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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一九八八年。阿德雷在做律师和搞政治方面成绩都不错，但是在代表巴哈马参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典礼时，坐飞机死于心脏病。
拿骚的那些官员们都退休了。林道普上校去了温布尔登乡下，希尔斯上尉和潘波顿少校留在拿骚，潘波顿是巴哈马商务院秘书。他们现在是否健在，我不太清楚．不过他们都是正经人。
贝克和麦尔岑可就不同了。贝克被国际调查委员会谴责，被判永久退休。他回来后在一起摩托车事故中受伤，一想起欧克斯的案件，他就不得不拿出毒品来解除心灵上的痛苦。当他上瘾之后，他抛妻弃子，迈阿密警官的工作也不要了。
同时，他的同伴麦尔岑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早早退了休，一九四八年死于心脏病。
后来贝克向妻子和儿子发誓说他会悔改，哀求他们让他回家。一九五二年的一个晚上，他的儿子发现他父亲正残忍地殴打她的母亲，儿子不得不出手把他的父亲打得血流满面，躺倒在地上昏迷了。凌晨，贝克苏醒过来，拿一把三八口径的手枪对着他儿子。一场博斗之后，这位温莎公爵的指纹专家死了。
战后，许多英国公民为逃避新社会主义政府和严格税收，都跑到了几乎免税的巴哈马，这给巴哈马带来了财富，使哈罗德·克里斯蒂更富有了。雷弗德岛真的成了富人的天堂：高围墙，复杂的保安系统和他们自己的警局保护富人和名人，这些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游乐、开汽艇之类的活动。那里曾有一个土著人叫亚瑟，杀他的凶手不仅未受制裁而且他本人已被忘却了，他的灵魂还在那里冤屈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哈罗德·克里斯蒂没活到看见他的梦想实现。他的巴哈马已成为富人和游人的天堂，他认为自己应该因“为王冠做的服务”而得到骑士勋章。这位哈罗德·克里斯蒂男爵和离婚的汉尼格夫人结婚了。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财产，他的私人生活并不轻松，总是充满了怀疑和担心。
战后这些年中，我想我也没让克里斯蒂活得自在，我在报纸、杂志的文章里，在收音机和电视广播里，尽可能地宣扬欧克斯案件。我说，证据被压下了，一个拿骚名人被保护了起来
这些年里，有些事或许与这个案子有关：战后不久，在外地的本岛人向政府上交了约值二万五千美元的金币，他们说是“私人财产”，尽管一些金币上的日期是一人五三年而另一些上则是一九○七年。一九五○年华盛顿来了一个女记者，询问欧克斯案件的凶手；同年，一个码头工人在加利福尼亚的酒馆里喝醉了，吹嘘说知道谁杀了哈利·欧克斯先生，他被联邦调查局和拿骚警局审讯了，而后官方告诉媒体，这个码头工人知道凶手。然而联邦调查局、苏格兰场和拿骚警局都没开庭；之后，哈罗德·克里斯蒂的秘书却被神秘地杀死了。
最后，在一九五九年，西里尔·圣约翰·史蒂文森提出对欧克斯的案件要重新调查，他是由财大气粗的海滨大道私人资金会支持的。
“我会用我的手指直指那罪犯。”史蒂文森夸口说。
在国民大会厅里的被告席上，哈罗德·克里斯蒂皱着眉，试图等待陪审团投票通过判决，以挽回面子。表决通过后，巴哈马总督雷瑞·亚瑟男爵，打算让苏格兰场接手调查，后者却拒绝了。
克里斯蒂被这事困扰着，“真恐怖，”他苦涩地告诉记者，“当你走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说‘他在那儿，是他杀的人’时。”现在，在拿骚，他的名声就这样：一问起哈罗德·克里斯蒂，你就会听见有人把他描绘成杀人犯，而不是那为热带海岸带来财富的人。
他在一九七三年死于心脏病。
厄尔·加登继续写他的畅销侦探小说，当然，尽管后来有安·弗雷明和他竞争。战后，弗雷明离开海军情报局，成为专业记者。他的第一部间谍小说写于牙买加。弗雷明的兴趣毫无例外地集中在那些无恶不做、下场却不错的恶棍们身上。当被问及在他自己的间谍岁月里他是否杀过人时，他总说：是的，有一次。
至于加登，欧克斯案件中许多的不公平，导致了他“促进法律监督”的看法。他还召集了一批专家，考查这个充满了不公的法律案件。加登邀请我参加，许多“倒霉的人”也参加了。以后在另一个案件中我会涉及他们中的一些案子。
赌场到底在巴哈马登陆了。可是直到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后，迈尔·兰斯基和他的商业伙伴才有可能获得利益。一九六三年，在许多著名的巴哈马政客被赠予丰富的“顾问奖金”后，一个赌场在大巴哈马岛的吕卡安海滩开张了。联邦调查局查出首家巴哈马赌场的大笔赢利，汇给了一个在佛罗里达的人，他就是迈尔·兰斯基。
美国报纸抓住巴哈马赌场的纠纷大做文章，随之被揭露的丑闻结束了拿骚白人占大多数的统治。一九六七年黑人占多数的国民自由大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
当然，赌博还在继续，甚至在西苑旧址上又建了一座赌场。还有肥猪岛，一九六一年阿历克斯·温那·格林以一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汉丁顿·哈弗德，这笔交易是由哈罗德·克里斯蒂安排的，改名叫天堂岛，现在已遍布摩天大楼和金碧辉煌的赌场。
最终迈尔·兰斯基变得和弗来迪·德·玛瑞尼那样，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他离开美国，到了以色列，尽管他给这个国家捐助了大量的金钱，可却依然没被接纳。他后来又去过瑞士和南美，最终回到美国，被判无罪。一九八三年他死于迈阿密海滨，身份是退休商业职员。
