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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咳，他门敞着，灯亮着，炉着着，人没了影，学校沸反盈天，听说他一个簿簿里还夹了三十元钱，连钱都不带走的人，准是仓惶窜逃，没准被国民党的空降兵接到台湾去了呢！”
“谁发现钱的？”
“是副校长方向明和校团委汪书记。”
“噢——”
我噢完，更觉得我能抢先偷走十元钱是多么的英明。我说我乏了，小程老师也说乏了，招手再了见，择路离去。魏丰燕跟在我身边，且走且说：“你说国民党的空降兵真能把阿尔巴尼亚接去么？会做几道题的人台湾没有么？明明是一条老茄子，台湾也要……”
睡至半夜，生生被人捏鼻子给捏醒了，正要大怒，发现面前站着的是教导主任张菊花。“姑奶奶也是你捏的？”我敢紧闭上眼睛喊，假装迷糊。“小侉子，开会等你呢！”张菊花见我翻身倒下又要睡去，音调高了八度。张菊花不知道我这人苦觉，睡不够钟点会发邪脾气，小时候谁要是吵醒了我，我能哭上一天，直到哭得没劲儿再睡着为止。这会儿人大了，哭寒碜，我就改了骂，张口就是讨厌，烦人。张菊花又和我蛮缠了一阵，我噘嘴气呼呼地出了门，来到了灯火通明的校会议室。
那个照天烧也来了，除了校领导们，还有韦荷马、白个白、小程老师、罗梦卜老师等等。
贾校长说开会了，江远澜丢了，江远澜失踪了，江远澜去向不明地没了，省教委都惊动了，说他是人才，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回来。现在请诸位谈谈情况，提供提供线索。
方向明站起来说：“此人性格孤癖，为人冷淡，行为怪异，单说只吃大米，不吃其它任何粮食一事就相当说明问题。他用二斤白面，三斤小米去换一斤大米，全校哪个老师没换给过他？别人一个月吃三十斤粮食都不够，他一个月只吃十来斤，我就不相信他拥有蚂蚁的肚皮。”
会场上人们哄地笑了，数学教研室刘主任接着说：“江远澜无疑地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尤其在数学上表现出了过人的禀赋，大家叫他阿尔巴尼亚也好，莫名其妙也好，足以说明他的离经叛道。既然他摆脱了那种希望显得与众不同的虚荣形式，他就不可避免地同他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譬如他每天中午都练篮球，可以说他的技术不逊色体育教研室搞专业的陈丹倦老师，可谁见他打过一场球赛？上次全县联赛，体育张老师爹刚死，求他帮助上一场，你们猜猜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并不在世界之内显露自己，因此，我倒认为他丢了既合情又合理。”
白个白瞟了贾校长一眼，高深莫测地说：“我们天天看见太阳升起。整个自然科学都无力帮助我们戒掉‘太阳升起来’这种说法。更糟的是，我们确实看见太阳升起，但是，我们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显得如此。现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喜城中学究竟是育人之地，还是死人之地，死去的老师何时能够饱和，我忧心如焚。又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老师失踪了，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江远澜，我希望死亡不要在校园成为一种流行、一种趋势、一种时髦。”
白个白的话引来照天烧的不悦，“难道我是圪筒（指两手缩在袖筒里，方言。）着手，来看大戏吗？难道爷成了腊月的蔓菁，受罪的疙瘩啦？公安的人，吃的是公安的饭，学校报警在先，爷接案在后，指不定那小子干了甚哩。要不咱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照天烧话音未落，张菊花就附和道：“就是，就是，赵科长讲得对，身为人民教师的江远澜太无组织纪律性了嘛，太没规矩了嘛。招呼不打，拍拍屁股走人啦，太不像话！”“错矣，江老师瘦得没屁股，”韦荷马很认真地插话。
“韦荷马，你说点正经的！”贾校长用手指着说。
“啥正经？古人言笾不问豆，豆不问笾；瓦不问石，石不问瓦。江兄一不是我的脚印，二不是我的影子，我岂能左右他，退一万步说娜拉都出走了，何况江远澜之流乎？当然，如果江兄的确是出走。”
韦老师的发言态度我相当欣赏，啪啪啪地拍起掌来，可就我一人鼓掌，颜面遭到了尴尬，就让方向明一伙注意到了，“小侉子，你是红卫兵大队长，说说你的看法。”“大快人心！”我脱口而出，继而一怔，发现所有人都用讶异的目光看着我，“我就纳闷那些阿拉伯数字为甚来咱中国，见到它们，我就害头疼，与阿拉伯数字为伍的江老师一丢，我的课也不用补了。韦老师几天前只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没说不做题不能活么！我的看法是，数学下课！因为不做数学题应该不会害死任何人，所以我为什么要做第一个屈服的人呢？至于江老师丢不丢得了，丢不丢得成，他家里的鸡仔饼，荔枝蜜和椰子糖还有好些些，南方人贼馋，广东人贼馋双倍，他能撇下他的‘黄金细软’？不可能，我倒认为他是找大米去了。他再不找大米就像臭虫一样瘪了。”
半夜三更，一股股寒气扑面而来，贾校长就让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异常现象发生在江远澜身上。张菊花说有一次，县里的羊得了口蹄疫，通知各单位派人去疫病区救助，她去找江远澜，当时她穿了一件格呢外套，她一进江远澜的家，就发现江远澜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胸脯，她慌得语无伦次，但江远澜仔细地审视了一会儿，就以一种强制的语调说：等一等！于是拿来一把剪刀，也不征得她的同意，就剪掉了前面的几颗白色的大扣子。他还说濒死的羊最怕见女人的白扣子！张菊花一头雾水最后说道：那羊的心思他怎么知道？
