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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烟斗吹吹气，确定烟管畅通，然后开始填装烟丝。
“美国心理学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并不缺乏研究资料。这份报告里提到波士顿的勒人狂斯派克，他在波士顿谋杀了八名护士；奥斯汀的怀特曼登上钟楼，狙杀了十六个人，还有许多人受伤；新泽西的昂罗冲到街上，在十二分钟之内打死了十三人；其他还有一两个个案你们可能听过。”
他翻阅报告。
“集体谋杀似乎是美国的专长。”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的，”梅兰德同意，“报告分析出几个可能的理由。”
“美化暴力；”科尔贝里说，“社会以专业为重；邮购枪支行为；无情的越战。”
梅兰德吸着烟斗，让烟丝烧起来，一面点点头。
“以及其他的原因。”
“我从某处读到，每一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二个是潜在的集体谋杀犯。”科尔贝里说，“但别问我他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市场调查，”贡瓦尔·拉尔森说道，“那是另一项美国人的专长。他们挨家挨户问人家能不能想象自己去杀很多人，一千人里头就有两个说：‘可以呀，那应该不赖。”
马丁·贝克擤着鼻涕，用红红的眼睛恼怒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梅兰德靠向椅背，将双腿伸直。
“你的心理学家们觉得凶手是怎样的人？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翻到报告的某一页，直接朗诵：
“‘他可能不到三十岁，通常很害羞内敛，但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规矩勤奋。他可能喝酒，但更可能是禁酒主义者。他的身材应该不太高大，可能有某种面部缺陷，或是其他的身体畸形，让他和常人不太一样。他在团体中的角色无足轻重，成长的环境可能很拮据。通常情况下若不是父母离异，就是本身是个孤儿，童年缺乏关爱。在此之前，他很可能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罪行。”
他抬眼说道：
“这是针对美国的集体谋杀犯所做的审讯和心理分析的综合结论。”
“这种集体谋杀犯一定是重度的精神病，”贡瓦尔·拉尔森说，“在他冲出去干掉一群人之前，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
“‘精神病患者通常在某件事触发其异常特质之前，看起来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精神病意味着此人有某种或某些特质异常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挺正常的——比方说才能、工作能力等等。事实上，这些一时冲动且毫无动机就犯下集体谋杀案的人之中，大部分都是邻居和朋友眼中体贴和蔼、彬彬有礼的好人，绝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这些美国案例中，有几个犯人说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也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毁灭倾向，但最后还是屈服了。集体谋杀犯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夸大狂或是病态的罪恶情结。凶手常会说，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出名，要看见自己的名字上报纸头条。而这种罪行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报复或自我肯定的欲望。凶手觉得遭人轻视、误解、虐待。几乎每一个案例中凶手都有严重的性问题。”’
梅兰德念完后大家一片沉默。马丁·贝克瞪着窗外。他面色苍白，眼窝凹陷，比平常驼背得更厉害了。
科尔贝里坐在贡瓦尔… 拉尔森的桌上，把他的回形针串成一长条。贡瓦尔·拉尔森恼怒地把回形针盒拉到自己面前。科尔贝里打破沉默。
“那个怀特曼从奥斯汀的大学钟楼上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他说，“昨天我看了一本讲他的书，一个奥斯汀的心理学教授认为，怀特曼的性障碍在于他想跟自己的母亲发生关系，所以他就用刀子代替阴茎，捅进母亲身体里。我的记忆没有弗雷德里克好，但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爬上高耸的钟楼——这是明显的阳具象征——将死亡的精子像爱情的箭矢一样，洒在大地之母身上。”
蒙松走进房间，嘴角仍叼着时刻不离的牙签。
“你在胡扯什么啊？ ”
“或许公车是某种性象征，”贡瓦尔·拉尔森沉思道，“只不过是横着的。”
蒙松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起身走向梅兰德，拿起绿皮报告。
“这借我找个安静地方看看，”他说，“在一个没有人发表俏皮意见的地方。”
他朝门口走去，却被蒙松拦下。后者取出口中的牙签说：
“现在我要干什么？ ”
“我不知道。问科尔贝里吧。”马丁·贝克简洁地说，走出了房间。
“你可以去找那个阿拉伯人的女房东问话。”科尔贝里说。
他在纸上写下姓名地址，递给蒙松。
“马丁是怎么了？ ”贡瓦尔·拉尔森问，“他干吗这么敏感啊？ ”
科尔贝里耸耸肩。
“我想他有他的理由吧。”科尔贝里说。
蒙松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开了半小时车，才到达北站街。他把车停在四十七路公车的终点站对面，这时候才刚过四点，但天已经黑了。
公寓里有两个叫做卡尔松的房客，但蒙松毫无困难地找出了正确的对象。
