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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甘愿由宋江剐杀的李逵，却有一次当真要杀宋江。其原因，则是听信了谣言，以为宋江抢了山下刘太公的女儿。这在李逵看来，是比写反诗或者投降朝廷都要严重得多的问题。写了反诗，无非是去做“匪”；受了招安，无非是去做“官”。官也好，匪也好，都还是人。倘若抢了民女，那就是畜牲。所以李逵见了宋江，先是“气做一团”，说不出话来。等燕青说完备细，便开口大骂：“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牲！”以李逵之敬重宋江，爱戴宋江，如果不是气愤到了极点，是骂不出这话的。
不能把李逵的这一气愤，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弱者或打抱不平。实在地讲，李逵不同于鲁智深，其实并不同情弱者，闲常也不爱打抱不平。你看他在江州劫法场时，滥杀了多少无辜？应该说个把两个弱女子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眼里、挂在心上的。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他敬重、爱戴、值得为之一死的宋公明哥哥，到底是否果真不好色？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有怀疑，有担忧，曾经在心里打过折扣，这才一触即发：“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个酒色之徒。”可以说正是这失望，或者说，正是这怀疑之被验证，才使李逵有上当受骗之感，而愤怒也才达于极点。于是，悲愤至极之时，长期埋在心底的、对宋江在“女色”问题上的不满也随之脱口而出：“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表面上是以此证明谣言可信，实际上则不过是在发泄自己早已有之的“看不惯”。
显然，这场纠纷，对于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后事实证明了宋江并未抢掠刘太公的女儿，也就证明了宋江并不“好色”。而且李逵对宋江的私下怀疑，对于他娶阎婆惜养李师师等有“好色”嫌疑的种种不满，作为一种被压抑到心理深层的东西，也因终于说出而得到了宣泄。从此，李逵便将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跟着宋江走到底，为宋江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乃至跟着宋江去投降。
然而，也许任何人（包括李逵自己）都不会想到，李逵的内心深处，并未果真因此而变得轻松起来。相反，“替人夺回女儿”一事并未了结，反倒成了李逵心理深层的一个“情结”。
这个情结终于在第九十三回变成了李逵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李逵梦见的都确实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受天子嘉奖，杀四大奸臣，见到自己死去的老娘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梦又是由这样一个梦开头，——李逵闯进一家庄院，正碰见十几个强人要抢别人的女儿，于是李逵便把这十几个强人一连七八斧砍翻在地，救了那一家三口。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因为这种好事，李逵先前也曾作过，比如帮刘太公夺回女儿等等。如果其梦至此为止，也不过只是一种“英雄回忆往事”罢了。蹊跷的是，在这场梦中，却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从末出现的结局——那被救女子的母亲，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亦即那个被救者嫁给李逵。这可真是闻所未闻，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连梦中的李逵，也被吓了一大跳，触了电似地跳起来叫道：“这样腌臜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说完，便逃出门去。
这个梦实在是《水浒传》中难得的真实的一笔，因为它真实地告诉我们，以李逵为代表的“无性英雄”心中，其实还是“有性”的。只要是生理正常的人都有性的要求和冲动，没有才不正常，才是变态。所以，不论是现实生活中被救之女出于感恩或出于仰慕，要嫁给李逵，或者是李逵梦见了这种事，都很正常。李逵梦见这事，说明他自己内心深处，多少有点希望能有这样的事出现。而且，按照常规、常理、常情，这种事也应该出现，或者说不该不出现。然而，生活中又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所以李逵就会做这样的梦。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不贪女色，不图报答”的好汉，他又决不能接受这种把被救女子纳为妻室的安排，哪怕他们两人果真一见钟情也不行。这两方面的要求或冲动是那样地强烈，连李逵自己也吓了一跳，只好夺路而逃，并在梦中继续去杀人。看来，像李逵这样压抑了性需求的所谓英雄好汉，最终都将只能变成一架机器：或者是杀人放火的机器，或者是喝酒吃肉的机器，至多也不过是“做好事”的机器。
也许，像李逵这样“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的人只是少数，但江湖好汉大多不看重女色，却也是事实。他们或者根本不去想它，或者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总之是看得很淡。他们也许会说笑调情（如武松），也许很风流倜傥（如燕青），但都不会“动真格的”，武松在十字坡说“风话”，那是为了骗孙二娘下手；燕青在东京城弄“风情“，也只是为了引李师师上钩。燕青曾对戴宗说：“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所以他虽搬到李师师家去住，李师师也有意于他，却也终于井水不犯河水，让李师师白盼了一场。
