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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当时主谋者金王均在“甲申日记”中都已经承认了，清军的行动不过是由此引发而已。
竹添在策划政变阴谋失败以后，从仁川向本国发出推卸自己罪责的报告，诬蔑中国驻军和朝鲜人民。这个歪曲事实的报告，提供了日本扩强主义者宣传侵略战争的资料，鼓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对外侵略的阴谋团体甚至还组织了所谓“义勇军”。正在与中国交战的法国侵略者，这时向日本建议合作，法甲从越南，日军从朝鲜，南北两面夹攻中国。日本政府召开会议，“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最后日本鉴于情势对它不利，拒绝于1884年12月与中国进行武装冲突，而选择了另一条对自己更加方便，更加有利的进一步在朝鲜扩张并把中国排挤出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一方面野蛮地强迫朝鲜接受奴役性的条约和协定，加强对朝鲜政府的压力，使它完全屈服于自己；另一方面与中国进行旨在麻痹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的外交斗争。
日本政府决策已定，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代表，随带陆军二大队赴朝鲜谈判。
在中国方面，中法战争尚未了结，当然不愿意与日本开衅。李鸿章和总署大臣此时主张和平解决。虽然高宗多次向中国求援，请速派重兵赴朝鲜，以备日本添兵挟制，袁世凯等亦屡次电请添派大兵以壮声威，而李鸿章终因不欲“另启兵端”而予搁置。清政府的决策，一面派人赴朝查办，并先行告诫在朝鲜的吴兆有、袁世凯等人，勿遽与日本开衅；一面通知日本勿再添兵，静候和平处理。
日中代表相继抵达汉城。这时，早已开始的日使竹添与朝鲜政府的会谈，仍僵持在变乱责任问题上，反复辩论。井上馨看出会谈对日本不利，如若继续追究责任，竹添难逃其罪。他立刻命令竹添停止与朝鲜外务署的会谈，亲自谒见高宗。他的策略是不辩论事变的是非曲直，只谈日本在政变中所受损害的善后问题，并坚决排斥清政府的干预。
朝鲜政府派金宏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于1885年1月9日签订《汉城条约》，要点如下：
1、朝鲜修国书致日本，表明谢意（后来高宗致书日本皇帝，说明“甲申政变”几使两国失睦，表示惋惜，并感谢日本顾全邦交，派井上馨来朝鲜会议事）。
2、拨款11万元，抚恤遭难日人遗族及负伤者。
3、捕拿杀害日军大尉之凶徒，从重正典刑。
4、日本新建使馆，由朝鲜支出地基房屋，并支拨建筑工资2万元。在日使馆属土地建日本护卫兵队之宿舍。
《汉城条约》的条款，没有像《济物浦条约》那样苛刻，这绝不是日本侵略比过去宽大仁慈，而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形势不利于日本，且中国在朝鲜势力增大，未便过事苛求；另—方面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甲申政变”的情形，使井上馨不得不故示“宽大”，速求订约，以洗脱竹添挑拨政变的责任。
《汉城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利形势下运用狡诈外交的胜利。像《济物浦条约》一样，它再一次强迫朝鲜“赔偿”，“惩凶”，企图威吓朝鲜人民屈从于侵略者。《汉城条约》更深远的意义，是通过这个所谓善后条约，实际上是否认了日使竹添策划政变的罪名，在政治方面作用很大，同时也替后来中日谈判事变责任准备了有利于日本的条件。
明成皇后12（7）
《汉城条约》解决了“甲申政变”引起的日朝间的善后问题。但是，中日间仍有苦干问题悬而末决，主要的是撤兵问题和两国军队冲突的善后问题。日本改府内部对解决中日问题议论纷纷，据驻日公使徐承祖的报告，是“文多主和，武多主战”。日本政府举行会议，决定采取“和平”谈判方式，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来中国谈判善后撤兵问题。伊藤博文行前向徐承祖表示，他是一贯主张中日“和好的”，请中国政府不用怀疑，“俾中日如同一家，使西人不敢正视”。这些甜言蜜语，是日本外交家惯用的狡诈手段，旨在
麻痹清政府的注意力。他们在中日亲善和好的外衣掩盖下，实现侵略阴谋。
伊藤一行于1885年3月间抵中国，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言纷纭，都相信日本是乘机要胁，可能提出许多苛刻要求。徐承祖于伊藤起程前给李鸿章的电报，比较能猜透伊藤来华的真正目的：伊藤企图迫使清廷惩办吴兆有、袁世凯等，将竹添的罪责转嫁于中国驻军，并使中国驻朝鲜官员将来不敢轻于开罪日本。至于撤退中国驻军，更是日本最关切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清除日本在朝鲜侵略活动的障碍。
在中国方面，关于惩办在朝武弁一点，清廷自始即认为吴兆有、袁世凯所办并无不合，绝不允日本的要求。后来李鸿章与伊藤对此事责任问题，反定辩论，日本的讹诈没有成功。关于中日撤兵一点，是李、伊天津谈判的中心问题，其影响极为重大。早在“汉城条约”签订后，井上馨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提到撤退中日两国驻兵问题，清廷认为中国驻兵朝鲜在保护属国，且经朝鲜王屡请留防，中国在道义上没有撤兵的理由。但是，李鸿章则是主张撤兵的（在日本撤兵的条件下）。之后，李、伊谈判又由撤兵问题谈到了两国共同出兵互相知照。
1885年4月16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其约款如下：