一扇门上有八张用大头钉钉住的人名卡。两张是印制的，剩下的则是不同笔迹的手写字体，全部都是外国名字。其中并没有穆罕默德·布西。
蒙松按了门铃，一个穿着起皱的长裤和白色汗衫的黝黑男子打开了门。
“我能跟卡尔松太太说话吗？ ”蒙松说。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双臂一摊。
“卡尔松太太没在。”他以很蹩脚的瑞典话回答，“就快回来了。”
“那我在这里等。”蒙松说着走进门廊。
他解开大衣扣子，望着微笑的男人。
“你认识住在这里的穆罕默德·布西吗？ ”
男人脸上的微笑不见了。
“是，”他说，“该死，太可怕了，真恐怖。他，我朋友，穆罕默德。”
“你也是阿拉伯人吗？ ”蒙松问。
“不，土耳其。你也外国人？ ”
“不是，”蒙松回答，“瑞典人。”
“哦，我觉得你有一点口音。”土耳其人说。
蒙松的确有明显的斯科讷省口音，怪不得土耳其人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是警察，”蒙松说，严肃地望着这男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四处看看。有其他人在吗？ ”
“没有。只有我。生病了。”
蒙松查看四周。门廊窄而黑，摆着餐椅、小桌子和金属伞架。桌上有几份报纸和数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除了前门之外，走道上总共有五扇门。两扇比较小的门八成是厕所和衣橱。
有一个是双扇门，蒙松走过去打开一半。
“卡尔松太太的私人房间，”穿着汗衫的人紧张地说，“进去，不行。”
蒙松瞥了房内一眼，里面摆满了家具，显然既是卧房也是客厅。
旁边的门通往厨房，厨房很大而且现代化。
“厨房进去不行。”土耳其人在他身后说。
“这里有几个房间？ ”蒙松问。
“卡尔松太太的房间、厨房和我们房间，”男子说，“厕所和衣橱。”
蒙松皱眉。
“也就是两室一厨。”他对自己说。
“你看我们的房间。”土耳其人说，替他把门打开。
房间大约有二十三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两扇面街的窗挂着褪色的薄窗帘；不同款式的床沿墙摆放，两扇窗之间放着一张小沙发，背靠着墙。
蒙松数了数，有六张床。其中三张一团凌乱。房间里到处乱丢着鞋子、衣服、书本和报纸。中央有一张白漆圆桌，周围放着五张不相配的椅子。剩下的家具就是一个高大肮脏的五斗柜，靠着窗旁的墙壁摆放。
房间还有另外两扇门。其中一扇前面摆了一张床，这显然是通往卡尔松太太的房间，而且一定是锁着的。另一扇门里面则是小衣橱，塞满了衣服和行李箱。
“你们六个人都睡在这里吗？ ”蒙松问。
“不是，八个。”土耳其人回道。
他走向门前的那张床，半拉出一张有脚轮的矮床，然后指向另一张床。
“两个这样的，”他说，“穆罕默德睡那边。”
“其他七个是什么人？ ”蒙松问，“跟你一样是土耳其人吗？ ”
“不是，我们三个土耳其人，两个——一个阿拉伯人，两个西班牙人，一个芬兰人，还有一个新的，他希腊人。”
“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吗？ ”
土耳其人快速走到房间另一端，移动一张床上的枕头。蒙松在色情杂志被枕头遮住前瞥到一眼。
“对不起，”土耳其人说，“这里……这里不整齐。我们在这里吃饭吗？ 不。煮饭，不准，不准用厨房，房间不准用电炉。我们不能煮，不能烧咖啡。”
“你们付多少租金？ ”
“一个人三百五十克朗。”土耳其人说。
“一个月？ ”
“对。所有月都三百五十克朗。”
他点点头，抓着胸前像是马毛般的黑毛，从汗衫的低领口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赚很多钱，”他说，“一百七十克朗一星期。我开卡车。
以前我在餐厅，赚不多。“
“穆罕默德·布西有没有亲戚，你知道吗？ ”蒙松问，“爸妈，兄弟姊妹？ ”
土耳其人摇头。
“我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但是穆罕默德不多说。他很害怕。”
蒙松站在窗边，望着一群瑟缩的人在公车站等车。
他转过身。
“害怕？ ”
“不是害怕……你们怎么说？ 啊，对啦，害邱。”
“害羞，嗯。”蒙松说，“你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多久吗？ ”
土耳其人在两扇窗之间的沙发坐下，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上个月来，穆罕默德——已经住在这里了。”
蒙松的厚大衣下出了一身汗。空气中充满了八个房客发出的味道。
蒙松热切地希望能回到马尔默，回到自己整洁的公寓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根牙签，问道：
“卡尔松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
土耳其人耸耸肩。
“我不知道。很快。”
蒙松把牙签塞进嘴里，坐在圆桌旁等待。
半小时之后，他把咬烂的牙签残骸丢进烟灰缸。卡尔松太太的房客回来了两个，但是女房东本人仍不见踪影。
回来的是两个西班牙人，他们的瑞典话极为有限，蒙松则一个西班牙字也不认识，因此很快就放弃问他们话了。他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两人叫雷蒙和胡安，在一家烧烤餐厅打杂。
土耳其人瘫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德国杂志。两个西班牙人一面换衣服准备出去玩，一面热切地交谈；他们的计划似乎包括一个叫克莉斯汀的女孩儿，两人显然正在讨论她。
蒙松一直看表。他决定只待到五点半，一分钟也不多等。
五点二十八分的时候，卡尔松太太回来了。
她让蒙松坐在最好的沙发上，请他喝一杯波特酒，开始滔滔不绝地怨叹当房东的苦处。
“我告诉你呀，房东可不是好当的呀。我一个可怜的女人家，房子里全是男人呀，”她哀诉道，“而且都是外国人呀。但我是没钱的寡妇，能怎么办昵？ ”
蒙松粗略地心算了一下。这可怜穷困的寡妇每个月收的房租将近三千克朗。
“那个穆罕默德呀，”她抿起嘴唇。“他欠我一个月的房租，或许你可以想办法让我收到房租？ 他在银行可有存款？ ”
蒙松问她对穆罕默德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