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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淫乱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设男女之大防”。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亲。”
由此可见，古人的“设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样了，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设男女之大防”，至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不文明的东西，比如嫖妓和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因为动物可是只有异性关系，没有什么“同性恋”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还要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民族曾经下大力气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规范，以至于使性变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性本身并未因此而消亡，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只不过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罢了。
这个为社会公认许可的范围，就是夫妻关系。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一）形式与内容
夫妻，是所有男女关系中最正当的一种。
人类的性关系，除夫妻外，还有其他形式，如纳妾、宿妓、偷情、通奸、苟合、强暴等。这些形式，历史上有，现在也并未完全消亡。但是这些形式都不正当，法律不允许，道德也不支持。所以，这些形式，有的要受限制（如纳妾），有的要受鄙视（如苟合），有的要受批判（如私通），有的要受制裁（如强奸）。其中，除纳妾因其是一种“准夫妻关系”而曾被容许，宿妓因其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曾被默许外，其他方式，都只能是地下活动，或半公开半地下，不大见得了人，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只有夫妻，才是光明正大的男女关系。中国如此，外国如此，世界如此。
那么，为什么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最正当的男女关系呢？因为人不是动物。动物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动物的性关系不必规范，无须管理，也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人则不然，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他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必须规范和管理，也必须从野蛮走向文明。夫妻就是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这种文明形式的形成，无疑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无疑也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作为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夫妻关系不仅是人类最正当的两性关系，也是人类最常规的两性关系，因而对男女性别角色的塑造，影响也最大。因为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男性和女性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确证，也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生成。有男人才有女人，有女人才有男人。女人是男人的一半，男人也是女人的一半。有什么样的男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而有什么样的女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只有在一定的男女关系中，才能作为男人和女人而存在。夫妻关系既然是最正当也最常规的男女关系，则其对于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角色的生成，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点，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就尤为突出。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因囿于“男女之大防”，男女之间，交往极少。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夫妻关系，几乎是唯一的男女关系。而且，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大多早婚。男孩子和女孩子，往往刚刚成人，便已婚配。也就是说，当他们刚刚进入性别角色状态时，便已或为人夫，或为人妻。这样，夫妻关系，对于他们性别角色的塑造和生成，就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两性关系时，便不能不首先讨论夫妻关系。
把一男一女两个人结为夫妻的是婚姻。
婚姻是中国人的大事。
正因为是大事，所以不敢马虎。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大事的具体操作，大体是要经过和履行下列法定或约定的程序：第一步叫“纳采”，近代俗称“说媒”，即先由媒人往女方家中陈述男家求婚之意，询问待字之女的年岁与生肖，然后由男家请术士“合婚”，卜算生肖是否相和，婚姻是否吉利，双方同意了，男方就送一只雁给女方，作为“献纳采择”之礼，所以又叫“委禽”。宋代以后用羊、酒、彩缎为礼，叫“敲门”。第二步叫“问名”，近代俗称“定婚”，即双方正式交换庚帖，甚至详至两到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第三步叫“纳吉”，近代俗称“小聘”，即男家向宗庙问卜于祖先，如得吉卜就往告女家，并致送定婚礼品（一般为女子衣饰），女家也致答礼（一般为冠履及文房四宝），婚约即告成立。第四步叫“纳征”，近代俗称“聘礼”，即于迎娶前几日，男方将议定之聘金，并布帛、衣服、首饰、礼饼等物，如数以盛大仪仗送之女家。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邻里，以示女儿出嫁有期。第五步叫“请期”，近代俗称“择吉”，即由男家择定迎娶之吉日，并通知女方。第六步叫“亲迎”，即在喜结良缘之日，新郎躬率鼓乐、仪仗、彩舆（俗称花轿），到女家以礼迎娶新娘，并一同归家。此节为以上六项程序中最隆重最重要者，通常所谓“婚礼”即从此开始。远自先秦，近至当代，上至品官，下至庶民，新婚之日，无不亲迎，唯皇帝因至尊而例外。同时，它也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一生中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宠，因此也历来为女性所看重，倘无花轿，决不嫁人。以上六大程序，合起来就叫“六礼”。依六礼而婚娶者，就叫“明媒正娶”，有着不可动摇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