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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至卖官买爵募集经费。
为克服财政危机，高宗三年起，大院君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造劣质的“当百钱”。不过只有当时通用货币四五倍的价值，称之为“当百钱”，以百倍的价值强制通用，至使物价暴涨，财政空前混乱。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专制的大院君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官府实施情报政治。给予天熙延、夏正日、张顺奎、安举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权力，让这四个人负责筹措经费与机密事物。这四个无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时间张狂之极，他们的暴行更是难以形容。当时社会大众将他们四人称为“天下长安”。
大院君不满足于此，还叫宦官李昱和将宫内的所有动态，钜细靡遗的尽速回报。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当间谍，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同时，为了连各地方的情报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广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汇报报告各种大小情报。运用如此绵密的情报网，大院君可以端坐云岘宫内，轻易的掌握天下动静。但是，导致民心背离的高压统治，绝非长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罗道光阳县农民举事起义。
就在朝鲜李氏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1854年，日、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1859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中国清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此时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欧美各国以朝鲜为清朝“属邦”为由，要求把它们在中国摄取的特权扩大到朝鲜半岛。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朝鲜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参与。于是此后，英、法、美等海洋国家从南方海路，俄国则从北方陆路，直接向朝鲜施加压力。
1689年康熙帝执政期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遏制了俄国向中国黑龙江的入侵，俄国遂向太平洋北岸发展扩张势力。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跨过白今海峡向北美大陆推进，与西欧殖民势力争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战争（1853一1856）后，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受阻，在北美的竞争亦受到美国与英法势力的抑制，于是俄国转而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扩张，形成所谓南进政策。1860年，俄国通过《北京条约》夺取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把领土扩大到与朝鲜接壤的地方，严重威胁着朝鲜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国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鲜境内，并与边境渔民发生冲突，导致后者数人伤亡。俄国要求朝鲜在北部边境开港通商，为俄国移民开辟居留地。高宗元年（1864年），俄国一行5入至图们江要求通商，当地官吏立即请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国数十人携带官方信函，强行抵朝，要求直接与咸镜道观察使谈判通商事谊；接着，11月内又有两批俄国人犯境，并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庆兴府使尹联答应在90天内给予答复后，方才离去。
明成皇后4（3）
大院君执政的最大目标是挽救面临崩溃的统治体制，镇压农民起义，并在这种基础上，享受王室的荣华。因此，面对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与西欧、北美特别是俄国的现实威胁，大院君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强国防安全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首先，他改革军政、强化军纪、改善士兵供给、调整军事指挥系统、重建三军府。为了提高军事能力、巩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
强了对以炮手军为核心的军队训练和装备，强化了江华岛、桐乔、永宗岛等两海岸各道、邑、销及汉江入海口的防御设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地位，增设了统制中军。同时在北部国境地区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与交往，并加强对中朝边境贸易的管束，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
