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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议。到了1880年末和1881年初，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仁川开港和指责《朝鲜策略》的儒生与保守派官吏的上疏运动；他们弹劫金弘集，攻击“主和护邪”重臣，直至国王高宗。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初，朝鲜政府以派员来华学习武备为名，携领议政李最应书函向李鸿章转达欲与欧美立约之意。
朝鲜政府碍于国内局势，一直欲藉中国之力，请中国代为主持朝美签约事宜。从1881年3月至《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字前夕，李鸿章坚持要朝鲜派全权代表直接与美使谈判，但是，高宗和执政大臣顾忌国内政局变故，始终不肯派出全权代表，李鸿章遂代为拟订朝美约稿十款，作为与薛斐尔会谈的基础。
会谈在天津举行，由于戴着“援助者”、“保护者”假面具的美国代表，顽固策划要把最大限度能满足自己侵略目的可能性，规定在条约之内，会谈旷日持久。
在谈判过程中，争论最多、立场对立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关清廷与朝鲜李氏政府的关系的条款。清廷担心以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中朝紧密联系被打破，会损及两目的根本利益，想把当时仍在维系着的中朝关系现状的明文列入朝美条约第一条。因此中朝方提案第一条有“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的字样。这种作法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不粘不脱”的传统关系，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联盟。因此，这种关系既不完全与传统的、封建的宗藩关系相似，更与西方列强强加于殖民地保护国的宗届关系的强性质不同。当时，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已敏锐地发现这后一种差异的性质。因此，薛斐尔故意不在条约中加入此类文字。
薛斐尔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坚持要把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加于朝鲜，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中国和李鸿章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美国利益为准绳，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在薛斐尔的压力下，李鸿章终于放弃了第一条的争论部分，条件是“于立约后设法声明”朝鲜政府与清廷的传统关系。薛斐尔未加反对，但也不正面回答。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与其助手始终与朝鲜使者金允植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协商，在中美代表会谈期间，中朝双方先后进行过六次会谈。同时，李鸿章继续要求朝鲜政府，另派大员与薛使商办，但朝鲜专使行动迟缓，当他们尚在去天津途中时，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
高宗19年（1882年）5月20日，朝鲜全权大臣申宪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在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参加下，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最后签署的文本，除增补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一条外，其余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协议的条约稿本。
《条约》全文1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色，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一条是朝鲜方面最感兴趣与美国政府最爱炫耀的部分，而实际上，是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掩饰。美国不仅在朝鲜处于危难时不履行条约义务，给予援队，而且把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主义者的牺牲物，反给日本以积极的援助。
此外，条约还规定：“嗣后，大朝鲜国君主有何惠政、恩典、利益及施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海面、行船、通商、贸易、交往等事，为该国并其南氏从来未霑，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准美官民一体均霑”；美国人享有在朝鲜居住和领事裁判权；朝鲜要为美国来往船舶提供停泊、救护、饮食和保护美国公民的义务；美国在朝鲜享有“最惠国待遇”，进口货物“有关民生日用品者，照估价值百抽税不得过十”之低率关税。
关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最终定为：“乃议由朝鲜国王另备照会，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条约》第一款的内容是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目的在于弥补上述办法的不足。李鸿章一伙洋务派官员以为经过这一番设计，即可确保清政府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又可牵制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朝鲜国土的照会，根本不予重视，形同废纸。
大清国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悲剧在于不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不了解美日勾结正在形成。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扬约翰所供认的，“我们在朝鲜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最终服务于日本，并为了她的利益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迷人的国家”。
