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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道德方针——以社会规范为核心（所作所为遵从集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同情心（被别人的苦难所感动）、道德准则（信奉普遍适用的道德：公正或关爱）——构成了做出拯救善行的三个不同理由。奥林纳兄弟认为，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宽大为怀的能力——一种关心其他人福利的义务感，包括那些不是直系亲属，也不属于自己生活圈子的人。研究表明这种宽大为怀的气度与标志着那些非拯救者的“狭隘”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狭隘的人们更关注他们自身和自身的需要，他们只对一小部分人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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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关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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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一种成长的经历塑造了犹太拯救者宽大为怀的能力？
拯救者比非拯救者更倾向于描述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他们的父母所提倡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教会了他们关爱的道德观。一名妇女说：“我的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记住每天至少要有一次为别人做点好事。”相反地，非拯救者的父母则更多地强调经济价值（如“找一份好工作”，“要生活节俭”）而不是道德规范。
非拯救者更经常地描述他们的父母用体罚的方式管理他们——孩子们经常体验到的是体罚过后父母亲自己感情上的某种释放而不是任何与孩子行为有关的东西。反过来，拯救者们却记得他们的父母亲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惩罚他们，更多的是“解释事情本身”，告诉孩子们他或她已经“犯了错”或没有理解别人的观点。
拯救者的父母亲也常常明确地教育孩子们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要持积极的态度，并教育他们有义务在不计较回报或好处的情况下慷慨地帮助别人。一名拯救者说：“我的父亲教育我要爱上帝和我的邻居，不管他属于哪一种族，信仰哪一宗教。在我祖父的家里，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请每个人都进去。如果碰巧有一个犹太人来访，他会叫他入座。在我们家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就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欢迎。”另外一个拯救者主张，“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时，你必须实施援助。我们是我们的兄弟的守护人”。
拯救者长大后，种族和宗教的区别对他们而言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比非拯救者选择朋友还来得不重要。与非拯救者相比，拯救者发展了一个更宽广的心灵“内部控制区域”——一种敢作敢为和甘冒风险的更强烈的意愿。
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当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那些从小就培养了宽大为怀美德的人毫无意外地会伸出援助之手。从大屠杀中拯救犹太人源于他们通常与别人联系的方式。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可能持续这种方式。与非拯救者相比，在战后的生活里；拯救者中有更大比例的人参加到了社会服务中。他们最普遍的行为是照顾老弱病残者。
关于拯救者的研究无论对于家庭和学校都有重要意义。家庭需要培养一种有包容力的关爱，这种美德绝不仅仅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学校必须培养同样的包容精神，并通过每日相处让学生们去实际体验关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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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品格：道德的自我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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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拯救者的研究阐明了品格的本质和根基，但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正如心理学家安妮·科尔比（AnneColby）和威廉·达蒙（WilliamDamon）在他们的书《必须关注：当代生活中的道德信仰》里所指出的，不是每个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人都有拯救者的品格特征（同情心、内部控制的感觉、对他人怀有责任心）和家庭背景（教育孩子容忍和关爱的父母），他们也不是个个都甘愿冒生命危险去拯救犹太人。安妮·科尔比和威廉·达蒙：《必须关注：当代生活中的道德信仰》（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是。早期的生活体验——比如文化——能影响但绝不会决定一个成年人的品行。那么还有哪些别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人会选择不计付出、满怀同情心和勇气地去采取拯救行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科尔比和达蒙请一组“专家候选人”——神学家、哲学家与研究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来定义评判一个“道德模范”的标准，并举荐符合这些标准的人。令人意外的是，专家们在五个评判标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1）坚持不懈地信仰道德理想；（2）在理想和达成理想的方式之间取得一致；（3）牺牲个人利益的意愿；（4）鼓舞他人的能力；（5）对于个人的地位有谦逊心理。
使用这五个标准，科尔比和达蒙着手找出并采访了二十三个道德模范人物。从教育经历上看，有的模范人物只读到八年级，而有的则获得了医学学位、法学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们这些人里有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商人、物理学家、教师、慈善事业工作者、旅馆主人、记者、律师、非盈利性组织的首脑以及社会运动的领导人。这23个模范中有10个是男人，13个是女人。他们的贡献涵盖的领域有人权、反对贫穷、医疗护理、教育、慈善、环境保护、促进或维护和平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科尔比和达蒙发现，这些成就非凡的个体在他们的一生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这涉及一次道德的蜕变。多数情况下，明智可信赖的人和同事在培养这一明确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有的案例里，这个目标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使他们献身于一项事业或道德准则，而这导致了终身毫不妥协的正直和服务精神。