“自从批林批孔以来，大会小会天天开，谁见过江远澜发言？”
“还有，出早操，校办通知各班班主任必须参加，可江远澜参加过吗？一次都没有，问他原因，他说笛卡尔早晨从来不起床，笛卡尔有晨思的习惯。笛卡尔晨不晨思和他有啥关系，莫名其妙嘛！”
“他还会讲鸟语。真要是干点见不得人的勾当，自身素质没问题。”
发言争先恐后，说的都是不好，但这不好拔不到一定的高度，如此“现行”，自然不是照天烧要的，他问谁和江远澜最熟。大伙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说他孤家寡人，从未见他与谁结伴出入。他又问谁和他接触最多，大伙们就说刚刚烧成炭人的侯大梅老师常向他请教，“论不相交的斯坦纳的三元系大集”中的究竟有多少不同的斯坦纳三元系存在的问题，侯大梅是数学发烧者，可惜她烧过头了。不知谁提起了瞿昙海伦，说海伦生前经常把大米送给江远澜，一个月才三斤大米，她都给了江，究竟是什么关系，难道她吃大米过敏？那女人生得风流，死得风流，带不走的还是风流，韦荷马向往地说道。贾校长站起来，做着双手拍皮球的动作，问：“谁最后见到过江远澜？在哪儿？”
郝老师说：“一周前在操场见过，江拿一本书，背抄手，下雨了，操场上的人纷纷离去，惟江毫无觉察，仍在雨中漫步，故印象深刻。”韦老师说：“五天前我找他借棋谱，第二天还他时，他还在。”小程老师说：“四天前江收到一封信，我找他借火柴时，他在落泪，我问他，他说他惟一的亲人，他干姐姐死了。”“对对对，没错，”我马上插话：“我到他家时，他正捏着信纸哭。”
“后来呢？”
“我去大殿锁门，江老师跟着的。”
“再后来呢？”
“我从后殿转出来时，不见了江老师，我就赶紧锁上门，回到江老师家呗。”
“家有人么？”
“我摇头。”
“快去开殿！”贾校长的声音大得吓人。
在大殿找到江远澜时，他趴卧在摆放香炉、供品的雕花硬木条几上，正在解题，身边亮着六盏煤油灯，身上还铺盖着一堆彩旗。煤油灯燃烧不好，熏得江老师成了非洲黑人。本来他就形销骨立，如此一来，骷髅旖旎。韦荷马和小程老师上前想去搀扶他，但江老师不干，既难看又笨拙地从近两丈的条几上翻下来，布满血丝的眼睛仍盯着《堆垒素数论》。一堆人哜哜嘈嘈问他渴不渴，饥不饥，江张开臭嘴，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把条几上的演算纸收拾好，又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后，把手中的书扬扬说：“这是宝殿，有1952年以来的《数学学报》，还有这书，这书。”
我把江远澜关在大殿的消息不胫而走，说我比黄帅（当时一名反师道尊严的中学生。）还黄帅的人占了多半数。让江老师忍饥捱渴三四天，尽管江老师说没渴着他，他喝了广告水粉颜色瓶里沉淀的清水，但江老师拉肚子打吊针也是事实，好心的老师，敲打着我说下次锁门时留心甭把自己锁进去，黑心的老师就说孔老二和阎锡山准备请你当先生呢！
偷了江老师的钱，关了江老师的禁闭（尽管无意），我只能自愿受刑——补课。我假模假式做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来到江老师家时，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把五天耽误的课程补回来，每晚至少四小时。那一晚，我比木桩子都老实，他出多少题，我做多少题，不会做的虚心请教。江老师在解题之余对我说：“既然我有信心做出‘黎曼猜想’，别的猜想根本不能成其为猜想。”我理解为他放我一马，脑袋一热，话脱口而出：“我一定加倍补课。”江老师像点眼药水似的在一杯热水中滴了几滴蜜给我喝，我不喝，他就说是荔枝蜜，我还是没喝。他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把我锁起来就不用补课了？”我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你为什么要锁我呢，”我就说我锁的是门。他说：“错了就是错了。”我说：“我没说我对。”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顽劣的学生，”我说：“我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较劲儿的先生。”
临走，他问我额头上槟果大的包怎么来的，我说羊犄角顶的。“学校哪有羊？”江老师不信。我先说是野羊后又改口说是犀牛。 白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清早五点十分起床，五点半到广播室广播，六点钟出操，六点四十分洗漱，七点吃早饭，七点半至八点练歌，八点到九点安排接待碰头会，其中还包括到各班察视黑板报、墙报、油印快报的情况，九点至十二点接待来校参观学习的师生，去校办粉笔厂、蜡烛厂、麻袋厂参观、看幻灯、看展览、看简报。十二点半吃完午饭，领着参观者到礼堂开会，先是批判会，后是文艺演出，最后是全体大合唱《国际歌》，由我指挥，等下午四点半把参观者送走，我马上到宣传队排练，此后还要和语文组的康老师学习朗诵、书法、刻蜡板，和小程老师一块打乒乓球、羽毛球及长跑，直到吃晚饭。晚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至少要做四小时数学题，在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屋，闻着劣质煤燃烧出的硫磺味，和一个瘦得像十字架的所谓先生糗在一起。我总算明白了那句话：日落显示了太阳的光辉——是在江老师买回那个红瓦盆的晚上，批林批孔运动再一次如火如荼，老师们晚上都要去开会，江老师明确提出要把我锁起来。我问他尿尿拉屎怎么办，他便买了个红瓦盆回来。我忿不得地告诉了韦老师、小程老师，他们俩捏鼓好了对我说，你又不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