这些年来，使我感兴趣的是阿历克斯·温那·格林的名字很少被提及，我冷眼看着欧克斯案件中的这个关键人物。他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慈善家，然而，他的一个研究基金是支付关于优生学研究的。
一九六○年，一个空中小姐邀我赴拿骚共度一个周末（她是这么说的），据她说：“沙滩既有趣又充满阳光，可以随便喝点儿什么。”这是个诚恳的邀请，我接受了。一想到我已经五十五岁而她芳龄二十七，我别无其他回答，试想，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能接到几次这样的邀请呢？
可能出于思乡或是出于潜意识的习惯，我在以前的旅馆订了房间。它没太变，实际上只是变大了一些，我也更成熟了。一天晚上，我和我空姐女友（她叫凯丽，是杭时髦发型的金发碧眼的姑娘）在让格俱乐部共进晚餐，十五年前我和黑格斯也在这里吃过晚餐，不过气氛却完全不同。
我们坐在棕榈树荫下的一个绿桌边，喝着海螺汤，吃着胡椒饼。这时，一个穿莎笼裙的可爱的年轻女郎走过来问我：“您是黑勒先生吗？”
“是的？”
“那位先生想和您说话。”女侍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桌子。
“好的”
开始我没认出他来——怎么会认得呢？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站了起来，我朝他走过去。他像孩子似的，心无城府地笑着。他长着肉粉色的脸孔，头发花白，眉毛稀疏，椭圆的脸上长着一个大鼻子。湿润的小眼睛眯着。他穿着随便，穿一件粉白色短袖运动衫和一双白袜。对一个将近八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很健壮，不过岁月的痕迹还是在他身上刻着。
“啊，黑勒先生！”他用一种悦耳的斯堪的那维亚口音说：“好久不见了。”
这家伙是谁？我仔细地研究着他，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他。坐在他桌边的是个黑发美男子，穿着奶白色西服，系着黑领带。这位老先生看起来很眼熟，但他不是我熟悉的朋友。我们握握手，虽然他年纪不小了，握手还很有力。
我蓦地一下想起来了。我想起了在圆形起居室里的印加面具之间，火炉的上方，那可爱的殷勤微笑着的画像。
“你是阿历克斯·温那·格林。”我说。
“这是我的朋友汉丁顿·哈弗德。”他向年轻的美男子做了个介绍的手势说。
后者笑着看了看我，我们握了握手，他说：“和我们一起坐吧。”
我坐下了。“你怎么知道是我？”我问，“我们素未谋面。”
“我在报纸上常看到你的照片。你卷入这么多有趣的重要案件！你该写本书。”
“退休之后我也许会。”
“你还年轻，谈不上退休。我嘛，我已开始放弃物质追求了。我的朋友汉丁顿正劝我把香格里拉卖给他呢。”
“你还住在那里？”
温那·格林微笑着耸耸肩。他的神态好像他是我的长辈似的，“只在冬天才去。”
他同伴——A＆P企业的继承人，大概有五至七亿财产——站起身离开。我怀疑这是预先设计好的。
温那·格林靠在桌上，用那不变的笑容望着我，拍了拍我的手，他的手冷冰冰的，像冰块。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你，你时常对报纸谈起欧克斯案件，对不对？”
“对。”
“那事儿不会再有人查了，你知道的。去年一些傻瓜们查过了，却没成功。就是现在，这事对巴哈马和英国来说，还是一个难言之隐。”
“我知道。”
“那么我奇怪你为何还纠缠不休？”
“这是为我自己做广告。我也常谈林德伯格的案子，这就是为何我会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办事机构。在芝加哥，我们管这叫资本主义。”
他对自己笑笑，牙都没露出来，只是一咧嘴，“你真有趣。你的机敏很出名。”
“我的‘及时抽身’、‘急流勇退’也很出名。”
他点了点头，“非常聪明，真是非常明智。你知道……”他又拍了拍我的手。真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谢谢你。”
“谢我？”
他的脸黯淡了，点了点头，“为了你……掩盖了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他舔舔嘴唇，“麦卡夫女士。”
我什么也没说，却有点儿发抖，这个微笑的八十岁的慈善家让我发抖。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他说，“我很高兴，我终于也可以让你知道，她是自作主张。”
我点了点头。
他又笑起来，“你又回来了，黑勒先生。我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回到那个可爱的年轻女士身边去吧。是你女儿吗？”
“不”
他吡牙一笑，“真不错。晚安，黑勒先生。”
我没说什么，向他点点头，木然地走回到我的座上去。
“那是谁？”凯丽问。
“魔鬼。”我说。
“啊，黑勒——你真坏！”
“你说什么？”
她奇怪地看了看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
她想留下来看凌波舞比赛，可我想离开。那是我和那个空姐度过的最后一个周末，我觉得索然无味。
一年后，阿历克斯·温那·格林死于癌症。他的财产多达十亿美元。
直到一九七二年，我才又回到巴哈马，这次是和与我年纪相仿的妻子去的，她是我随便娶的一个女人。事实上，那是我们的蜜月旅行，是我妻子——第二任的——想看看巴哈马。
她特别想看看政府大楼，因为她为温莎公爵及夫人的凄美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
拿骚没有太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