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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的警察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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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箱里有二十五万颗叫做“瑞塔林那”的毒品。在黑市上价值一百百瑞典克朗。
  贡瓦尔·拉尔森在星期日凌晨三点回到波莫拉的公寓。他是单身汉,自己一个人住。按照惯例,他在浴缸里泡了二十分钟,然后换睡衣上床。他拿起睡前读物,一本里克特一费区的小说,但才看了一分钟他就把书放下,拿起电话。
  他的电话是一体成型的白色机型。他把机身翻过来,拨了马丁·贝克的号码。
  贡瓦尔·拉尔森给自己规定,在家里不想工作的事;记忆中,他也不曾在睡觉前打过公事电话。
  铃才响两声,马丁·贝克就接起来了。
  “嗨,你听说阿萨尔松的事了吗? ”
  “听说了。”
  “我刚才有个念头。”
  “什么? ”
  “我们可能都搞错了。斯滕斯特伦一定是在跟踪约斯塔·阿萨尔松。凶手一石二鸟,干掉阿萨尔松和跟踪他的人。”
  “对,”马丁·贝克同意,“你说的可能有道理。”
  贡瓦尔·拉尔森错了。
  即便如此,他却让侦查步入正轨。
               第二十四章
  连续三天晚上,乌尔夫·努丁都在城里晃来晃去,试图接触斯德哥尔摩的黑社会,进出金发马林告诉他约兰松常去的啤酒吧、咖啡屋、餐厅和舞厅。
  有时他开车。星期五晚上他坐在车里,盯着眼前的玛丽广场,不过除了两个坐在另一辆车子里瞪着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出奇之处。他不认识那两个人,但猜想大概是本区的巡逻便衣或缉毒小组。
  这些明察暗访并未进一步发掘出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新情报。然而白天他则设法补充金发马林提供的资料。他去找了户政事务所、教区登录册、海员中介所和这人的前妻——她住在玻尧斯,说快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前夫了,几乎已经忘了他的存在。
  星期六上午,他带着少得可怜的发现向马丁·贝克做报告,然后坐下来写了封长而哀怨、充满渴望的信给松兹瓦尔的妻子。
  他不时内疚地瞥勒恩和科尔贝里一眼,他们俩都振奋地敲着打字机。
  马丁·贝克进来时他的信还没写完。
  “哪个白痴叫你到城里去的? ”他焦躁地说。
  努丁很快把一份报告盖在信上面。他才刚写道:“马丁·贝克一天比一天更古怪、易怒……”
  科尔贝里抽出打字机上的纸。
  “是你。”
  “什么? 是我? ”
  “对,是你。上星期三金发马林来过之后。”
  马丁·贝克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科尔贝里。
  “怪了,我完全不记得。叫一个几乎找不到路去斯蒂勒广场的北方人办这种事,真是蠢透了。”
  努丁露出被冒犯的样子,但也只得承认马丁·贝克说得对。
  “勒恩,”马丁·贝克说,“你最好快点儿找出约兰松都在哪里出没,跟谁在一起干什么。试着找到那个叫做比约克的家伙或曾经跟他一起住过的人。”
  “没问题。”勒恩说。
  他忙着列出什未林最后遗言的可能内容。他在顶端写着:“Dinner record(晚餐记录) ”,底下则是最新的版本:“Didr‘t reckon( 不认为) ”。
  每个人都比先前更忙于自己特殊的执着了。
  经过辗转难眠的一夜,马丁·贝克在星期一上午六点三十分起床。他觉得有点反胃,而且在厨房里跟女儿一起喝可可并未让情况好转。其他家人毫无声息。他的妻子早上一向睡得很死,儿子显然像她,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但英格丽六点半就起床,七点四十五分出门,一成不变。英雅曾说可以拿她对时。
  英雅喜欢说些陈腔滥调,把她每天日常生活中说的话搜集起来,可以凑成一本书卖给刚出道的记者。那像是某种摘要。
  当然啦,书名就叫《如果你会说话,就能写作》) ,马丁·贝克这样想。