1、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2、两国均允劝朝解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3、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天津条约解决了“甲申政变”遗留下来的中日之间的问题，矛盾是暂时缓和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李鸿章在《天津条约》中允许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其有害于朝鲜和中国是极明显的。但是，李鸿章在订约时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并且以此约成功而沾沾自喜。
李鸿章认保持中朝宗藩关系和防备日本或其他国家侵夺朝鲜着眼，极力想保留中国派兵权。这正是当时清朝防治阶级比校普强的见解，因为这个缘故，甚至不惜于给日本同样的派兵权。他们完全不了解，这样无疑于把朝鲜置于中日两国“共同保护”之下，有利于日本侵略。清朝统治阶级对当时情势缺乏正确的认识，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因竹添阴谋失败而受挫折，处于不利地位，当时日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对朝鲜的派兵权，倒是愚蠢的清朝统治阶级亲自把派兵权送到日本军国主义手上来了。
明成皇后13（1）
中日双方在不通知当事国朝鲜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朝鲜，闵妃、高宗以及朝廷大臣们，都慌了神。当时的朝鲜政府只是凭借外力维护自身的权力，依赖清军的协助，几次从危机中度过，闵氏政府对清军的信赖有如神坻一般。但是大清国军队依据《天津条约》就要从朝鲜撤守了，闵妃一派怎能不感到慌张呢？心慌之余，闵妃等也感到愤怒，一种被最信赖的人抛弃的耻辱。
闵妃和高宗商量，急忙召集朝廷大臣，针对这个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领议政金弘集、左议政闵泳翊等。由中国派来整理关税的德人穆麟德，此时已获得了高宗、闵妃的信任，兼办外交事务，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高宗语气悲痛的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只信赖宗主国大清国来维持国家，但是，大清国抛弃我们，即将撤离军队。这件事可怎么才好？”
朝廷大臣没有一个人答得出话来。
闵妃也非常担心的附和道：
“大清国军队退出的话，日本一定会乘机进来，这样的话开化党会再次执政，结果是什么，不用本宫赘言了。”
不管国家命运如何变化，闵妃只担心自己的权力与身家性命。
领议政金弘集叹了口气，禀告：
“启禀王上，清军一旦退出，在日本国内保护着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就会被日本人抬出来，国家必将大乱，这是毫无疑问的。”
闵妃语气悲痛，但坚定的说：
“无论如何不能让开化党再次夺走政权。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很难阻止日本，那就应该借助别国的力量。如果大清国抛弃我们，那就算借住英国、美国、法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力量，也一定要阻止日本进来。”
这实在是愚蠢无比的想法。闵妃等统治者整日汲汲于权势的争斗，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情势一无所知，见识自然浅薄粗鄙。想要维持国家不被外来势力侵略，就应该即刻转变国家政策，开始积蓄自己的力量才是根本。英国、美国或法国同日本一样，对朝鲜垂涎欲滴，都想把朝鲜当做殖民地。为了阻止日本势力，而借助其他国家势力，就好像为了阻止从前门打进来的老虎，叫熊从后门进来一样。可是闵妃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高宗看了看大臣们说道：
“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依赖大清国的保护，如果大清国无法帮助我们了，似乎只有照王后所说的，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国家之中，我们应该借助哪一个国家的力量才对我们最有利呢？”
领议政金弘集禀告：
“启奏王上，我国的确无法独自阻挡日本，要借助第三国的力量的话，依臣所见，借助美国的力量比较好。”
闵妃反问道：
“领议政达人为什么将法国与英国放在一边，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呢？”
金弘集跪禀道：
“启禀王上与王后娘娘，国与国之间，帮助他人与接受他人的帮助，一定会附带交换条件。法国与英国的侵略性都很强，在法国方面，很早就通过天主教神父，想要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在英国方面，他们最近强行占领巨文岛。因此，我们现在要是想借住他们的力量赶走日本的势力，他们一定会要求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但是，美国原本就富裕，侵略性比较弱，所以只有借住他们的力量才不会带来后患。”
“嗯，这个意见很好。但是，美国是不是会帮助我们呢？”
关于这个问题，大臣们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德国外交顾问穆麟德看着高宗说：
“启禀王上，如果能允许小的发言，将不胜感激。”
“要什么意见但说无妨。就因为穆麟德先生是熟知国际情势的专家，才请您到会的。”
“谢陛下。依我的看法，想要阻止日本的势力，借住俄国的力量会比美国更有效。”
“为什么？”
“启禀王上，美国是比法国或英国较少侵略性。但是在地理上，美国隔着太平洋，距离遥远，一日发生事故，很难即时借助他们的力量。而俄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和朝鲜接壤，而且如今态势，俄国处事与日本对立，所以，要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