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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三井峰子的死讯，清濑直弘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一脸茫然，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露出悲伤的表情。问话的间隙，他还忽然嘟囔道：“是吗……那家伙……为什么……为什么会……”
他好像终于醒过神来，接受了现实。从他的反应中看不出任何表演的成分。
他非常配合，但上杉却没得到任何线索。这也难怪，他和前妻已半年多没见了。关于他的不在场证明，他说案发时自己正在银座和客户吃饭。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
接下来，上杉他们又见了死者的儿子清濑弘毅，一个小剧团的演员。
对于母亲被杀的原因，清濑弘毅也没有任何线索。他和母亲已经两年没有联系。他对父母离婚一事也持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不清楚他们离婚的原因。
“现在中年人离婚也不稀罕，随他们去吧。”清濑弘毅满不在乎地说道。
上杉再次认识到，所谓的孩子，终究只是这样的生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凭一己之力长大的，很快便忘记父母曾给予的保护。据说清濑弘毅从大学退学当了演员，但正因为他当时是个大学生，才有工夫沉迷于演戏。
看到清濑弘毅，上杉觉得这个人还没有长大。他的父母还必须严加监管，以防他走上歪门邪道。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成熟，和年龄没有关系，需要父母的判断。这种判断对孩子的人生来说十分必要，而且只有父母能那么做。
他们又调查了清濑弘毅，发现他和一个叫青山亚美的女服务员同居。房子是女方租的，他只是蹭住。
果然不出所料，上杉心中嘲笑。根本就不是独立生活，只是换了保护人而已。上杉心想，自己如果是直弘，生拉硬拽也要把弘毅带回家。
和他们一样，其他侦查员也陷入泥潭。有目击者说在当天下午五点半左右看到保险推销员从死者房间走出。由于推销员的供词有疑点，大家还认为凶手就是他，结果他很快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至于不在场证明是如何确认的，上杉不得而知。
调查会议每天都开，但连嫌疑人都找不到。死者三井峰子的交友圈并不广，平常来往的仅限于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了解三井峰子的人都断言，她不可能招致别人的怨恨，也找不到什么人会因她的死亡而得到好处。但从现场情况判断，凶手的目的明显不是强奸或抢劫。
唯一的进展是，几个被认为不可能的谜团都已有了答案。例如现场的人形烧中为何有芥末，为何厨房里有新厨剪却又买了一把新的。只是在开会时，上司仅仅说“这些和案件无关”，至于是谁通过什么方氏调查清楚的，上杉并不知道。
案发后第六天，终于发现了可以称为线索的东西——三井峰子的手机在案发前留下了一个来自公用电话的来电记录。警方查明，她是在离家二百米远的一家西饼店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店员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
“喂……啊，什么啊。为什么用公用电话……哎呀，那可真糟。啊，稍等。”
。
据说当时的对话大体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三井峰子没用敬语，因此对方肯定是她的家人、亲戚、朋友或者晚辈。
打来电话的人不一定是凶手，但很可能和案件有关。他们开始重新调查三井峰子的社会关系，彻查她学生时代和家庭主妇时的朋友，查找有没有人联系过她。
上杉也参加了调查。他只对一点感到好奇，到底是什么人查到她去过西饼店呢？会议对此未作任何说明。
这次的调查真奇怪，他呆呆地想道。
西饼店店员的证词让调查有了起色，但警方没有从三井峰子的亲戚和老朋友那里得到任何有益的信息。这时，他们新发现了一个事实，据说三井峰子跟离婚时的委托律师商量过财产分割事宜。正式的财产分割已经结束，但三井峰子希望重新跟前夫交涉。她好像终于体会到一个女人独自生活的艰辛。
但若没有任何理由，很难再度进行交涉。三井峰子很可能开始考虑，如果能证明直弘在离婚前就有外遇，但可以要求他支付精神赔偿金。但三井峰子始终只把这件事当作假设的前提跟律师商量，所以那个姓高町的女律师也并未积极地把详情告知警方。
他们马上对清濑直弘进行了调查，一个疑似他女友的人浮出水面。清濑离婚后立刻聘用了一个叫宫本祐理的女人当秘书，公司里有传言说她可能是社长的女友。
如果两人的关系在直弘离婚前便已开始，三井峰子或许能拿到精神赔偿金。和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终于得以查明。
清濑直弘有不在场证明，但如今登录黑网站买凶杀人已不鲜见。调查宫本祐理和清濑直弘关系的工作落到了上杉头上。
“你找这个人查一下。”组长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岸田要作”和一个地址。
“岸田……好像在哪里听过。”
“他是全权负责清濑直弘公司税务的税务师，和清濑有近三十年的交情。向直弘公司的员工问起宫本祐理，大家都说，岸田最清楚社长的私生活。”
“我记得在三井峰子手机的已拨电话记录里有岸田事务所的电话，是吧？”
“对。关于这一点，岸田说三井只是跟他商量确定申报一事。”
“真的只是这样？”
“不清楚。你调查时也顺便问一下。”
“我知道了。”上杉将纸条塞进上衣内兜。
“找个年轻人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这点事我自己就行。”上杉说着拿起外套。
当他走出日本桥警察局时，听到身后有人喊“上杉警官”，回头一看，只见加贺正快步追来。
