗬，那气派！那烟冲着座舱就来了，准保吓你一跳。喷气式战机驾驶员，人称“迪约雷克斯”，受访于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驾驶战机的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41。或见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气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29及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8—69。
叙 说 故 事
姑且不论士兵是否愿意坦承对杀戮的喜好，他们还是男人，这种身份由他们杀死的敌军数目的增多而强化。杀的人多，别的部队会嫉妒：“大家在比赛看谁杀人多”，1966年时驻在（越南）龙潭的美军上等兵菲尔·布蒂希克承认道。菲尔·布蒂希克，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片断：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99。另见无名老兵，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6。同是驻在越南的美军和澳军间的竞争就很激烈：曾有美兵讥笑列兵彼得·盖茨的部队杀敌不力，他在寄往澳大利亚的家信中就承认“这让我们有点难堪……很难说服美国佬，我们是世上自有罐装破以来最好的队伍”。列兵彼得·盖茨，“家书”，1967年7月31日，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只有‘大开杀戒’时才会有好心情”，驻越美兵安德鲁·特雷弗里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写道。安德鲁·特雷弗里，“与未婚妻书”，落款1969年5月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对“杀敌人数”如此看重，人都以为是到越战才有的事。但这显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士的心声。在许多情况下得虚报数字，就像下面这首短歌所暗示的。作者是英国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陆军少校B。W。邦德：
我们杀敌少也有二十，
那会刚到干谷，
等实际清点尸体
所得仅只一具。引自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246。或见T。培根，“侄儿拉尔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尔斯·巴林坦爵士与内弟培根先生书信集”，拉尔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亨利·科特尼，“书信集”，序号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E。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0；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0
当时的虚报人数，已被广为承认。陆军中尉罗兰·H。欧文在1914年10月13日给父母的信中以没有“趣事”相告为憾，实在是因为“谁都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看到，确实知道的就更少了”。要想知道惨事，他接着说，得去问英国兵。比如有个士兵给他描摹了一桩近事，而事情发生时他是在场的，也就知道那人是在信口开河。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 1914年10月13日致父母书，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时的纪念品交换也很红火，二线士兵都希望换些钢盔、刺刀、步枪之类，好带回去向爱人炫耀，以证明自己并没有信口开河。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及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5—16。
虚报数字的风气尤以空军为盛，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地位与其击落的敌机数直接相关（实际上，敌机被击毁的很少）。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便曾向父母保证，休假回来一定告诉他们很多“奇闻趣事”，当然他也承认，在回来前，那些故事很可能会“变得更充实、丰满些”。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45。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某基地的夜间飞行员虽从没见过空战，却一直把它挂在嘴边。有名飞行员曾评论说，“在时速400公里时掉头，你根本看不见吊舱，更别提后面还有架德国飞机盯住你的屁股不放了，”可这位夜间飞行员从没打过仗：日间战斗中队（他们倒是常有战斗任务）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也不管实际情形是怎样。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