英雄好汉们的“拒色”，其原因也许是相当复杂的。比方说，认为“色欲伤身”，近女色会妨碍练武，或者因为江湖上风险太大，而女人只会添乱、坏事等。但有两种观念，无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种观念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可以作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很短的，儿女情才能长久；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者，多因儿女情长。江湖上的好汉们，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
这大概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因为历史上那些儿女情长的英雄们，差不多也都是英雄气短的。他们或者是失败的英雄（如项羽），或者是短命的英雄（如周瑜），或者是成问题的英雄（如吕布）。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有女人疼、有女人爱，甚至有女人为之献身。而且，这些女人还都是大美人，如项羽的虞姬，周瑜的小乔，吕布的貂婵。然而，这些美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反倒给他们惹来大麻烦。小乔给周瑜也给整个江东引来了刀兵之祸，因为据说曹操引兵南下攻打东吴的动机，是要掳去江东二乔，藏娇于铜雀台上，而周瑜也就在这场战争中短命身亡；貂婵害得吕布身败名裂，作为专杀义父的不义小人，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又因此而被杀身亡；虞姬则在项羽兵败垓下时成为累赘和负担：“虞兮虞兮奈若何，”多少影响了项王的斗志和谋略吧？最后只好自刎于乌江。这几位，都是儿女情长的英雄，结果都英雄气短。那么，中国的好汉们，要想保证自己“英雄气长”，便只好反其道而行之，做到“儿女情短”。
可惜，儿女情这玩艺儿，寻常是短不了的。一旦粘上，便难免缠绵。于是，中国的英雄们，又只好“矫枉过正”，干脆割断儿女情，不去沾女人的边儿。
第二种观念是“好汉不好色，好色非好汉”。这是前一种观念顺理成章的结论。因为中国的英雄好汉们既然已下决心割断和告别儿女之情，那么，不割舍此情的，便不再是英雄，而只是狗熊或孬种。甚至，再进一步，还多半可能是流氓和歹徒。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英雄和别的什么事物一样，也要有自己的对立面，并因这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世上之所以有英雄好汉，是因为世上有坏蛋孬种。英雄好汉身上有的，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没有的；英雄好汉身上没有的，则又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有的。英雄好汉们既然“于女色上不十分紧要”，则坏蛋孬种必“十分好色”；英雄好汉们既然“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则坏蛋孬种们必“精于此道”。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些心中想着女人，能在女人面前充分展示男性的性特征和性魅力的人；那些有性欲，有性感，有性能力和性技巧的人；那些精于女色手段、房中技巧、性爱艺术的人，不是败类便是匪类，不是奸人便是小人，不是讼棍便是恶棍，不是文痞便是地痞，比如张文远、西门庆、裴如海之流。西门庆之流是流氓恶棍，这没有问题。西门庆之流死有余辜，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偏是西门庆这样死有余辜的流氓恶棍，才具有性魅力而让女人拱动春心，才具有性能力而让女人大得快感呢？
这无疑牵涉到中国文化对性、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只能在以后慢慢细说。要说的只是，把性作为一种“专利”让给坏蛋孬种、流氓恶棍，其实不是一种好事。对于那些坏家伙来说，实在让他们“太占便宜”；对于好汉们而言，又未免“得不偿失”。因为依照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只有当对方存在时，自身才存在。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也就没有男人了。所以，心中没有男人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心中没有女人的男人也不是好男人。好汉们为了当英雄，结果却丢掉了（或部分地丢掉了）男人的身份，是划得来呢，还是划不来呢？甚至连带中国的女人，也只好自认倒霉，死了那份爱慕英雄之心。因为中国的英雄都不爱或不能去爱女人。中国的女人既然无英雄可爱，那么没奈何，便只好去爱“病人”、“蠢人”或所谓“老实人”，比如呆头呆脑的董永、傻里傻气的许仙和多愁多病的张生，——如果她们不想委身于西门庆之流的话。
这可真是悲莫大焉！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三）无骨的忠臣孝子
除了李逵一类的江湖好汉几乎无一例外地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外，忠臣孝子一类的“正派人物”，也差不多一样地“不好色”或“无性欲”，甚至“无爱情”。比如诸葛亮就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关羽、张飞也没有，甚至连潇洒英俊的赵云也没有。赵云和周瑜一样，都是少年英俊将军。但赵云既然是真英雄，身边就不能有一个小乔。结果周瑜短命，赵云善终。至于刘备，虽然讨好几回老婆，但那是为了“汉祚延绵”，是“政治任务”，何况刘备本人也并不把老婆当回事，还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混帐话，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
这类“忠臣孝子”或“乱世英雄”，便是本书要说的第三类男人。他们当中相当多一部分，无妨称之为“无骨的男人”。
如果说第一类形象在舞台上多半是“奶油小生”，第二类形象在舞台上多半是“花脸净角”，那么，这第三类形象在舞台上便多半是“须生老生”。这类人脸不白，皮不嫩，说话没有奶味，有的声如宏钟，底气颇足，有的还会弄几下枪棒，比如刘备就曾在战场上和关羽、张飞一起战过吕布，宋江也在孔太公庄上教过徒弟，照理说应该像个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业”：或者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或者为官为宦，立政安民；或者日耕夜读，修身齐家；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