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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不好奇，超过一千万的数字我的头脑拒绝了解。
妹妹毕业中学之後即入一流的巴那德女子大学，後来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得博士学位。她因为念理科，
所以爸爸没有坚持她不念大学。后来她在香港大学执教，现任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副教授。
本来，大家以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中国已经翻身，不会再受外国欺侮。殊不知，在一九四五年，美、英、
苏在雅尔达会议讨论苏俄对日本作战条件，已有秘而不宣的协定，内容为苏俄於德国投降後二、三月内，依下列条
件对日宣战：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苏俄一九0 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权利：甲、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乙、开大连为国际商港，保障苏俄
在该港的优越利益，另以旅顺为苏俄租借的海军基地；丙、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中俄合营，保障苏俄的优越权利
；维持中国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归苏俄。
关于外蒙古、满洲事项，在罗斯福征得蒋主席的同意后，史达林准备与中国缔结一友好同盟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私自成立谅解，将中国出卖，将德国前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悉让予日本。
雅尔达协定，再将中国出卖。中共能够在短短几年统制中国大陆理由之一，是苏俄将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军火送到共
产党手里。
三伯的儿子伊仲、伊祝兄去了台湾，伊磐兄留在家乡照顾母亲。他被一个在金门当兵的表亲牵连而被派去内蒙
古劳动改造多年。他在内蒙古学会了做白铁，修理钟表，脚踏车、缝衣机、电灯、电话，但因为生病，神经衰弱，
心脏无力，常在工厂里昏倒，而且在操作机械时切断了手指。一九五九年他回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他病体不堪
日晒，也不能高攀，所以不能修电灯电话线。手指少了几个，再也不能修理钟表什麽的。
两三年前，伊仲、伊祝兄嫂去同安看他，他住在一间残旧不堪的老屋里，入夜灯光幽暗，蚊钠如雷。他因为十
年前中风，行动不便，几乎整天坐在一张藤椅上，难得开口。这是伊仲嫂毕璞告诉我的。想起当年在香港相遇时，
他是个活泼的青年，一生就这样被踏踢掉，可以说是毫无天理。
而厦门呢？鼓浪屿呢？毕璞嫂在《 老树春深更著花》 书中说：
作为经济特区，是台商投资重要目的地的厦门，固然市面相当繁荣，游客云集，有高楼大厦，有百货公司，但
我对它却没有什么好印象。街上人挤人，又脏又乱是原因之一；满街都是伸手要钱的乞丐，以及向观光客料缠不休，
想兑换外币的黄牛，也都令人怕怕。
厦门虽然是中共最早开放的几个都市之一，可是在很多方面仍然相当落後。
像公共汽车之破旧肮脏、三轮车之简陋（同安的更简陋，就像台湾的送货三轮车）、小吃店的不卫生等等，都
令人望而却步。最可笑的是很多人家仍旧没有厕所的设备，而公厕之脏就不必说了。莫名其妙的是，火车站新盖的
公厕还算清洁（要收费），但还是矮墙无门的那种。在共产社会中，大概是连上厕都不能享有隐私权的吧？
我们在厦门停留了三天，除了尝到慕名已久的道地的厦门炒米粉、薄饼和土笋冻（一种海产做成的冻）外，似
乎毫无收获。一走出旅馆大门，由於街上人潮汹涌，寸步难行，既怕扒手，又怕乞丐，每次都像一场噩梦。仲兄弟
俩目睹故乡变成如此面目全非，也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认为不堪回首，简直是糟蹋了它「花园都市」的美誉。
我们也曾乘坐渡轮，环绕鼓浪屿一周。这种渡轮也是十分原始简陋，还好绕行一周不过二十分钟，也就不必过
加讲究。从前老听仲说鼓浪屿如何如何漂亮：山上遍布著精致的花园洋房，绿荫处处，道路整洁，沙滩的沙细而白，
正是理想的海水浴场。然而，当我们舍舟登陆，踏上这座心目中的人间仙岛时，马上就幻象破碎，大失所望。当年
漂亮的小洋房哪里去了？洁白的沙滩又哪里去了？虽然这个小岛还不至於像厦门街头人挤人那么可怕；不过环境的
脏乱、房屋的破旧，又与大陆其他地方有什麽分别？当然，人会衰老，城市也会变老旧；四十多年的失修（没有遭
到破坏已算万幸），又叫它怎能保持原来的样子？
至於外公那花园洋房，有人去看过，说洋房破烂不堪，花园荒芜，在大厅里堆著木柴，有人形容在里面住的人
像过乞丐的日子。
桐姊和师基兄在共产党占领时还住在厦门。桐姊看情形不对，说不如搬去香港，但是师基兄不肯。在文革时，
师基兄被指控为「特嫌」，因为他有亲戚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腐朽的资产阶级的香港，使他们
一家背了几十年黑锅。一九五一年，舜姊和惟贤兄和他们的儿子回去北京，惟贤兄在那里教书。十年之後，在大饥
荒时期，在厦门一般人吃米糠、树皮，偶尔有稀饭拌蔬菜吃算是好的了。肉根本买不到。桐姊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