如此夸张地描述杀伤，与讲故事无异。之所以有“吹嘘杀人”的冲动，是因为百姓爱听。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引言中提到的威廉·威利斯1917年5月4日写给卢特勒尔小姐的一封信。威利斯知道，他的女通信人对打斗有自己的浮想，自己只有投其所好。他承认想把信写得“有趣些”，可也没有人可以指他说谎：“我写的都是实情。”这封信时而咋咋呼呼，时而平淡无奇，言语间的敏感还有悖常情。15000名德国兵冲了过来，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有几百人，却打退了这帮人，他们因此损失惨重。我们杀呀杀，直到腻烦了这满眼的鲜血、尸体才住手。我一路杀来，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上面让我们排往上冲，我们与敌人狭路相逢。他们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非跑即降。这么多人没法生擒，只有统统杀光。平日学的拼刺刀，这会儿终于派上用场了。你想，我们就32个人，面对300来号敌人，却如此英勇，并制服了他们，难道不该引以为傲？本书收录的许多战场见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可以在这封信中见到：比如逆境中取胜、对手全无斗志、杀人成百上千、引杀戮为豪等。杀了这么多俘虏，威利斯在叙述时丝毫没有顾忌（而且他似乎认为卢特勒尔小姐也不会有什么不安）。但与书中许多其他叙述不一样，他在无意中与所说的事保持了一定距离——在提到刺刀时，他避免提及“我”或“我们”，而是选择了“无主句”。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这里指拉尼库尔特一役。
威利斯之急于讲故事和卢特勒尔小姐之乐于听故事，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冲动。如果见面时就被问到，“你杀了多少德国人？”有些人会反驳，“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哪还敢说什么杀敌？”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另有些人则乐于编故事，哪怕实有其事，也非得把死里逃生说成威风八面不可。因为要是拒绝作答，别人不免怀疑你的身份和能力。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95。很少有父亲、丈夫或小伙可以抵住这种诱惑，不往强悍的战士形象上去靠的。
另有一些人，像越战时的杰克·斯特拉汉，情感日丰，直至作起诗来，赞颂毁灭之“美”，写“夏夜星空写意的色调”，还有“律动的爆炸/在夜空中劲舞”。在斯特拉汉眼中，弧光约翰·凯伦，《有枪有车：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21；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2；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42。
比地震还要让人振奋，当你
被这可憎的冲击波撞上，只有笑，
方才意识到打仗还能这么有趣。杰克·斯特拉汉，“一道弧光”，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R。巴思，《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16。另见詹姆斯·伊斯曼、沃尔特·哈纳克、劳伦斯·帕泽克（编），《王牌驾驶员与空战大捷：美国空军征战南亚1965—1973》（华盛顿特区，1978），页66。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1
威廉·E。梅里特在《河水回流的时候》（1989）中抱怨，以前没人告诉他战争有如此画意，尤其是爆炸时声光辉映，甚至值得买票去看，“就像电影”。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02—103。也常有人以诗的语言谈论海战。1942年时，诺曼·汉普森正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康乃馨号”上服役。他沉迷于船体之“修长、灵巧”，试图以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请原谅如果所有洁净的和美好的
五彩华章和亘古就有的浩瀚
间或会凭妖娆的歌声把我们征服，
使我们全然忘却胸中杀念。
经由平日里反倒拘谨的嘉年华会
死亡的汗液冰凉似露水坠下；
连脚下灰头土脸用于杀戮的器械
也一身端庄驶向未来的希望。诺曼·汉普森，“轻型护卫舰”，收布赖恩·加登纳，《暴雨：二战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117。
搜罗战利品
正如布洛伊勒斯在本章开篇所说，在整套战争程式中不乏狂欢的情绪。幽默可以是语言上的冷嘲热讽：澳大利亚籍轰炸机驾驶员艾尔·平奇兹就记得美军调度员在告诉他轰炸目标并要求他将之“炸到灰飞烟灭”，接着说“此去愉快”时其中包含的讽意。艾尔·平奇兹，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断片：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169。杀人本身就好比一次狂欢：战斗的装备、脸上的油彩，还有老调重弹的“兽性大发”等，都好似欢宴上的面具：这样才能既颠覆人间的道德秩序，又自视无辜，而且还能在颠覆之余忠于这人心的秩序。拿尸体取乐，历次战争都不乏例子。据随军牧师威廉·爱德华·特鲁里回忆：一战时，士兵们给死尸梳头，和尸骨握手，向断臂敬烟，干什么的都有。威廉·特鲁里教士，《随军记——尼罗河、索姆河和底格里斯河：一个牧师的一战回忆》（都柏林，1968），页101。在布干维尔岛（1944），澳大利亚步兵约翰·亨利·尤恩记起叔父在一战时曾支起具死尸，并把狗吃的饼干塞到那人嘴里。尤恩也学他叔父的模样，让一具日军尸体端坐在路标下，手指着路，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