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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还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98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人民政府开展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自己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而且由此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 ……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同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
从1982年2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11月13日，我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可是学生们还沉浸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悲壮的场面之中。
我对表情庄重的学生们说：“明天是11月14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是大家是否知道，33年前的11月14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
“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
“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本来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
“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
“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毛、两毛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们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暇呢？
我当然不好为我这个想法而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交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却是很可贵的。再说，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的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希望。我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捐款时撒了谎，这难道仅仅是欺骗了老师吗？不！这是欺骗了先烈。我们不希望这笔捐给先烈的钱里包含有哪怕是一颗不诚实的心。”
放学后，又有几位学生来交钱，他们都如实地说明这笔钱是自己节省的零花钱。
中午，我到教室去，许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七角二分钱，并不是卖废铁得来的，而是妈妈给我吃早点的钱，可我在交钱时，却说是……”
“别说了，你今天做得对。你仍然是诚实的孩子！”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一会，刘春华、文丽、陈建等同学也来向我承认自己交钱时说了谎。下午上课前，我又在班上表扬了许艳等同学：“能主动用诚实行动来改正不诚实缺点的同学，仍然无愧于先烈！”
课后，又有两个学生来到我跟前。
“李老师，我昨天交的六角二分钱里，只有六分钱是卖牙膏皮得来的……”
陈晓梅低着头说。
“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两角四分钱里，只有一角七分钱是卖废品的钱……”张帆红着脸说。
…… ……
凝集着学生们对先烈真诚敬仰之情的捐款寄出去了。在填写汇款单时，我在寄款人姓名一栏里写的是——
“献给先烈的五十三颗爱心和童心”
用心灵赢得心灵，不只是教育的条件，更是教育本身：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手记二：与顽童打交道
？？“后进学生”的转化
⊙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
？？转化“后进学生”的指导思想
不客气地说，离开了对“后进学生”的研究与关注，“素质教育”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虚伪的。
理由很简单：“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柳斌）而对多数学校的多数班级来说，“面向全体”就必然面向为数不少的“后进学生”。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有哪怕极少数的“后进学生”在我们教育者的视野之外，那么，我们所标榜的任何“素质教育”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而只能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耻辱！
转化“后进学生”的途径、方法当然是很多的，但其基本的教育思想却应该充满“民主、科学和个性”的精神。
一、民主：用心灵赢得心灵
爱，是教育的前提；但是，对“后进学生”来说，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换句话说，教育者对“后进学生”的爱，决不应是为了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而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而是教育者真诚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后进学生”看作朋友时，这些顽皮的“后进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视为“哥儿们”。我喜欢与“后进学生”们“吃喝玩乐”：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在草坪上摔跤、斗鸡；假期，和他们一块儿徒步去郊外旅游，在田野追逐；他们有了学习上的进步，我带他们去吃火锅以表庆贺……也许会有教育者指责我的教育“太庸俗”，但我认为教育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不但是无比幸福的，也是无比高尚的！也可能会有人敬佩我善于给”后进学生”们带去欢乐，我会说：“不！不是我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而是他们给我带了欢乐；或者说在没有师生界限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共同的欢乐！”
当孩子们与教师产生了朋友般的依恋之情后，点燃学生心中“想做好人”的愿望，便是教师实施教育的关键。苏霍姆林斯基多次谆谆告诫教育者：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而且长期与顽童们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某些教育者心目中“一无是处”、“不可救药”的学生，其心灵深处或多或少也有着美好道德的萌芽，因此，对”后进学生”的成功转化，与其说是教师向他们“灌输”（即使是很巧妙的“灌输”），不如说是引导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善良之处、高尚之处，帮助他们树立“我是有缺点的一个好人”的道德自信。我经常与”后进学生”谈心的话题，便是让学生谈“我有什么优点”；如果某一“后进学生”因为长期受斥责而丧失了道德自我肯定的勇气和能力，我便让全班学生帮他找优点。注意，教师这样做，决不是仅仅是一种教育技巧，而首先是一种对“后进学生”由真诚热爱而产生的真诚信任。
当然，比起其他学生，”后进学生”犯错误的时候要多一些，教育者很难做到不对他们发怒；但是，“一个好的教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教师也有权发泄他的愤怒，任何一个有涵养的、受过教育的人也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也时刻记着：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苏霍姆林斯基）我这里还想强调的是，在批评教育的问题上，师生同样是平等的：教师当然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教师如果批评失误，应该尊重学生申辩或解释的权利；如果冤枉了学生，教师应该公开主动认错。有一次上课，我看到一位因平时上课极爱说闲话而被我经常苦口婆心教育的学生，又在向周围同学说着什么，我一怒之下声色俱厉地把他痛斥了一顿，当时他红着脸低着头承受着我的批评；可是课后，有学生来告诉我，说那个同学刚才是为同桌念黑板上的板书（同桌眼睛近视而又忘戴眼镜了），并不是有意说话。我顿时惭愧极了，立即回教室当着全班学生向那个学生认错，并决定替他当一天值日生，以表达我的歉意。这事让学生们很感动，我却说：“学生认错，大家习以为常；为什么老师认错，同学们就格外感动呢？错误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
二、科学：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
前面谈到的学生心灵深处美好道德的萌芽，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依据。但是，对“后进学生”而言，这些“萌芽”往往被各种缺点的“杂草”掩盖着。教育者的明智和机智，在于引导”后进学生”经常进行“灵魂的搏斗” ？？不但善于发现自己的可贵之处，更勇于用“高尚的‘我’”战胜“卑下的‘我’”。
要求”后进学生”在一个早晨就根绝所有坏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让他们通过自我控制而逐步减少犯错次数。有一位”后进学生”上课特别爱唱歌（虽然有时候只是小声哼哼），他知道同学们对他这个坏习惯很反感，自己也很想改正，但缺乏信心。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每堂课都要唱歌，影响同学们学习。这样吧，你先试试尽量争取每天有一堂课不唱歌。如果没做到，我暂时不批评你，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