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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蒲扇耳朵，牙齿细碎，他富有感染力，又精明地知道历史在什么地方值钱，这两套本领让他功成名就。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个小个子男人在学术界却地位颇高。每年，他的最后一场演讲都要谈米开朗琪罗之死，听众总能把校园里最大的礼堂挤得满满当当，大学生们听得要掏手绢抹眼泪呢。最重要的是，麦克比在对那部本领域其他人忽略的书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深信《寻爱绮梦》有些古怪，可能藏着天大的秘密，他还说服学生们去探寻这部古书真正的含意。
学生们中有一个人以超出麦克比期望的热忱进行了研究。我的父亲是俄亥俄州一个书商的儿子，他过完自己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就来到学校，那时候距F。斯各特？菲茨杰拉德使中西部男孩在普林斯顿时髦起来已经过了近五十年。那时候进行了很多变革。学校正在努力摆脱自身乡村俱乐部的过去，并且顺应时代精神，对传统也不是那么看重了。我父亲进校时的那一批大一学生是要求在星期天参加礼拜仪式的最后一届。而他离校的那一年，女子第一次作为学生出现在校园里。WPRB学校电台还邀请她们参与合唱韩德尔的《哈利路亚》。我父亲喜欢说伊曼纽尔？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时代？》最能体现他青年时代的精神实质。在他看来，康德是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鲍勃？迪伦式人物。
这是我父亲的做事方式：抹去历史中为剔出那些枯燥沉闷、晦涩难解的问题而划定的界限。历史对于他来说，不是时间线索和伟大人物，而是思想和书籍。他跟着麦克比学习研究，又在普林斯顿待了两年，毕业之后，他带着它西行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意大利文艺复兴专业的博士学位。紧接着，他去纽约做了一年研究员，直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给了他一个教授十五世纪历史的职位，他才欣然接受了这个回到家乡的机会。我的母亲是个会计，从雪莱到布莱克统统对她的口味，我祖父退休之后，她便接管了哥伦布市的图书生意，而在他们两人之间，我在一群爱书人当中长大了，一如某些孩子在宗教氛围中成长一样。
四岁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去参加图书会展。到了六岁，我对羊皮纸和牛皮纸的区别知道得远比弗利尔和托普斯两家公司发行的球员长的不同还要多。十岁生日之前，我已经接触过五六本《古登堡圣经》，那可是世界印刷史上的杰作。但是，我还真想不起自己这一生中有什么时候不晓得我们自己那个小小信仰的圣经是哪一本书——《寻爱绮梦》。
“它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谜，托马斯，”我的父亲会这样教导我，同麦克比教导他一模一样，“但还没有人接近过那个谜底。”
他说得没错：还没有人。当然，这本书出版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需要去寻找谜底。那时候，一位学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把《寻爱绮梦》每一章开头的字母拼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句拉丁文的离合诗文：Poliam
Frater Francisus Columna
Peramavit，意思是“波利亚深深地爱着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兄弟”。而波利亚正是波利菲洛寻找的那名女子的名字，于是其他学者开始追问谁才是《寻爱绮梦》真正的作者。但是，从那一点出发，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的意大利天主教修士。在一个由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小团体里，特别是在深受麦克比影响的那些人当中，人们还普遍认为那句离合诗文只是隐藏在书中的诸多秘密的一个提示而已。而那个团体要做的正是探究出其余的秘密。
第17节：四法则（17）
我父亲在这个领域里出名是因为他在我十五岁那年夏天找到了一份文件。那年——也就是车祸前一年——他带着我去德国南部的一座修道院做研究，后来又去了梵蒂冈的图书馆。我们俩住在一间意大利的小型公寓房里，有两张折叠床和一套老掉牙的立体声音响系统。整整五个星期，每天早晨他都用中世纪实施刑罚时采取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他随身携带的唱片中挑出一张崭新的科雷利经典，然后掐准了七点半这个时候，用小提琴和大键琴的乐音将我唤醒，并以此让我记住，研究工作不会等待任何人。
我爬起来，就会看见他不是在水池边刮脸，就是在熨烫他的衬衣，或者在数钱包里的钞票，嘴里却总跟着录音哼调子。他个子不高，却对自己的每一寸仪表都悉心料理，用种花人从玫瑰上摘去蔫萎花瓣的手法拔掉浓密的棕色头发里的灰白发丝。他努力留住一种内在的活力，他认为自己眼角的鱼尾纹和额头上因思考留下的纹路削弱了他的勃勃生气。我们终日与书架上无穷无尽的书籍为伴，每当它们把我弄得思维迟钝的时候，他总是马上找方法调剂一下。午饭的时候，我们会去街上吃油酥面和冰淇淋；每天傍晚，他还会带我去城里观光。在罗马的一天晚上，他带我去城里的各个喷泉转了一圈，每到一处就叫我投一枚幸运硬币。
“替萨拉和克里斯滕投一枚，”他在破船喷泉说，“帮助她们弥合心灵的创伤。”
我们离家的时候，两个姐姐都刚刚痛苦地同男友分手。父亲从来就不太看得上她们的男朋友，觉得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
“替你妈妈投一枚，”他在人鱼喷泉说，“感谢她对我的容忍与宽厚。”
我父亲要求学校给予资助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母亲便让书店在星期天也照常营业，以此来贴补我们路上的花费。
