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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我相信黑人做鬼脸和白人、黄人没什么不同，我也不是种族歧视主义者，可就是害怕。一张张脸夸张的扭动着，感觉像置身在热带丛林和猩猩在一起——害怕有什么办法啊！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熬过这几个钟，都不行吗？
我逃也似的出了候车厅。门外还有一层半敞着的玻璃门，两层门之间大概4平方的空间，堆了几件还没运走的行李，侧面又有扇门，紧闭着，应该是通往行李房的。靠着这扇门，坐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
流浪汉？乞丐？
一个白人，年轻人。
他的样子很怪——并不是丑，只是线条过于僵硬，给人一种狰狞的感觉，让我想起学校海报贴的暴露狂头像——可这种感觉在他看过来的一瞬间消失了。确切的说，他并没有看我，只是把头转过45度角，与我正面对了一下，我丝毫感觉不到他目光在我身上停留，连蜻蜓点水的接触都没有，尽管我们面对面，两米内的距离。
一张忧虑的脸，希腊式方正的轮廓，浓眉凹眼，可是目光是空洞的，嘴角向下紧抿着。
——忧虑，我不自觉用了这个词，其实我先感到的该是英俊，英俊的面孔才善于表达这种深沉的情绪。
他的身边有个圆柱形的锡皮盒。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啊，去年这时候好像还有人愁钱花不出去，前年的圣诞餐具才用了一次又换新的，桌布没铺出来就不想要草莓图案，第二天又去买张卡通的。然后不知何时，萧条啊，失业啊，股票跌市啊，像雪球一样在人们嘴边滚过，圣诞老人的口袋换成了街边接钱的帽子。而且，伸出的手并不衰老、虚弱；相反，像这样精壮的年轻男子似乎多于老人妇女。这真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我有些犹豫——退回去是不想了，外面？——门口灌进一阵冷风。
他突然嘀咕了一句什么。
“啊？”我不确信他是在跟我说。广场上不时有要钱的向我招呼，从来没试图听懂过。
他晃晃盒子里的钱币“小姐，我收工了。”
他还是不看我，只盯着盒子里面，脸上浮起大男孩特有的顽皮的笑。他的睫毛又长又卷，给苍白的脸平添了几分天真。
我想他或许比我还小呢，离家出走吧？想着，就在他旁边的几张废纸壳上坐下了。
奇怪的，这下反倒放松了。
这两层门之间的地盘刚刚好，不那么热，也没有难闻的味道，空气清冽，我好像这才从下错站的昏眠中彻底醒过来。
第11辑第137节：香蕉月亮（3）
厉放还是会问我为什么半路打电话的吧？他那种科学动物，有对万事万物寻根究底的强迫症。出于他对我一贯的“有罪假定”，推测出我下错站不费吹灰之力。问题在于，他听到留言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记不清他已经没把我、我的一切举动当成问题有多久了。进一步说，专业以外，对于这世界，我们每天吃喝拉撒嬉笑怒骂的世界，他已经很久没发现一点问题了。
我也好久没把他当个问题这样想想了。靠在墙上，我听见自己叹了口气。
十来年前，当厉放哥哥还是升旗手，每周做“红旗下的报告”时，还是个好高谈阔论，整日跟同学老师甚至我老爸争执不休的家伙。我不大明白他说些什么，可是他的眼睛，熠熠生辉的眼睛，明白无疑告诉我他是对的！我从没怀疑过他，就像一个最坚定党员。只是过一段，他又否定自己。
“可是你上次说……？”
“我没有。”
“有。”
“你肯定记错了，我是说……。”
“我没有。你说……”
“……就算我说过，笨笨，万事万物是变化的嘛，有点发展的眼光好不好？”
或者“不要尽信我啊，学我点怀疑精神。”
直到某一天，校园里一个有蛙鸣的夏日夜晚，我们一次比较有意义的长谈中，他通知我，虽然实践范畴作为科学工作者，他坚持唯物论，相信科学；但是，本质上，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他跟我谈到量子力学，宇宙和人类历史以及该死的哥德尔定理——该死是我的看法。原来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确定的，不过是个概率分布；原来根本分不清真伪，甚至没有“非”的定义，任何一个我们信奉的、赖以生活的定理都是不完备的；未来不是给定的未来，而是一种“构造”（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说到哲学——他读研以前，我尚在中学，有几年只凭书信交流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读起西哲——这原是他成为准科学工作者之前不屑的；那时候他认为研究现象就够了，哲学只会是聪明人糊涂。他推荐我看加缪的小说——比如《局外人》，既然我不会去读纯理论书。我抬抬眉毛，做了个“老天”的表情。我知道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这话让人一听就郁闷——然后他说算了，别费事看了。他又第一千遍讲起他那个跳楼的导师，可和每次一样，和校方一样，对这位中年有为的教授为何轻生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最后，在我疲倦的觉得大脑吸收不了更多信息时，他看着我说：
“你什么都没经过，看得少，我说的你还不明白。”
我一直是他的好学生，况且我长大了，这一次，我听得比以前好多次更明白。是的，我长大了，不会再把他语气里的无所不知、沧桑和厌世——好像有那么一点——太当回事。男人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他这种。总想显得比别人能。其实我都明白，我不说，不让他知道我有多明白。想到这，我狡黠的笑了。
