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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看见了。”
“是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吗？”
“是的，我确定。”
法庭里的窃窃私语声表明了这个证词是多么石破天惊。原告的证人曾一再确认，在七月九日，弗来迪是在下午三点半到西苑的，而现在，这位美人却反驳了他们，那几位警察的品行也由此受到了人们的怀疑。
在这小小的胜利之后，是几个小时的冗长询问，原告的证人们不断地描绘出弗来迪的可怖意图。
来自棕榈滩的撒甲·威廉先生讲述了哈利先生和弗来迪之间的一场争吵。在争吵中，弗来迪曾威胁哈利先生，要“打破他的头”；而那个性情温和的南方佬——怀特·福斯克特，欧克斯家族的私人律师，则描绘了欧克斯的家庭纠纷，他用那极具表现力的语言把弗来迪描绘得简直就像一个恶魔。
作为缺席的林道普上校的代言人——警察局长潘波顿少校，提交了警方的证词。潘波顿是个正直而呆板的老头，举止间流露着一股刻板。他照本宣科地讲述了调查及逮捕德·玛瑞尼的过程。他的证词对那些琐碎的细节一再渲染，而那关键性的一点，即在七月九日，弗来迪被麦尔岑叫到楼上审问的时间是几点，却被他完全忽略了。
穿着笔挺的卡其布制服的道格拉斯中尉同样为原告作证了，他是个挺拔、充满活力的苏格兰人。弗来迪被拘捕时，由他进行了最初的非正式看管。由于他和弗来迪是朋友，所以后者便放松了自我保护意识，曾有口无心地问他——难道大英法庭仅凭一些偶然的、非关键性的证据，而且在凶器尚未找到的情况下，就能定一个人有罪吗？
道格拉斯还用打卷儿的舌音，在法庭上学着弗来迪的语气，把他曾说过的话重述——“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
黑格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副手卡兰德。卡兰德长着椭圆形的脸，英俊修长，脚步轻快。他问道格拉斯：“你知不知道被告是法国人，而法国法律同英国的不一样？”
“我知道。”
大法官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也提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被告来自毛里求斯？”
“我知道，法官大人。”
卡兰德微微一笑，“被告是否问过凶器有没有被找到？”
“他问过。”
“在这种情况下，他问这种问题不是相当正常的吗？如果没有凶器，可以定一个人的罪吗？”
“这个问题不算奇怪。是的，不可以定罪，先生。”
“你是否对被告说过，‘人们对哈利先生的死大惊小怪、议论纷纷是因为他有钱。如果只是一个可怜的杂种死在大街上，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想不起来曾说过这话。”
“你不是总用‘杂种’这个词吗？”
“我从没用过那个词。”
卡兰德绷紧了脸，用手指着这个壮硕的苏格兰人说：“道格拉斯中尉，‘杂种’这个词是你的常用口头语。”
“我否认。”
“我还要说，你就是那个说‘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的人。”
“我反对。那是被告的话。”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卡兰德说。
这是一次有效的质询，可是道格拉斯是个顽固的证人，弗来迪在围栏后显得神情沮丧，再也不是满不在乎的神色了。
接下来的一天又以闹剧开场，欧克斯夫人坐在证人席里，穿着黑丝外套，戴着黑色面纱和黑色手套，语言轻柔，却令人感动，让人感到她女儿和德·玛瑞尼的婚姻给她和她的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她用棕榈扇扇风，想使自己凉快一点；又用颤抖的手把一杯水举到唇边：这个动作赚取了不少人的同情。
尽管我对她的举动有些怀疑和嘲笑，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憔悴赢弱、泪光莹然的寡妇，可不是我在南希房里看见的那个刚从迈阿密的巴尔的摩回来的大方气派的女人了，更不是那个曾对我不屑一顾的意志坚强的女人。
在丑化弗来迫的那些面目可惜的证人中，尤妮斯·欧克斯是最脆弱的一个。她说：弗来迪曾写了一封“可怕”的信给他们的敏感的儿子悉尼，批评了哈利先生的所做所为；弗来边又怂恿南希，如果他们不“接纳”他的话，就和他们脱离关系。诸如此类。
黑格斯只彬彬有礼地问了六个问题，其中包括：“欧克斯夫人，被告是否曾威胁要对你丈夫进行肉体伤害？”
“当然没有。”她高声说。
这才是我在巴尔的摩遇到的欧克斯夫人。
“那么就你所知，”黑格斯问，“被告的抱怨只不过是因为你和哈利先生不接受他吗？”
“我想是的。”
“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了。”
那天上午，还有一名证人站到了证人席上，他就是迈阿密的爱德华·麦尔岑上尉，他那胖得红润的脸却有些烦躁。几个小时中，阿德雷让麦尔岑重述了一遍他在初审时的证词，包括询问、逮捕玛瑞尼时被告的可疑行径。
黑格斯把讯问麦尔岑这个难题交给了他那跃跃欲试的助手，卡兰德马上就站了出来。
“上尉，在巴尔的摩参加了哈利先生的葬礼之后，你的同事贝克把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证据透露给欧克斯夫人和德·玛瑞尼夫人了？”
