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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楼的原因之一。
青楼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
中国人的社交叫“应酬”。应酬这个词是由“酬酢”演变而来。“酬”是主人敬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陪酒女郎。醇酒美人，缺一不可，而青楼则恰好兼而有之。青楼女子，训练有素，既温柔多情，又口齿伶俐，弹得琴，唱得曲，说得笑话，还能打情骂俏。雅俗共赏，荤素杂糅，效果极佳。所以，古人的社交活动，不少都安排在青楼，而对青楼女子口才的要求，有时还超过姿色。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妓女的口才。
大约是明宣德年间，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同任内阁大臣，人称“三阁老”。有一次，三阁老有“应酬”，由一位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陪酒。齐雅秀为了惹人发笑，故意迟到。三阁老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在家里看书；又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是看《烈女传》。妓女看《烈女传》，自然荒唐之极，于是三阁老大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答道：“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此言一出，闻者无不拍手叫好，拍案称绝。原来，“公猴”谐音“公侯”。三阁老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当然是“公侯”。但“公侯”与“母狗”相对应，又怎么听怎么是“公猴”。齐雅秀既戏弄了宰相，又不怕追究，当然极富巧智。如果往深里一想，则不难想到，满朝“公侯”，不过只是“公猴”；“冠冕堂皇”，不过只是“沐猴而冠”，那就真是鞭辟入里，妙不可言了。
如果说齐雅秀是巧智中略带粗俗，那么，郭时秀便巧智中略带权谋。郭时秀是唐代名妓，与文士王元鼎感情极好。中书省参政阿鲁温也有意于郭时秀，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问郭：你看我和王元鼎比怎么样？郭时秀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人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这个回答实在太妙了。它既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王元鼎是多情文人，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婉拒了阿鲁温（您老人家是国家栋梁，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又不得罪阿鲁温（国家栋梁自然比多情文人身份高，面子大）。这样的外交辞令，便是苏秦、张仪之辈，只怕也要自愧不如。
有这样才思敏捷、口齿伶俐的妓女作陪，社会活动能不生动活性、大见成效吗？所以，自唐代始，许多礼仪活动都少不了妓女到场，而许多重大决策竟会在青楼酒店拍板。
以上种种，便是青楼的功能所在。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三）“婢不如妓〃
青楼的种种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备的；妓女的种种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们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妓女与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为后者所不能。比方说，你总不能让妻妾出来陪酒，或让姬婢在陪酒时说什么“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
但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妓”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妻、妾、婢都不如妓的原因，主要在于只有与妓女，才有可能（当然并不一定）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的异性朋友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男人，难以与其妻、其妾、其婢建立这样一种朋友关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说过，夫妻关系首先是一种礼仪关系。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结缘继统或成家立业的任务，而不是交换思想，交流感情。总之，夫妻之间，公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以成为好朋友。
男人与妾的关系，首先是主仆关系。一个要端架子，一个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面前，唯唯喏喏，恭恭敬敬，有话不敢说，出了差错自己先跪下来请罪，哪里又有平等对话可言？既不能平等对话，又怎能成为知心朋友？
男人与婢的关系，首先是主奴关系。既是奴才，自然更没有资格与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开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当奴才看，但另一方，却无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阴影。更何况，婢女多半没有文化，很难与爱她的主人有共同语言。她们更多地只能从生活上去照顾男人，给他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却很难在思想上与他分忧，感情上与他同乐，更遑言诗词唱和、弦管应答了。婢，当然不如妓。
总之，夫与妻、与妾、与婢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使男人感到“一览众山小”的优越，却也能使他体验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使他们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
因为爱情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那么，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平等的么？话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但应该承认，有这种可能。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又不是主客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系，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所以，宋徽宗与其臣周邦彦同嫖名妓李师师，师师更倾心钟情于周邦彦，徽宗皇帝也无可奈何。虽因“吃醋”而罢了周邦彦的官，后来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为大晟正。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妓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
实际上，妓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
至于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做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
“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发生在妓女身上。
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
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卫家人告诉燕子，“玉京死矣，坟在南郭”。那燕子听了，竟然飞到南郭，找到姚玉京墓，并死在坟上。据说，从此之后，每天风清月明之夜，人们便可看见玉京与燕，同游于汉水之滨。
这个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所说的却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于爱情的忠贞和永久，而况人乎？所以，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并不少见。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府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死”。又比如宋代颖妓刘苏哥爱上一个男子，因鸨母束缚，不能结合，便双双联骑出城，登上山顶，面对大好春光，抱头痛哭，活活哭死在郊外。此外，如角妓陶师儿与王生相爱，散乐妓与傅九情洽，均碍于鸨母作梗，不能永结良缘，便一对相抱投身于西湖，另一对相约共缢于密室，双双殉情而死。
这决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因此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闽川名士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时，结识了一位妓女，两人情投意合，相爱甚深。后来欧阳詹进京任职，相约到京后即派人来接。妓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一刀剪下发髻，置于匣中，并附诗一首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派人来接时，捧回的便是这只匣子。欧阳詹开匣见发，又见其诗，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恸而卒”。以欧阳詹进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妓？然竟为一妓伤情而死，可见其情之切，其爱之真。
这可真是“婢不如妓”了。
事实上，岂止“婢不如妓”，便是妻妾，能获此情者，也实属罕见。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深究。
显然，这里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无论狎客，还是妓女，他们都不缺少性。青楼女子，卖笑为生，自不待言；而有资格享用营妓或有条件走进青楼者，也大多有妻有妾（当然不一定在身边）。那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浪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浪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妓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
妓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