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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跟我先前提过好几次，那一阵子，我们俩一天到晚都是脏兮兮的，特别是在吃饭时，尘土飞扬，不知道到底吞了多少泥沙。在那样的环境里，本来就很难把自己打理干净，加上一天到晚都在骑马赶路，日子过得异常简陋，也实在顾不了这么多。虽说如此，在蒙古原野上，懒得洗澡的人如今已经是异类了，因为大家都慢慢养成了卫生的习惯，城市阴暗角落的流民反而比他们更邋遢。只要我们在小溪或是湖边扎营，就能看到牧民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总会拿着肥皂『毛』巾去洗个澡。
牧民和马紧紧相依。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牧民赶着牲口，在蒙古高原漂泊，居无定所；如今的蒙古人无复古风，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大规模地游牧了。最初是满清『政府』圈地，限定蒙古牧民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放牧。然后，喇嘛占去了蒙古大部分的土地，许多人沦为农奴，就算以放牧为生，也没人敢侵入喇嘛庙的产业。其实在成吉思汗时代，长距离的游牧也很少见。在蒙古的核心地带——肯特省与杭爱省，牧民干湿两季间的迁徙，常常只是近距离的搬家而已，与现代的放牧大队根据上级指示夏冬两季迁换牧地的范围差不多。现在的牧民一年大概移动蒙古包两三次，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可能要逐水草移上个六次。在蒙古，处处可以见到传统游牧生活的遗迹：大部分人没有固定的居所，财产简单，可以随身带着走；贫富则依照牲口的数目来判定。游牧时代尊崇的价值：向往自由、个人独立负责、家庭自给自足，依旧散布在所有蒙古牧民的心中。
蒙古牧民完全符合我的期望：他们刻苦耐劳、友善好客。一般的蒙古人民至今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他们全力投入，使尽全身的精力，却不见得能挣到什么。首屈一指的蒙古专家兼旅行家——欧文？拉提摩（owen lattimore）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穷牧民才是真牧民。”他的判断放在现代蒙古来看，确实有道理。这个国家太穷了，没有足够的资源克服天然限制；蒙古虽然是亚洲的心脏地带，却是一颗不会跳动的心。人民以游牧为生，保留了大量中古时代的习俗。现代牧民虽然穿着工厂出品的靴子和衣服，用便宜的进口餐具吃喝，经常使用塑料制品，但基本上与他们的祖先没有两样，就只差在他的父兄以前是向中国商队买这些东西。他们住的毡帐、每天都离不开的马鞍、马缰及绑头发用的生皮，马衔上用的生铁，都是自己做的，跟中古时代的蒙古人一模一样。蒙古人最珍爱的小玩意儿——粉红盖的镶玉鼻烟壶、花式艳丽的刀械器具以及『色』彩斑斓的绣花外套，也还是来自中国。
外人实在很难想像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波顿曾经引用1956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政府』官员回忆录——《老书记的故事》（tales of an old secretary）说明蒙古生活的艰辛。这个老书记小时候，家境贫苦，曾经困在风雪中，九死一生。那场暴风雪是蒙古人所谓的“德沙得”（dzud），体力孱弱的牲口很难逃过一劫。老书记当时不过十三岁，大风雪还没来时，家里使唤他去照顾牲口。雪势来得猛恶古怪：
就像黑夜一样深沉。我四处打量，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瞎了一般，我连我的叫喊都听不见，更不知道马群在哪里……冻结的冰块从我马背上，丁丁咚咚地掉了下来。马已经禁不住了，身子不断颤抖，不辨方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我身上穿的是厚厚的羊『毛』外套，但还是冷得要命。我想我这次是活不成了。我找了个洞『穴』暂且避风，心里却不住怀疑，我真的能熬过这场风雪吗？我还看得到我亲爱的母亲吗？我浑身发抖，惊惧不已。
这个年轻人熬过来了，可是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童年的苦日子。乔巴山也一样，他的家人养不起他，从小就把他送到喇嘛庙里，他受不了里面的折磨，逃了出来，宁可在乌尔戛的灰暗角落讨生活，也不愿意回去。
我亲眼得见蒙古人精湛的马术，也难怪他们在中古世纪纵横欧亚，成为人人谈之『色』变的骑兵精锐。蒙古牧民在马背上成长，『操』控之精，自不待言，不过蒙古传统的骑姿却让西方本位主义者大『惑』不解，甚至惊骇莫名。他们的骑术不好看，却很实用。马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产『奶』得靠它们，行进也得靠它们。简单来说吧，个头娇小的蒙古马，是蒙古游牧生活中的核心，就像牧场主人倚赖且珍惜他的『乳』牛一样。跑得快、个『性』剽悍的马匹，自然身价非凡。别说参加那达慕长程赛马的马匹，被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出场就勾起众人艳羡的目光，就连一般的参赛马匹，都会披红挂彩，经过特别的打理：尾巴被结成漂亮利落的辫子，马头上的一撮『毛』，还会梳成莫希干人（mohican）的式样，看起来就有一股跃跃欲试、奋力向前的精神。16世纪的中国作家萧达翰（音译）是这么形容蒙古人的：
蒙人爱马若痴。偶遇良驹，不惜以三四凡马与之易，疼惜倍至。