明成皇后9（7）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而清朝的决策既有违于宗主国不直接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又违背了朝鲜人民自“辛末洋扰”以来对美国侵略者憎恶的正义感情。其结果，不但进一步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宗主国的形象，加速了闵氏政权开放的步伐；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也激化了朝鲜内部开放与反开化势力的矛盾，而且使朝鲜问题日益复杂化，导致了日美及西方列强借口朝鲜为“独立国”，肆无忌惮地向
朝鲜渗透其侵略势力，把朝鲜深深地卷入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旋涡。
继《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尤，英、德、俄、法、奥匈、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明成皇后10（1）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高宗十一年。挤垮大院君的闵氏政府因种种原因与日本示好，改采开放政策之后，遭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反对。其中平常信奉锁国主义的全国儒生们对与倭寇建交非常不满，加上大院君及其党羽暗中煽动，希望乘乱重返权利舞台，不久儒生遂连署上疏，并呼吁将大院君从杨州请回到云岘宫。
其奏摺云：
我国乃东方礼仪之国，与倭国订定友好条约，实为既失体面又愚蠢之举。日本之根基虽与洋夷不同，但其近日、可沾染洋夷之风俗，实为假洋夷是也。之前，大院府大监英明，得以洞察此点，不与之来往，然而，现在却与日本订定友好条约，此实乃令人至为寒心之举。臣乞求圣上，应将大院府大监自杨州迎回云岘宫，并于尽孝同时，令大院府大监导正错误至此之国家政策。为国家百年大计之故，臣等儒生在此一同恳请圣上察纳。
这些人明显对高宗亲政不满，并主张再次拥立大院君摄政。闵妃集团对世界局势昏昏昧昧，但是却深谙李朝内部的权势争斗，闵妃通过高宗详细调查上疏之人，将为首的柳道洙，执笔的儒生李荣洙，以及道厅李相哲、儒生徐升烈等四人处以流刑。
但是，主张将大院府大监从杨州迎回云岘宫的奏折，并未因此杜绝，反倒越来越多。对于柳道洙与李荣洙遭受的流放，全国各地数十万儒生更是愤慨，纷纷上奏，激进分子甚至以死相拼，群聚于景福宫大门前，静坐示威。志同道合的儒生们同仇敌忾，在各地加强组织联络，各地为首者经常互相联系，同时不断上书，强烈要求将大院君迎回，以改革政事。
事态如此紧张，闵妃一派知道只用镇压难以解决，不得不对儒生们采用怀柔政策。虽然不可能再度拥立大院君为摄政，但为了安抚儒生，朝廷也不得不将大院君从杨州迎回云岘宫。
高宗十年11月大院君被夺去摄政之位，离开云岘宫，两年之后的高宗十二年（1875年）6月，大院君再度回到云岘宫。今非昔比，云岘宫被闵奎镐指挥的士兵团团围住，从此，大院君陷入闵氏集团的严密监视之中。
闵妃自生下世子以来，自今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但是王世子身体总是很差，小病不断，宫中医生都看遍了，都只说需要好好调养。闵妃决定将世子送到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家中去避接。
洪尚宫在闵妃寝宫前面焦急的等待，看到远处兴寅君之妻乘座的轿子前来，赶紧迎了上去。
“您来了吗？君夫人。”
兴寅君之妻下了轿后问道：
“王后在里面吗？”
洪尚宫恭敬答道：
“是，君夫人。王后娘娘从一大早就等您来呢。”
兴寅君之妻有些尴尬，笑着说：
“真是的，我还急急忙忙赶过来，还是迟了。”
“请您进去吧。”
兴寅君之妻进了中宫，拜见闵妃，说道：
“我们家地方不大，也没有像样的房间伺候世子大人，我就急急忙忙的将正房空出来，又忙着换新家具，所以就来迟了。”
闵妃笑了笑：
“您不必这么大费周章啊。”
“那怎么行，世子大人要到我家去避接，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就当平常的事情吧，只因为宫中规矩严谨，我希望世子能体会一下私宅的人情罢了。”
兴寅君之妻得意道：
“是啊，人情方面，宫中怎么可以和家庭比较呢？娘娘您就放心吧，臣妻亲手带大了5个孩子呢。”
闵妃点了点头：
“那好，一切就麻烦大伯母了。”
兴寅君之妻斩钉截铁地保证：
“娘娘您就一百个放心吧！”
闵妃忧心地说：
“不知道世子是不是气虚，小病不断，总也看不出个名堂来……”
兴寅君之妻接口道：
“娘娘您放心，我对草药也懂得几分呢，孩子们生了病，名医看不出来的，我都用草药治好过。
闵妃欲言又止：
“其实，将世子避接到宫外，我是另有意思的。”
“娘娘的意思是……只要您吩咐一声，无论什么事情，臣妻一定尽力而为。”
闵妃谨慎地说：
“大伯母，把世子接出宫后，请您悄悄请一个洋医生帮世子看看病吧！我早就听说洋医非常高明，了解很多我们大夫不懂的。”
兴寅君之妻有些诧异的说：
“但是世子是高贵至尊的身分，怎么可以让洋医……”
闵妃摇了摇头：
“我不能将洋医叫到宫廷里来，但是在您那里就可以避人耳目，所以才拜托大伯母的。至于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由宫中支付。”
待在一旁的洪尚宫补充道：
“君夫人，这件事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起啊。”
兴寅君之妻爽快答道：
“这样啊，我知道了，不会跟别人说起的。”
送走了兴寅君之妻，闵妃想向高宗禀告世子避接的事情，就来到了高宗办理政事的熙政堂。
高宗看到闵妃，开口就问：
“听说王后要送世子避接？世子难道生病了吗？”
闵妃忙解释：
“不是的，王上。”
“那为什么要避接呢？”
明成皇后10（2）
“将年幼的世子送到德高望重的大臣家里去照顾，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臣妾好不容易得到世子，可能太过于小心了，对世子不好啊，所以将世子托给私宅看护。”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不过，孩子不在身边，你的生活不就没什么乐趣了？”
闵妃深情地看着高宗：
“臣妾的生活乐趣怎会是照顾世子呢？臣妾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伺候王上啊。”
高宗笑了笑，又问：
“那要送到哪里避接呢？”
“这件事情臣妾已经拜托给兴寅君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