十九岁的月亮……我想我现在对他那时候的话更明白一点了，后来我也对一两个朋友发表过类似的宏论；可是他大概又update 了，至于怎样变的，他不说了。我想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问以致忘了。我就眼看着他向着一团雾气滑去。
身边人数了数盒子里的钱币，大个的捡进了口袋，其他的硬币在手中转了一圈，叮叮咚咚投回去，又倒出来。
“嗨，虽然下班了，我还想问问——你有零钱吗？”
我拍拍口袋耸耸肩，“没，我是个很穷很穷的学生。”
我笑了。从没和乞丐搭过腔呢，在国内也没有。
“噢。”好像也不失望。
我突然想和他说说话，我好像好久都没和人好好说说话了。陌生人？男子？外国人？乞丐？我们之间有很多沟壑，可是和我一个大院长大，认识同一类人，做过差不多的事，进了一间大学又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说呢？
你念过多少书？
你是本州人吗？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为什么到这里？又要去哪里？
你会在地铁口吹口琴吗？
你晚上有地方睡吗？是不是政府的那种市民广场旁的房子？
你会不会也在街心花园和流浪的姑娘聊天？——啊，你有过女朋友吧？
……
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看着他掏出一把小刀，细细的修着锡皮盒的边缘。
一把黑柄的刀，刀刃比手指稍长，似乎很锋利——也可能锡皮不经削，轻轻一下，一圈就掉下来。已经很平滑了，他却还不满意，盒子在他手中短了一截。看来他并不期望盒子有一天盛很多很多的钱啊。
我看得太久、太直接了吧，超过了礼貌的界限。幸亏他并不注意我。还是想不出如何开始对话，算了，我又掏出小说，虽然光线不太亮了。
第11辑第138节：香蕉月亮（4）
记不住看到哪了。男主角流浪天涯，仅能吃饱，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希望，却满足；女主角目标明确——嫁人，嫁一个愿意娶她的人，却一肚子困惑。这样的对话，放之四海，各个种族，职业，性别、年龄的两个人之间都能写成一本书。活着、幸福、未来……一千个花园能有上万个版本的对话，可说来说去，也差不多，不是吗？有些人就是这样执著于繁琐的细节，执著于活着，如何活着以及为什么活着；还有些人，什么都看透了淡了，挥挥手不说了。以前以为看透很难，得经过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可不。
我就觉得我比我爸看得透。
可他过得比我有滋味。我羡慕他有文革抄家、下乡、做帮运工、30岁背着我写论文的苦难史，这使他的奋斗有了参照，有了意义。时代的浩劫分散了他的心思，使他一生为一个个细节殚精竭力；社会的不公使他可以怨天尤人，而不用归罪自己，更不用思考什么形而上。我觉得老爸有时候很天真，50多的人了，没有一轮分房他不气——自己有了三居室还替人不平。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意外的，贪污腐败、党同伐异都是社会的必然。我不相信任何人类足迹所到之处有绝对的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我只相信自己。
其实只有自己才是我真正怀疑的。活了二十几年才发现我所作的选择都不是选择，只是凭借惯性，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驱使我选择的惯性力量越来越小——所谓有了自由——我好像得自己生发出点力；可让我接着滑的社会惯性越来越大。我没理由不，我找不出更好的路径，我其实别的什么都没尝试过；如果达不到应该的那个高度，我只能怪自己。可是我“自己”真的在乎吗？
想得我有点烦了，这些念头本来就荒唐、幼稚。
没有意义……
“你是中国人——？”
他望着我手上的书，突然问。
“是啊，中国大陆。”在学校，我习惯这样明确出身。
“中国。”他用中文说这两个字，“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中国人。”
“啊？哪里？中国哪里？”我有些惊喜，像是他乡遇故知。
他仰着头，神奇的吐出三个字：
“马鞍山。”
这么小的地方！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离我家还那么近呢！
如果不是大学时代一个来自马鞍山的同学，恐怕我对这个小城根本没什么印象。记忆中这个女孩还鲜活活的。刚进校军训的时候，扎着根老鼠辫儿，不情不愿的排在我后面。两天后熟了，就冲我嚷嚷说“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合伙买棉袄。我白天穿，你晚上穿；我冬天穿，你夏天穿。”天，真得受不了……
是对这个地方太陌生了吧，一提起马鞍山的女孩，我觉得就是她了——这么可爱的女朋友呀！
“她现在——？”我很好奇，却不知怎么问。
“嫁人啦，嫁了个老头子。”
哦，这样的故事，比如她为了身份，比如他的家庭反对，比如他们俩本来就是一场游戏……？
他埋着头，双手插在头发里。
“她抛弃了我，她抛弃了我。”
有辆车来了，一群人从候车厅拥出来。我跟着走了几步看看——不是到纽约的，又折回来坐下。再不来到纽约只能坐半夜车了，可我居然不急。
他的头发有些脏了长了，却还没有油腻得卷成一缕缕。十指纤细修长，一般被认为是好出身的表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