“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吗？”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
“岸田税务师事务所，刚才我听到了。”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你为什么想去？该不会以为能查到可以让你邀功请赏的线索吧？”
加贺微微一笑，说道：“要是那样，我就把功劳让给您。我找岸田税务师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
“以后再告诉您。我可以去吗？”
“愿意跟就跟着吧。”
岸田事务所位于市谷，紧邻靖国路，在一栋六层建筑的二层，入口处有玻璃，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桌后。上杉向里张望，看见一个年近六十岁的瘦弱男人正在操作电脑。
上杉走进去自我介绍，表明来意。
那个男人站了起来，他果然就是岸田。他一脸困惑地让上杉和加贺在沙发上落座。
上杉一边看着对方递来的名片，一边询问他和清濑直弘的关系。岸田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们的确有着很多年的交情。
“两家人都很熟吗？您和已故的三井峰子女士也很熟？”
岸田闻言摇了摇头。
“不，和夫人没那么……我很少去他家。”
“六月三号三井女士给您打过电话吧？她找您有什么事？”
“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
“对不起，请再详细说一遍。”
岸田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问如果委托我们事务所进行确定申报会花多少钱。我说着要看具体收入和开销有多少，但如果委托我们，肯定会尽量控制得最低。”
“还说了什么？”
“只有这些。”
“据您所知，清濑夫妇为什么离婚？”
岸田略加思索，开口说道：“我听说是夫人希望离婚，但具体情况不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商量好了，别人不该插嘴。”
“责任是否在清濑先生一方？比如他有外遇。”
岸田瞪大眼睛，连连摇头。
“我觉得不会，清濑社长没那个能耐。”
上杉决定切入正题。
“有个叫宫本祐理的女人最近好像被聘为社长秘书，是吧？她是什么人？是因有门路才被录用的吗？”
“不，这个，这……”岸田脸上立刻浮现出狼狈的神色，“我只是税务师，对于他们来说终究是个外人，客户的私事一概不管。我只听说他们很早就认识了，其他不太清楚。”
“认识？是什么关系？”
“我说了我不知道。”岸田不耐烦地摆摆手。
上杉觉得，岸田可能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惹怒清濑直弘。
既然从岸田口中打听不出有用的线索，上杉合上记事本，决定放弃。“百忙之中打扰了，非常抱歉。”他准备起身。
就在这时，加贺说道：“可以再问个问题吗？六月十号晚上您去了哪里？”
岸田一听，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上杉也吃了一惊。虽说调查相关者的不在场证明是惯用套路，但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岸田。胡乱确认不在场证明会使对方不快，从而影响随后的调查。
“你们怀疑我？”岸田果然面露愠色。
“您当成例行公事就行。对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加贺笑道。
岸田不安地看向上杉，上杉微笑着点点头。
“对不起，例行公事。”
岸田的表情稍显缓和，向里屋走去。回来时，他手中多了个记事本。
“那天离开事务所后，我去了儿子家。”岸田边看记事本边说。
“您儿子家？在哪里”加贺问道。
“木场，在江东区。”
“您几点离开事务所？”
“应该是六点半以后，具体时间不记得了。”
岸田声称，离开事务所后，他顺便逛了逛书店，到儿子家时已经八点左右。九点多时他离开儿子家，去了位于新桥的一家常去的酒吧，回家时已过午夜十二点。
加贺确认了他儿子的准确地址和酒吧的名字，便结束了谈话。
“你想干什么？”走出大楼后，上杉对加贺说道：“不能再那种局面下确认不在场证明，你这么乱来，让我很为难。”
“但事实证明还是问一下好。岸田在七点到八点之间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又怎样？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占多数。关键是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岸田。”
加贺停下脚步，凝视着车水马龙的靖国路。
“您认识清濑弘毅吗？他是死者的独生子。”
“案发第二天我就去找他了。”上杉答道，“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
。
加贺耸了耸肩。
“您真严厉。”
“我一见那种毛头小子就生气。明明自己什么都干不成，还装成熟。当父母的也不好，教育方式不当，他才会变成那样。父母生怕孩子嫌自己啰嗦，孩子才变得任性妄为。”上杉一口气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多嘴了。他咳嗽一声，问道：“那个傻儿子怎么了？”
“我问了他死者的说话方式，例如对什么人用敬语，对什么人不用。”
上杉这才反应过来，加贺是想寻找用公用电话拨打三井峰子手机的人。上杉对此也感到好奇。“然后呢？”
“他说和一般人没区别。要是比较熟悉，即使对方比自己年长，也很随便，如果不熟，即便是对年轻人 也用敬语。”
“这相当于没问嘛。”
“于是我试着这么问：请告诉我三井峰子女士跟谁说话时不用敬语，想到多少就说多少。他们已经将近两年没见面，他忘了不少，但还是努力想起了几个名字。其中——”加贺煞有介事地停顿了一下，“其中有岸田税务师的名字。”
“啊？”上杉瞪大了眼睛，“真的？”
“他说岸田税务师多次去过他家，所以他曾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