这些研究人员引用了俄国科学家安得烈·萨哈诺夫（AndreiSakharov）作为受这种目标驱使而发生蜕变的深入人心的例子。直到36岁，萨哈诺夫才成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的中流砥柱。他发明了氢弹。他不仅被看作是一位有前途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从不曾成为一名捣乱分子。
1957年，继苏联的核武器试验以后他开始关注有放射性的污染物问题并写了备忘录提醒大家注意。几年以后，他自己与尼基塔·赫鲁晓夫取得了联系，设法说服他停止进一步的试验——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干预国家的事情。到了1966年，他在公众场合表明了自己不赞同核武器试验的立场，并提醒大家不要重蹈斯大林主义的覆辙。1967年；两个对苏联国家持不同政见的人受到苏联法律的严厉制裁，他出面为他们求情。一年以后他失去了他的科学工作。1970年，他和两个关系密切的同事一起创建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以便在全苏联的公众场合为遭到迫害的人们辩护。1973年他请求联合国代表与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干预，使他们避免被送入精神病院。1986年，他成了国家媒体严厉攻击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从莫斯科被流放到高尔基市。
这是一次成年时期道德成长的旅程——从一个有保障、有成就的科学家到甘愿冒莫大风险去捍卫人权的有德之士。这次旅途不断地给予萨哈诺夫选择的机会，以决定是继续自己选定的道路还是放弃。每一次，都有持相同见解献身于人类自由事业的同事支持他或挑战他，使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进。他的道德朝圣之旅表明了品格的成长过程是如何持续了一生的，这一过程并不被童年时候就有的决定性因素、个性或文化所推动，而是在服务于一项有难度的理想事业时做出的自由选择。
作为教师和父母；我们能从中吸取到什么教益呢？首先，要给青少年提供机会思考并为自己设定有价值的目标，这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品格，又可以给予他们每个年轻人都需要的使命感。其次，我们自己应该成为典范，这样年轻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有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活生生的成年人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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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我们民主国家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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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影响社会的每个领域。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旅行中，我和一位在从商30多年后转而做大学人事工作的妇女进行了对话。她曾经先后在五个公司工作过。当我告诉她我的工作是品格教育时，她告诉我从她的个人经验出发，她看到了品格是怎样深深地影响商业的：
如果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品格，那么你就不会有团队精神。品格将影响你对待你的同事和顾客的态度。如果没有品格，你会腐化堕落。人们只会关心他们自己。
两年以后，随着国内公司丑闻的层出不穷，她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做假账，操控股市，以及导致安然、世界通信和其他企业巨头腐败的内部交易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已经失守的道德阵地。引起这一系列丑闻的节节攀升的贪婪反映了企业文化的变化，而政府撤消了许多关于腐败的强制审查的政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使得国内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而这一差距削弱了家庭的作用并改变了我们民主社会的道德观念。
这一转变在凯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出版于2002年的书《财富和民主》凯文·菲利普斯：《财富和民主》（纽约：百老汇书店，2002年）。里有详细的记载。菲利普斯并不是作为一个左翼分子来写这本书的；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共和党人。他说，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美国人的手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不但造成了直接的经济后果，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因为金钱不断地被这一小部分人用来扩大政治影响力并因此而确定成公众政策。
1999年，对于60％的美国人来说人均收入（税后）比1977年还低。与此同时，在1982年到1999年之间，400个美国最富有的人的平均净资产从23亿美元上升到26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位居首位。
1990年，首席执行官们赚取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85倍。到2000年，他们的所得是一般工人工资的531倍。198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水平是350万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54亿美元。
从1980年到1999年，500个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资产和利润增至三倍。在这段时期，这些公司使大约500万美国人失业。
在所有的美国人里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养老金计划；更别说社会保障金了。美国工人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跟一般的欧洲工人相比每年多工作350个小时——然而他们的医疗保险、产假、带薪假期以及通知被辞退的时间是所有西方国家里最少最短的。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国内税收署（InternalRevenueService）用更多的时间和预算来审查工人们，包括工作中的穷人们，却不是去审查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而后者往往采用避税计划。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有近22％的孩子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在英国只有10％，比利时则只有4％。
简而言之，就像菲利普斯和其他经济、政治分析师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正迅速地把国民财富经过重新分配后装进已经非常富裕和有权势的人的腰包。然而过去情况并非常常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处于中层的60％的美国人享有经济增长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但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恰恰相反。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