麦尔岑舔舔嘴唇，说：“贝克上尉告诉她们，在那个中国屏风的上面有德·玛瑞尼的指纹。”
“指纹？”
麦尔岑耸耸肩，“他可能说的是指纹。”
“从拿骚到巴尔的摩，你不是都和贝克上尉在一起吗？”
卡兰德那精确的英国波西米亚式的措辞使麦尔岑的南方腔显得有些拖沓，甚至很蠢。
“当然，我们在一起。”
“你们讨论过欧克斯的案子吗？”
“讨论过。”
“你们讨论过这个极为重要的证据发现吗？”麦尔岑畏缩了，看起来他有点儿慌乱。“一个指纹或一些指纹，麦尔岑上尉，你和你的同伴谈过吗？”
麦尔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呃，没有。”
“你能确切地回答我吗？”
“我们没讨论。”
法庭里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声，显而易见，大家对此都感到很惊讶，连大法官也满脸充满了怀疑的神色，抬起头来。
卡兰德转守为攻，“你和贝克上尉在这起案子中曾受雇，并作为同事，是吗？”
“是的”
“到拿骚后你们始终都在一起吗？”
“是。”
“麦尔岑上尉，当你第一次知道这个重要证据时，是在贝克上尉通知欧克斯夫人和南希的时候吗？”
“呃……是的。”
“可是贝克上尉宣称，他是在七月九日被告被捕之后才知道的，他曾站在证人席上起过誓。那么在你和贝克上尉从拿骚到巴尔的摩的路上，在贝克上尉不知道这个证据的情况下，你们何以讨论呢？！”
“那个么，呃，那个……”
卡兰德走到陪审团前面，微笑着摇摇头；在他背后，法官席上，达利大法官问麦尔岑：“先生，你对贝克上尉在你们前往巴尔的摩的旅途中，没告诉你指纹的事不感到奇怪吗？”
“嗯。”麦尔岑遮遮掩掩地说，眼神就像一个小学生向老师报告狗吃了他的作业一样。“我想……我记得，贝克上尉和潘波顿少校去皇家空军实验室化验一个属于被告的指纹。那是在七月九日吧？”
大法官转转眼珠，面带怒色地扔下手中的铅笔。
卡兰德乘胜追击，进一步追问到谋杀上来。“让我们回到七月九日，上尉，就在那天，你和贝克上尉建议逮捕了被告？”
“是的”
卡兰德冲他刺出指责的一指，“麦尔岑上尉，你的初审证词中说，七月九日，被告是在下午三点至四点之间被审问的。你们作了伪证，设计好这么说致使造成假象，让大家认为被告在指纹取走前没在楼上！”
麦尔岑松了松被冷汗湿透的领口，他的笑容显得既痛苦又紧张，“那可不是我的主意，我……我记不得了，只是个错误吧。”
“噢，怎样的一个错误！”卡兰德冷笑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巧合，你们和两名当地警官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麦尔岑虚弱地笑笑，又耸耸肩。
“我没有要问的了，法官大人。”卡兰德说。
下一个证人是贝克，和他的同伴不同，他可不会轻易泄底。他摆出一副专业的，甚至高人一等的姿态来，随意而自信地站在证人席里，手插在灰色双排扣外套的兜里。
黑格斯大律师亲自询问证人，提问和回答都是既恰当又精确——他们对这样的场面都经历得太多了。但是陪审团尽管对麦尔岑的行为十分厌恶，却还是仔细聆听了贝克的证词。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听贝克那富有感染力的、听起来很可信的证词，他又重新对伯爵犯罪的可能性及对他的逮捕过程进行了描述。哈利那刚引导贝克进人关于指纹讨论的话题，黑格斯就郑重地站起来，反对继续探讨德·玛瑞尼的指纹。
“那些指纹并非最好的证据，”黑格斯告诉大法官，“有指纹的屏风才是。”
大法官点点头，自色的假发也随之颤动，“我对此毫无疑问，那么，把屏风呈上来。”
黑格斯笑着说：“可是我的法官，现在屏风上已经没有指纹了。”
大法官皱起了眉头，由于困惑马上就要发脾气了，“你除了提出指纹本身还要做什么？还要它的照片？”
“我提出指纹的意思是，法官大人，指纹被一块橡皮擦去了一部分。而且我们只听贝克的一面之辞，说这个指纹是从屏风上得来的，不足为凭。”
大法官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原告的指纹证据是伪造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法官大人。”
法庭的骚动被原告律师站起来表示反对制止了。哈利那断言指纹十分可靠，解释说，贝克上尉在勿忙之中赶到拿骚，未曾带指纹相机，而现场又无人可作证。
“你难道不能给办公室发电报，让下班飞机送来特制的指纹相机吗？”大法官问证人。
“我可以这么做，尊敬的法官大人，”贝克承认，“可是我没有。”
“黑格斯先生，你只能说这个证据的重要与否，而不是可靠与否。”大法官说，“我只能这样引导陪审员们。”
随后散庭：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的中场。
次日一早，贝克回到证人席。黑格斯相当平静地坐着。那个屏风现在已送到法庭，并被放在法官席的左侧。
我本以为黑格斯要派出他的得力助手去向这个证人发难。可是黑格斯却站起来，走向证人席，“你说指纹是从屏风上取下的，你做好了标记，是吗？”
“我肯定指纹取自于我标记好的屏风的顶部，而不是其它位置。”
“贝克上尉，走出来，好吗？请走到屏风前，用蓝色铅笔在屏风顶部画出这个位置。”
贝克走出来，神态自如地走过大法官，走向屏风。他仔细看看上部，贴近地看了看他以前所做标记的蓝线。
“尊敬的法官大人，”贝克说，“这个蓝线不是我画的。八月一日，在法庭上，我画的是黑线，而现在的蓝线似乎试图与黑纹重合。”
法庭内又传了一片窃窃私语声。大法官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