“替我们俩也投一枚，”他在四河喷泉说，“希望我们能找到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从来就没真正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什么——至少，要到我们无意中撞上它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吧。我只晓得父亲坚信对《寻爱绮梦》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缘故。他把拳头在餐桌上捶得“砰砰”响，一再说那些反对他的学者们都把头埋进了沙子。他说那本书本身太难了，很难从其内部进行理解；通过寻找相关资料，找到该书的真正作者和他写作该书的原因，这才是一条更好的研究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我父亲因为他对真理的狭隘理解而疏远了很多人。多亏了那年夏天我们找到的东西，不然我们家恐怕很快就会完全依靠书店的收入过活了。命运女神向父亲微笑了一下，就在她夺去他生命的前一个年头。
在梵蒂冈某个图书馆的三楼侧翼，连专事扫洒的僧人也不去掸灰的书架之间的过道深处，我们背靠背站着，寻找父亲已经求索多年的线索，他在一本厚厚的家族史书页中找到了一封夹藏的信件。这封信的日期是《寻爱绮梦》出版之前两年，收信人是某个地方教堂里听忏悔的神父，信里谈到了一位地位尊贵的罗马贵族子弟。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
要再现父亲看到那个名字时的兴奋表情可是件难事。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书的时间长了，那眼镜就会悄悄地滑下鼻梁，让眼睛变得夸张起来，恰好能表现出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是他留在大多数人脑子里的第一印象和惟一的形象。那一刻，他估量着自己发现的东西，那屋里所有的光似乎都汇聚到那一双眼睛里。他拿着的那封信用蹩脚的托斯卡纳语写成，文字书写拙劣，仿佛写信人不习惯使用这种语言，写字也不太熟练。信写得絮絮叨叨，一会儿泛泛而谈，不知对何人说话，一会儿又把上帝当成了倾诉的对象。写信人对没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信表示了歉意，因为他对这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最终，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表达了悔过之意。
第18节：四法则（18）
宽恕我吧，圣父，我杀了两个人。虽然行暴力的是我的手，可设计这一切的决不是我啊。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少爷吩咐我干的。请您发发慈悲，从轻发落我们俩吧。
信上说杀人是某个复杂计划的一部分，那是写信人这样单纯的人没法设计出来的。科隆纳怀疑两个被害人背信弃义，他们受了他的差遣去执行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他们拿到一封信，要送往罗马城外的一座教堂，那里会有第三者等着接收信件。两个人被迫以性命起誓不看信，不丢失，甚至不能用不戴手套的手触摸它。于是，就发生了纯朴的罗马石匠在圣洛伦佐杀死两名信使的故事。
在学术界，父亲和我在那个夏天找到的东西出了名，被称作“贝拉东纳档案”。父亲感觉它肯定能挽救他在学术圈里的名声，六个月后，他出版了一本小书，并用它作为题名以暗示这封信与《寻爱绮梦》之间的关联。那本书的题献是我的名字。他在书中提出，创作《寻爱绮梦》的弗朗西斯科？科隆纳不是大多数学者以为的那个威尼斯修士，而是我们的信中提到的那位罗马贵族。为了支持这一论断，他加了附录，其中包括有关他称之为“冒充者”的威尼斯修士和罗马的那个科隆纳所有已知的履历档案，这样读者们就能有所比较。仅仅那份附录就笼络了保罗和我两个信徒。
那些详述的细节直截了当。假弗朗西斯科居住的威尼斯的修道院对这么一个思考哲学问题的作者来说是个绝对无法接受的地方；听父亲说，那地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像在开一场穷奢极欲的鸡尾酒会，伴着轰鸣的音乐声，人们恣意地灌着烈酒，耸人听闻地乱搞男女关系。当教皇克雷芒七世企图约束那里的教友的行为时，他们回话说倘若要自己恪守戒律，那他们马上就改宗路德教派。即便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冒充者”的生平读来仍旧像一份犯罪档案。一四七七年，他因某些未言明的违规行为被逐出修道院。四年后，他回到修道院却又犯下另一桩案子，差一点儿就被脱去法衣解除圣职。一五一六年，他对一桩强奸案供认不讳，被处以终身放逐的惩罚。他却并未就此罢休，又回到修道院，然后又被放逐，这一次是因为一件牵涉了一位珠宝商的丑事。死神对他相当仁慈，一五二七年才要了他的性命。这个威尼斯人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偷窃案的被告，低头认罪的强奸犯，道明会修士——竟有九十三年的阳寿。
另一方面，罗马人弗朗西斯科在博学德性的每个方面都堪称楷模。据父亲所言，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的子弟，从小生长在欧洲社会最优良的环境之中，由文艺复兴时期最出色的知识精英教导。弗朗西斯科的叔叔普罗斯彼罗？
科隆纳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赞助人和红衣主教，还是一名有声望的人文主义者，可能就是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人物普罗斯彼罗的原型。父亲认为，这些背景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写出像《寻爱绮梦》这样复杂的书来——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背景，才使这本书得以由领先一时的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