趁着政府面临外交难关的时候，朝鲜的天主教人首先进行了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与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传统教义相违背，因此天主教曾数次遭受朝鲜统治阶级的大镇压。天主教爱朝鲜一直处于地下阶段，但是其潜势力已蔓延各处。当时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议，以保障天主教传教自由为条件；天主教国—一法国，将援助朝鲜对付帝俄。大院君对于这种建议，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经通过与教徒交涉后，探知了教会的内幕，同时，俄国当时西方多事顾不到东方，而不固执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变，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杀了天主教徒。当时因此被屠杀的教徒，京乡各处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法国传教士九人。史称
“丙寅邪狱”。
隐蔽极深的法国传教士赖德尔在11名朝鲜教徒的掩护下，冲破大院君布下的天罗地网，于忠清道塘里浦乘小舟逃出朝鲜，3日后到达中国烟台。当时，法国亚洲舰队司令罗兹驻屯天津，赖德尔连赴天津向罗兹报告了朝鲜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实情。
罗兹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协商后，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认，声言：“法兰西皇帝陛下决不宽恕此种暴行，将派遣驻扎临近水域的舰队灭亡朝鲜，废黜现国王，并依本国皇帝之命拥立新国王。既然朝鲜乃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则不许中国提出异议。”清政府得悉“丙寅邪狱”后，感到事态严重，担心法国借机进行武力报复，而影响中法关系。因此，接此公函后，总理衙门一方面照会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要求法国不要仓促用兵，另一方面今礼部致函朝鲜政府，通报法国的意向，提醒对方作好万端准备。
大院君对于中国礼部的咨报，毫不惊慌，一方面命令各地官厅强化国境警备，一方面为肃清内应者进一步加紧对天主教徒的镇压。
同年九月，法国远东舰队提督罗兹，率领军舰7艘，由中国烟台出发，企图攻陷江华岛，并在通津登陆，拟进逼京城。然而，法国侵略军在江华岛鼎足山城，被朝解军队勇将千总梁宪洙击退，又在通津文珠山城，被哨官韩圣根击破，士气沮丧而退却。敌军撤退时把江华岛掠夺一空，将金铜财宝和包括《李朝实录》在内的贵重典籍装入18个木箱运走，其中仅黄金即价值50万法郎，并放火焚烧了康宁殿等多处官衙和民房。11月18日法国舰队于朝鲜外洋解散，旗舰与“肯馨”号撤往日本横滨港，其他舰只驶向上诲和烟台。于是由法国发动的历时两个月的武力入侵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外国入侵，史称“丙寅洋扰”。
此次法国军舰的侵扰，对于朝解社会，给予了空前的影响，在朝野之上引起极大的恐慌。但是全朝鲜人民，面对外国的侵略，唤起了民族意识，激发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大院君妄自尊大，以为对法国的胜利是自己指挥有功，而加强施行“攘夷”政策。
在法国舰队侵入江华岛前，同年七月，曾有装备了重型武器的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侵入朝鲜，置地方官员的劝告与抗议于不顾，溯大同江，后竟派3人上陆，深入内地10里至玉砚池进行侦察。然后突然向监视美船行动的船只发动袭击，绑架监营中军作为人质，提出以供应1000石白米、相当的金银与人参为撤退条件，并肆意向岸上军民开枪射击，进行威胁。军民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反击。群众中一位勇士，只身救出了被扣在船上的中军；接着，又趁水位下降船只搁浅之机，发动火攻，使“舍门将军”号人船俱亡。
以“舍门将军”号事件为转机，华盛顿于高宗四年（1868年）采取行动，派遣美国军舰入侵朝鲜水域，在黄海，平安道沿海对“舍门将军”号事件进行“调查”和测量航道之事。同年，以德国人奥特洛特为首的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组成的海贼团，侵入忠清道德山，正在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坟墓，盗取宝物的时候，被永宗岛佥使的军队击退。
“舍门将军”号事情的“调查”，实际上是美国大举入侵朝鲜的前奏。到了高宗7年（公元1871年）四月，驻在北京的美国公使令亚细亚舰队司令罗杰斯，率领五只军舰，侵入江华，北以武力占领江华岛广城镇砌台，据为基地，威胁大院君政府，强迫其缔结通商条约。大院君拒绝之，勇将中军鱼在渊的部队袭击美军，在血战中给敌人以重创后，全军在广城镇壮烈牺牲。受到朝鲜闭关政策打击后的美国侵露者，不得不放弃江华岛作战计划。此后，双方经过20天的对峙和“书翰外交”，出于胜利击退法国海军入侵的自信心，与盗墓事件所激发的对西方人的仇恨，大院君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在诱使大院君政府，就签订一个条约而进行谈判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命令舰队退出朝鲜，撤往中国烟台。朝鲜军民粉碎了“辛未洋扰”。
明成皇后4（4）
昧于世界国际形势的大院君，在两次击退“洋夷”之后，沾沾自喜，顽固地认为在他的统治下，朝鲜定能与世界各国隔绝，自立于一隅，因此，更加努力维持旧有的封建制度。他下令全国，将“丙寅洋扰”时的闭关标语：“洋夷侵犯，非战即和，主和卖国，戒吾后世子孙。”刻于石碑之上，称为斥和碑，立于京城及全国主要都市的大路上。这不过大院君对世界情势极端无知的，井底之蛙一样的自满。24年后，高宗三十一年秋天（1894），就在大院君的有勇无谋天下皆知之后，设立在全国各地的斥和碑全部撤除了。
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大院君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国内经过两次战争所消耗的军费，对于贫弱的王朝来说，实为过大负担。而日益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陷于破产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国民只有起来反抗，渐渐成长为分散的农民起义。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交织在一起，给大院君政府造成重大的危机。到了高宗九年，甚至发生海州与安东逆谋事件，大院君终于到了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