但是，威名远播的蒙古马，也像蒙古文化一样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迹象。那达慕长程竞赛的冠军马，在世界级的赛马会上无不铩羽而归。其它品种的马匹，经过长期的改良，体力与速度都不是蒙古马可以望其项背的；现在它们惟一可以提的本事，是它们的耐力。就算别的生物全都死绝了，蒙古马照样活得下去，就如同内蒙古的蒙古传统；但这个优点却是不得不然，加上蒙古人的长期轻忽所导致的结果，并没有经过刻意的维护与改良。以前谁也没有念头去强化马匹的品种，如今，有人提议，让牧民保留一部分的私有牲口。目前的计划是每户可以保留七十五头牲口，情况可望好转。蒙古马协会（mongol horse society）也成立了，目的是改善蒙古马的品种。
帝国的推手
我有个疑『惑』始终得不到答案：为什么这个沉溺在酒精里的民族，有本事开创如此庞大的帝国？即使在蒙古帝国的全盛时期，蒙古人喝起酒来，也没有半点节制。克剌和林根本就是一座大酒池。卢布鲁克曾经参加过一次喇嘛教与聂斯托留教派的宗教辩论会，会议才一解散，与会者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喝酒，个个醉得不醒人事。卢布鲁克最后一次晋见蒙哥大汗，出门之后也还在想：这个国家的领袖为什么嗜酒如命？那时蒙古高层虽然酒杯不离手，但政务还照常处理，而今天，蒙古人喝酒已经喝到误事，不论在城里还是在乡间，常常因为有人大醉不醒而耽搁了正事。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弄不明白：蒙古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他们剑及履及的冲劲？“马格阿希”——蒙文的“明天”的意思——时常挂在蒙古人嘴边，像念咒似的。协助蒙古现代化的苏联专家，在检讨报告中一再提到蒙古人拖拖拉拉的个『性』，甚至称之为“马格阿希主义”（margaashism）。回想过去，蒙古帝国最强悍的一点，不就是他们的迅速和效率吗？在主力投入战场之前的半年，蒙古人就已经拟妥作战大纲。而且，要不是上百万的马匹已经就绪，蒙古傲人的驿站制度，又是怎么历久不衰的？
这些疑『惑』惟一可能的答案，似乎还是得回归到不世出的大英雄成吉思汗身上。蒙古人的个『性』、坚毅和马术，并不能解释蒙古人为什么能开创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蒙古的茁壮也不是因为四邻的弱小，因为中国和花剌子模都不好欺负。成吉思汗的智能是蒙古帝国的推手，他的才能绝对不是弯弓『射』大雕，在沙场上指挥若定，攻无不克而已。虽然《蒙古秘史》里记录了珍贵的史料，但这个人其实是一团谜，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成吉思汗是世界一流的天生领袖。成为“毡帐部落”共主时，成吉思汗时年四十二岁。他幼年历经人间苦楚，熬过难堪困境，半生戎马，也只征服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蒙古部落而已。从当时他所做的决定、他的部下和贴身保镖、他营建的军事制度、训练马匹的方式，以及个人权威来看，成吉思汗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部落族长而已。不过，在这么脆弱的基础上，他却能在短短的二十年间，跨出蒙古高原，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强大的帝国。
他的军事才能，无与伦比，征服花剌子模一役，被军事史家哈特称为经典：
战争中的个别原则——指挥、行动、安全、集中、奇袭——在行动中，完美无瑕地整合在一起。组成一张无可挣脱的巨网，让敌人身陷其中，无可自拔。
成吉思汗马上得天下，帝国的行政组织则由他的直系后裔，特别是窝阔台与蒙哥来完成。虽说如此，这两个人依循的纲领还是出自成吉思汗的构想。他说的话（里面当然有一些捏造的成分）融入了蒙古的传统格言中，成为指导牧民的智慧结晶。蒙古靠着这些历久弥新的指导原则，在中国和波斯绵延了一百五十年；在俄罗斯大草原，虽然历经政权递嬗，但蒙古人的王朝系统足足挺立了三百年之久。据说，成吉思汗幼时并无大志，只希望像一般牧民，有件衣服穿就行了。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他却占领这么大片的土地，有这么多的人民臣服，功业真的称得上是震古烁今。
卢布鲁克抵达克剌和林时，蒙古人已经把成吉思汗当做神一样地崇拜了。这位道士替法王带信，其实一肚子不高兴，认为这封国书有亵渎上帝之嫌。法王在致蒙哥大汗的信上，一开头是这么说的：“这是永垂不朽的上帝秩序。在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在地下，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这是上帝之子的几句话。”
重新评价成吉思汗。
七个半世纪之后，这种天神般的景仰，依旧紧紧地纠结在蒙古人民对国父的记忆里，这说明了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已经是一种现代的蒙古文化了。就在我们策马漫游肯特省与杭爱省的那个夏天，乌兰巴托召开了一个《蒙古秘史》国际研究会议。来自蒙古、中国、日本、美国、苏联与欧洲的知名蒙古学学者齐聚一堂，发掘蒙古文化的精微奥妙之处，针对蒙古语文，民间文化，《蒙古秘史》的源起、出处与解释，逐一探讨。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这次会议的意义不止于此，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再次肯定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是一次让成吉思汗回复原有的历史地位的机会。会议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一个深具意义的仪式：他们在传说中《秘史》不知名的作者写完最后一笔的地方，竖立了一个石碑。雕刻这座石碑的艺术家，有几个还跟我们一起在肯特省试骑过。他们精心打造了这个细长的纪念碑，等着在会议上揭幕。群众的期盼几近疯狂，当局只好采用发放通行证的办法，限制一般民众进入，但是现场还是有几千名民众不顾禁令，挤到现场一睹盛况。到了成吉思汗诞辰那天，有更多的民众涌入乌兰巴托，瞻仰这座纪念祖先的石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