搭火车从厦门到江西鹰潭，换车到上海，再换车抵达北京。她去找舜姊，因为在北京还买得到肉。她们做了肉松让
桐姊带回去厦门给三个儿子吃。这是後来舜姊告诉我的。在文革时期，惟贤兄被指是美国特务，被抄家批斗以致心
脏病发而致死亡之後，舜姊和儿子有幸逃到香港。我可以想像到两姊妹为了买猪肉，清早就挽菜篮上菜场，回来後
因为怕邻居知道，闭门在房间里的小煤基炉上做肉松的情形。每天只能做一点，一星期後才积够装满一个铁皮盒子。
那和昔日在廖家大厨房里做肉松有多大的分别！我也想像得到，瘦巴巴的桐姊紧抱住那盒肉松，千里迢迢回去厦门
时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师基得到平反，他多次对他儿子说，「没有听你妈的话到香港去，很对
不起她。」
桐姊和师基兄都已作古。舜姊和儿子住在加州，她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她们母子得以来美国，是因为舜姊秘
密收藏了小正的美国出世证，红卫兵来抄家时没有抄去。我每次见到舜姊，她都会提到和桐姊做肉松那回事。
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廖家的肉松，一代接一代，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29。 春日在怀
我结婚之後生了一女一男，他们都已成人。我写了多种小说，均以英文撰写，并且译成八种其他文字。一九六
五年，我任职《 读者文摘》 中文版总编辑，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认为够了，我宁愿恢便写作生涯。编缉工作和写
作截然不同，处理文稿像奶妈抱儿子——文章是人家的。迄今我写了四本书，好像生了四个儿子。
学无止境，写作、做家务之馀，我一直在自修。至今我书桌上仍然堆满字典和参考书，遇到生字，我还在查字
典，把意思和发音写在簿子里，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的发表欲也仍然旺盛。无论是一篇文章或是一部小说，从孕育一个概念，构想如何发展，一个个字写出来，
写完了修改再修改，以至最後誊一份乾净的文稿，寄到书局，苦等他们的反应，那种甘苦，有点像怀孕，要细心滋
养胎儿，要有耐心，抱奢极大的希望，却不可不提防万一会有意外。
一日作品被书局接受了，那种衷心的喜悦会使我如醉如痴。我写完英文小说《 金盘街》 时，把稿子寄给美国一
家书局。他们拒绝接受出版，但书局编辑鼓励我从头写过，因为他觉得题材很好。我煞费苦心从头写出，一年後寄
给他。我收到他同意出版的信时，快活得双腿发软，两天没敢出门，怕过街时给汽车撞倒。
书有人肯出版了，看校样是愉快的事。那时自己的手稿已经变成一排排的铅字，像一队队的步兵在长条纸头上
操过去。看完了校样，就苦等书的出版了。
有一天，我会收到一本刚印好的书，拿在手上先看那彩色封面，上面印著书名和我的名字。翻开书来，书壳好
像发出细微的声响，仿佛在和我私语，说「我出世了。」隐约闻到油墨的香味，摸摸那浅象牙色的纸头，翻到最後
一页看这本书一共有几页，把它捧在手里试试它有多重，念念封底的作者简介，看看有没有错误。然後躲到一间空
房间，关起门来，从头到尾读一遍，严格地评断自己的作品究竟行不行。但是不能完全客观，要等书出版之後看别
人怎麽反应。
我会到书店去看自己的书有没有放在当眼的地方，书架上有几本？我会问店员它的销路好不好，但从不露出自
己的身分。我的书和别的书一起放在书架上，我知道竞争开始了。
一本书如果有好评、好销路，我的欣喜就像看见儿子在学校里得到优异的成绩一样。如果销路平平，只好安慰
自己，它毕竟是出版了，足见有人欣赏。象所有的母亲最疼的总是最弱的那个孩子一样，我最疼的也是销路最差的
那本书。
两年前，外子和我回去过上海。
我们的游览船清早就驶进黄浦江。我五点起床，从房舱走到上层甲板，看见满天迷蒙的烟雾，初升的太阳象一
枚昏黄的铜钱空悬在一片混沌之中，毫无光辉。浦东那边，有许多工厂的烟囱冒出一缕缕浓黑的烟，随风飘洒在灰
暗的天空，构成一幅触目的泼墨画。
黄浦江熙熙攘攘，有好几艘汽船拖著一串串的驳船，载著煤炭、水泥、食物、粪便什麽的，慢慢驶过。船都是
黑色的，是旧船，很旧的了。另外还有些货艇在船尾装两架舷外马达，打嗝似地吐出一口口黑烟，卜卜卜地驶过去。
江水黑黝黝，像墨汁般游流。温暖的江风带来一股刺鼻的酸臭气味。沿江两岸码头停靠著的远洋轮船和货船悬挂著
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旗帜，给这幅灰暗的水墨画添上一点彩色。
突然看见南浦桥，是新盖的铁缆吊桥，雄伟壮观。周围的烟雾里大概还掩藏著中国开放以来的许多成绩，黄浦
江的肮脏可能也是与之俱来的後果。
一艘领港的汽船带我们的游览船到泊船的码头。船停泊之後，船上的旅客已经用过早餐，预备下船观光了。船
上有约四百客人，大多数是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有些日本人和华人。我们已经去过镇江、南京和无锡，将北上烟台、
天津，离船乘游览车，到北京，从那里飞回各人的住处。
中国国际旅行社派来的十来辆游览车已经在船边一字排开。上车後我一眼看见座位靠背的罩布很脏，布窗帘也
残破不堪。游览车转进南京路时，地陪用口齿不清的英语说，上海有一千三百万人口。我望窗外，觉得他说得一点
不错。今天是星期天，上海的居民好像都到南京路来了，他们男的穿白衬衫黑长裤，女的大多数也这样装束，挤满
了行人道，真的摩肩接踵，嘘气成云，挥汗成雨，不是简单的一句「人山人海」所可以描述於万一的。我小时也和
父母亲在南京路走过，是挤，但是没有这麽挤。
游览车开到寄上海展览馆，大家下车。我研究手上的地图。从前我们住在静安寺路边的爱文义路，现在叫做北
京西路。我们住的弄堂叫柳迎村。我要去找。上海展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