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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闲话也很难被禁止。其原因，就在于它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这个字，又有“非正式”之意。中国人说话办事，历来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和格式，包括官民、朝野、内外之别等，无非是“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则是“闲话”。闲话既然非正式，自然也无妨“出格”。男女关系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难登大雅之堂，成不了官话，也就只能变成闲话。
闲话既然不是官话，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问题。更何况，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所谓禁言，也无非只是打入地下。打入地下不等于消灭，避而不谈不等于消亡，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总之，一方面，性必须说又不可乱说，另方面，性必须做又不可乱做。不可做，就只好说；不能正式说，就只好不正式地说。一路“砍价”下来，最后的成交就是闲话。
但，中国人的爱说闲话，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前面屡次说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是“无爱之婚”和“无性之恋”。婚姻中没有爱，就只好到婚外去求爱；生活中没有性，就只好言谈中去说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窃”，也才有田间陇上、街头巷尾的“闲话”。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有”？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更何况，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慎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说闲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闲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既然是一种“公众行为”，也就“合理合法”。即便讲错了，也“法不治众”。其次，闲话说得再过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君子动口不动手”，既然并未动手，便仍是“君子”；反正古人有训，“论迹不论心”，并不怕道德谴责。第三，闲话原本不过是闲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如果谁把闲话当回事，那就是“神经病”。如果不是“神经病”，则可能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见鬼”。你既然“见鬼”了，则只能证明你“有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出来制止别人说闲话。如果有谁出来制止，即便不被目为“有鬼”，至少也会被认为是“多管闲事”，让人讨厌，弄得自己没人缘。
说闲话既没人管，自然“不说白不说”。更何况，不说闲话，风险更大。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不说的原因，无非是做得太多，竟然懒得说了。否则，为什么不“与民同乐”呢？
闲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闲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妞，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淫。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讨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闲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可以毫无顾忌而大偷特偷者，大约真的只有那些“少廉鲜耻”之辈了。对于大多数尚有羞耻心又有偷香意的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闲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
更何况，性不仅是禁忌，而且是隐私。隐私这个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必须是被遮蔽的东西，另方面又必须是被公开、被暴露的东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为隐私。不公开、不暴露同样也不成其为隐私，因为如不公开暴露，人们就根本不知其存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个东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时成了“必须公开和暴露者”。这和禁忌同时成为诱惑，是一个道理。
闲话，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
闲话使性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的东西，这就是“解禁”；闲话使性成为人人得以知晓的东西，这就是“解蔽”。但是，这种禁忌的解除和隐私的暴露又并不“犯规”，因为它不过只是“闲话”，是当不得真的东西。这可真是“妙不可言”！犯禁而不犯规，被惑而不被毒，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得到释放，社会秩序却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岂非大家方便？可以说，闲话，正是社会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开的一个“小口子”。正是通过这个小口子的调解作用，保证了被规范了的性行为不至于因过分的压抑而失衡和出轨。
也许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极为重视对两性关系进行严格管理，但对民间四处流传的荤话、荤故事等等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其实还“大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是“轻度宣泄”；对于社会而言，它是“总体平衡”。我们知道，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性就基本上成了一种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下由个人独享的权力。这种独享制度固然为文明所必须，但也并非就没有弊端。无由独享者固然心理不平衡，即便是独享者，也未尝没有把它说出来让人分享的念头，就像一个历险者总是希望向别人讲述自己非凡经历一样。性既然被规定为保守秘密原则下的个人独享，那么，如果不说出来，又何以从他人那里证实自己独享的光荣呢？因此，性又必须分享，但只能是“虚拟”的分享。闲话正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在不违背社会对性行为的管理原则的前提下，使“个人隐私”变成了“公开秘密”，使“独享权力”变成了“公众权力”，也就使“失衡”变成了“平衡”。
如此看来，闲话对于社会的性管理，无妨说是“小捣乱大帮忙。”因为它不但是性的“宣泄”，同时也是性的“淡化”。试想，当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可以谁也不当一回事地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随随便便地拿来说笑时，它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吗？还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吗？显然不能。因为它的重要性，早已在亵玩嘻笑中消解了，已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至少可以这么说：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规和乱来的事总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与其让少数人去“偷”，不如让多数人去“说”。所谓“窃不如说”，也可做如是解。
那么，闲话这东西，岂非很好？
不，不好，很不好。实在地讲，中国人爱讲闲话，其实并不太文明，说它不文明，倒并不在于涉及到性，也不在于其中有多少荤话和脏话，而在于文明的人根本不该爱说闲话。闲话当然并不是不可以说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一辈子整天价只打官腔，或只说正事，总难免要说些闲话。但是，“说”和“爱说”，却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不同。把说闲话当作乐趣，陶醉于倒闲话、嚼舌头，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倒腾陈芝麻烂谷子，抖露别人的隐私，调侃他人的私情，说得轻一点，是不够文明，说得重一点，则是心理变态。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自己身边就不难得到证明，——那些最喜欢说别人的闲话，尤其是喜欢说关于他人私生活闲话者，大多都是些阴阳怪气，有些姨娘心理和太监心理。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这里已无法展开了。要说的只有一点，即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国民心理健康的程度成正比，而心理的健康无疑包括性心理的健康。当社会生活中两性关系相对比较正常，男人和女人的性心理也相对比较健康时，社会就比较文明，闲话也就比较少。反之，社会就比较不文明，闲话也就比较多。关于这一点为，只要比较一下先秦、魏晋、盛唐和明清，就不难得出结论。甚至更简单一点，只要拿《诗经》中涉及两性关系的篇章和明清两代的淫词艳曲（包括某些“文学作品”）作个比较，其品位的高下，便一目了然。而明清两代恰恰是性管理最严格、性禁锢最严重、贞节观被强调到极致的时代。
性关系的不正常和性心理的不健康，当然不能归结为人们的爱说闲话。说到底，这是社会制度的不健全所使然。但闲话却无妨看作一个晴雨表。事实上，当一男一女两个人不过在一起随便说说话，或者关系较为密切，其他人便要大惊小怪，说起闲话来时，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健全，也就值得怀疑了。
社会制度的变更无疑需要革命，但国民性的改造则是更加任重道远。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坚冰的解冻，自然也需假以时日，更需要全体国人一齐来努力。因此，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全，更加文明，就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显然，这就不但要检讨过去，更要展望未来。当然，也必须首先对诸如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男性、女性、人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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