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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淘、邓晓芒《康德指要》中有目的论证明的四个步骤：第一，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到处显示出某种有目的的秩序，其质的多样性和量的无限性都表明一个伟大智慧的安排；第二，这种智慧显然不在这些自然物本身，而只有由外在的安排才能相互和谐；第三，所以一定存在一个智慧的原因，它不是通过自然的生殖力、而是通过智性的自由而对世界起作用的；第四，这个原因的统一性可以从世界各部分的和谐推论出来，这种推论在我们观察范围内有确定的证明，但最终要借助于和人类技术产品（房屋、手表等）的类比。
总而言之，自然神学证明同宇宙论证明是相同的，即从有条件的经验出发推论上帝的存在。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表现在自然神学证明从自然界事物的合目的性、和谐性和有秩序性出发，推论出最高的目的——上帝的存在。这个证明所由此出发的经验是美学的、宗教的经验，而非科学的经验。这种证明最大的特点是把上帝看作是世界的“设计师”。
二、对目的论证明的批判
第一、从自然产物的合目的性与人为事物的合目的性相类比，推出一个宇宙的创造者，这并不恰当。因为人类只能按照既予事物的性质，安排事物，使适合自己的目的，而并不能创造事物；故若从自然事物的合目的性，至多只能证明有一个宇宙的建筑师，而不能证明一个宇宙的创造者，此其一。其次，类比推理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故宇宙的壮美和谐只能引起我们情绪上的赞叹，而并不能确切地使我们推出一个最高存在者（创造者）来。在宇宙论的证明中，从偶然的存在（受条件限制的存在）依照因果系列的回溯，推出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这种推理是必然的，因为所依的是因果律；但自然神学的推理，所依的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是没有必然性的，所以这个证明不能给予我们以确切的最高存在者的观念。谁也不敢于赞美宇宙的秩序和谐之余，断然地说一个最高睿智的创造者存在。第三、本证明从宇宙的秩序和谐和合目的性推出宇宙的创造者之后，便脱离了经验，纯然从先天的概念上来考量这宇宙的创造者的实在性，因而把最高实在性赋予它，这正是宇宙论证明所走的老路。所以，所谓从宇宙的和谐性和合目的性的经验出发来推论宇宙的创造者的存在，完全是多余的；事实上，它仍然重蹈宇宙论证明的覆辙。宇宙论的证明建筑在本体论证明的基础上，而自然神学的证明又建筑在宇宙论证明的基础上，而且，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证明；故事实上理性神学的证明只有一个，即本体论的神学证明。本体论的证明不可能，则理性神学的证明便是不可能的。
三、
但康德却对自然神学的这一证明情有独钟，认为它是任何时候都值得重视的、最古老、最清晰、最适合普通人类理性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证明的永恒的效力其实并不在于它那套思辨理性的程序。这套程序，从思辨理性的严格要求来看毋宁是不够格的、模糊的，是一种只具有或然性的“类比推论”，即类比于人类的合目的性行为如艺术和技术的产品。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到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通过“拟人化”而提出的“意匠说”证明。然而，就算这一证明在理论上如此不确定，它却对人的心灵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力。“理性不断地为这种虽是经验性的、但却如此有力并日益增强的证据所鼓舞，不会为精密抽象的思辨提出的怀疑而气馁。只要它看一看大自然的奇妙和宇宙构造的庄严，就会像梦中猛醒一样，从冥冥苦想的犹豫中完全摆脱出来，使自己从高处上升到高处，直到最高处，从有条件者上升到条件，直到最高的无条件的造物主。”换言之，这种证明的真正效力，其实并不是思辨理性的推理，而是通过拟人化而对实践理性的道德原理的某种暗示和象征。这一点，在康德后来所写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有更详尽和明确的说明。
第四节：总结
1。从上所述，可知理性神学的三种证明都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性的根本症结，在于把只作为理性的统制原理（知识成立的形式条件）的理念，误作为独立自存的实体。“绝对必然的存在体”及“最高实在性的存在体”就作为理性的统制原理而论，是各有其效用的。我们不如说：这两个理念是我们的知识成立的必然要求（必然条件），没有它们，我们的知识无法成立。但是，如果把这两个理念结合，成为独立自存的实体化的“上帝”，则便是虚无的东西了。这是理性神学的不可能的症结所在。
2。康德将人类一切曾经有过或可能有的神学，归为两类，即“理性神学”和“天启神学”，其各基于理性与启示。理性神学又分为“先验的神学”和“自然的神学”。“先验的神学”又分为“本体论的神学”与“宇宙论的神学”。自然的神学又分为“自然神学”与“道德神学”。引表如下：
本体论的神学
先验的神学
理性神学 宇宙论的神学
神学 自然神学
自然的神学
天启神学 道德神学
理性的神学中，若只通过纯粹理性，用先验的理念（如所谓“原体”、“最实在的存在体”及“一切存在体的存在体”等）来思考其对象（神）的，叫作“先验的神学”。如果依照我们的心灵的本性来思考“神”为“最高睿智者”的，例如，由于我们看见自然界的和谐和合目的性，便说神也和我们人类一样具有智性（神的智性）和自由来创造这个世界，又如基于道德上的要求，使善人有善报，恶人有恶报，因而必然地假定有一个最高的睿智者的神来监督和维持这个世界的道德秩序，这样的神学叫作“自然的神学”。
“宇宙论的神学”虽然从经验出发，但只是“一般的”（可能的）经验，且最终归结为本体论的神学，因此与本体论的神学一起被划归“先验神学”，成为康德对先验理想进行批判的主要对象；相反，“自然神学”虽然最终也要归结到宇宙论的神学和本体论的神学，即必须以“先验的证明”（先验的神学）为前提，但其中已通过“人格化”或“拟人化”（如涉及合目的性秩序、实践和自由概念）而与“道德神学”相通了，因此它是从神学的思辨原则向道德（实践）原则的一个过渡，而归入了道德神学一起（自然神学）。
3。严格说来，一般人惯于信仰一个具有智性和自由的上帝，故先验的神学所论述的上帝，不是一般人所信仰的上帝，而只有自然神学和道德神学的神学所指的上帝，才是一般人所信仰的上帝。明了神学的区分后，我们来检讨我们的理性能力及其有效范围，看看哪些神学是我们的理性能力所可及的和有效的。
我们的知识分为两种：一是理论的知识（theoretische Erkenntnis），一是实践的知识（praktische Erkenntnis）；理论的知识又分为两种：一为思辨的知识（spekulative Erkenntnis），二为自然的知识（Naturerkenntnis）。
理论的知识是我们运用理性认识“存在的东西”所得的知识。理论的知识也有“思辨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的区别。理论的知识是我们运用知性范围去认识存在的对象的知识。我们知道，范畴必须应用于直观对象之上才有其实在性。如果我们应用范畴通过直观去认识对象，则这种知识是“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实在的，一切自然科学的知识都属于此类知识。如果我们把范畴全然脱离了直观而作单独的运用去认识对象，则这样构成的知识是“思辨的知识”。思辨的知识因全然脱离了直观，它所认识的存在完全是虚无的。
明了了我们的知识的区分，我们便可以了解理性的神学的不可能性的根源和它的出路了。本体论的神学是纯然从超经验的理念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这是思辨的知识，故是虚无的。宇宙论的神学，虽然佯作从经验开始，事实上当它到达“绝对必然的存在体”后，也全然脱离了经验而从纯概念（理念）来考量上帝的存在，故也是思辨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至于自然神学，表面上看似乎也是从经验开始，且可推出上帝的智性和自由，但是一则这样推出“宇宙的创始者”的存在没有必然性，二则当其考量上帝的存在时仍然脱离了经验，而从纯概念来考量上帝的存在，故仍是思辨的知识，也是虚无的。由此可知，理性的神学的不可能性，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理性脱离了经验而作思辨的运用。上述三种上帝存在的证明的不可能性，其根源就在这里。那么有人要问：从“自然的知识”来证明上帝存在可能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的存在如属于自然的知识，则这上帝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它便不是绝对必然的存在体了。
理性的知识与实践的知识是理性的一体两面。同是纯粹理性，但由于应用的不同，其意义便截然不同。打个譬喻说：同是一朵花，在画家心中的意义与科学家心中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理性有如符号，用在理论知识的境界中与用在实践知识的境界中的意义完全不同。实践的认识涉及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指在实践上被运用的理性。康德正是通过实践理性建立起其道德神学的。既然上帝对思辨的理性来说只是一种理想，既不能证明其客观实在性，亦不能反证，那么如何弥补思辨神学的这个缺点呢？康德认为在实践领域中的道德神学可以弥补这个缺点，道德神学既防止把上帝看成是知识的对象，又能满足我们关于最高存在的要求。这一建立的过程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将详细解释。
4。意义
第一，康德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推翻了宗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理论，打击了宗教神学。近代反宗教神学力量和维护宗教神学势力展开了不断的斗争。第一次是16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宗教改革”，虽然它没有公开否定宗教，但对封建的宗教势力给予很大打击；第二次是英国革命，它实现了反对宗教的新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完成是在法国革命中。然而这些斗争，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社会经济等方面给予封建宗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在哲学上，特别是从理论上，真正摧毁宗教神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的，应当说是在德国哲学革命中。而康德第一个举起了批判的旗帜。
第二，康德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把科学和认识论从宗教神学不彻底解放出来，从此把宗教神学的统治驱逐出科学和认识领域之外，同时确立人的理性本体和价值。
第九章 先验方法论之纯粹理性的法规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先验要素论，一个是先验方法论。“先验要素论”所做的主要是批判、否定和限制的工作，“先验方法论”是要系统地展示这种批判的否定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正确思维的方法，因而主要是建设性的。先验方法论专门解决未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