  “爸,你在想什么? ”英格丽问。
  “没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道。
  “自从今年春天以后,我就没见你笑过了。”
  马丁·贝克本来正看着桌布上的一长串圣诞巧克力饼,这时抬眼望望女儿,试图微笑。英格丽是好孩子,但他实在没什么可以笑的。她离开餐桌去收拾书包。等他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和橡胶套鞋时,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等他了。马丁替她拿着黎巴嫩制的皮书包。书包已经很旧了,上面满是艳俗的FNL 商标。
  这也是他们的习惯。九年前英格丽第一天上学时他就替她拿书包,到现在仍旧如此。当时他还牵着她的手。小小的手温暖潮湿,因为兴奋和期待微微发颤。他从何时开始不牵她的手了? 马丁记不得了。
  “反正圣诞夜你会笑的。”她说。
  “真的吗? ”
  “对,你收到我的圣诞礼物以后。”她皱起眉头说,“非笑不可,不笑不行。”
  “对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
  “一匹马。”
  “你要把马养在哪里? ”
  “我不知道,但还是想要。”
  “你知道一匹马要多少钱吗? ”
  “很不幸,我知道。”
  他们分道扬镳。
  在国王岛街等着他的是贡瓦尔·拉尔森,和一项甚至称不上是猜谜游戏的侦查行动——哈马尔两天前这么说过。
  “蒂勒·阿萨尔松有不在场证明吗? ”贡瓦尔·拉尔森问。
  “蒂勒·阿萨尔松的不在场证明是犯罪史上最滴水不漏的范例。”马丁·贝克回道,“案发当时他正在索德拉来的城市饭店,对二十五个人发表晚餐后的演说。”
  “嗯。”贡瓦尔·拉尔森阴沉地咕哝着。
  “此外,容我大胆说一句,若以为约斯塔·阿萨尔松竟然看不出自己亲弟弟的大衣下藏着冲锋枪上了公车,这未免太不合逻辑了。”
  “对,大衣,”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底下藏得了M 三七,那这件大衣一定很宽松。前提是,如果枪不是放在箱子里的话。”
  “这你倒说得对。”马丁·贝克说。
  “我偶尔也有对的时候。”
  “算你走运,”马丁·贝克反驳道,“要是前天晚上你搞错了,那我们现在可就惨了。”他用香烟指着贡瓦尔·拉尔森说:“你总有一天要出纰漏的,贡瓦尔。”
  “我可不这么觉得。”
  贡瓦尔·拉尔森大步走出房间。他在门口遇上科尔贝里,后者很快让到一边,瞥了他宽阔的背部一眼说:
  “这个会走路的攻城肉槌是怎么啦? 不痛快? ”
  马丁·贝克点头。科尔贝里走到窗边看出去。
  “老天爷。”他咆哮道。
  “奥萨还住在你们家吗? ”
  “对,”科尔贝里回答,“别说‘你是不是在养后宫啊? ’因为拉尔森先生刚才已经问过了。”
  马丁·贝克打了个喷嚏。
  “老天保佑你。”科尔贝里说,“我差点就要把他扔到窗外了。”
  大概也只有科尔贝里能办得到吧,马丁·贝克想。他大声说:
  “谢谢。”
  “你谢我干吗? ”
  “因为你说‘老天保佑你’。”
  “哦。这年头敝国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谢谢’了。有个摄影记者把老婆打得浑身又青又紫,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赶到雪地里,就只因为他说‘老天保佑你’的时候,老婆没回说‘谢谢’。这还是发生在除夕夜的事呢。当然这男的喝醉了。”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疑惑地说,“我怀疑能否再从材她身上问出什么。当然,我是说奥萨。”
  “不必费力了。我们知道斯滕斯特伦在查什么案子了。”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目瞪口呆。
  “是吗? ”
  “正是。特雷莎谋杀案。清楚明白得很。”
  “特雷莎谋杀案? ”
  “对。你没发觉吗? ”
  “没有,”科尔贝里说,“我还把过去十年的每一件案子都想过了。你为何不早说? ”马丁·贝克望着他,沉思地咬着圆珠笔。他们俩都在想着同一件事,科尔贝里说了出来。
  “光靠心灵感应是没办法沟通的。”
  “的确,”马丁·贝克说道,“此外,特雷莎案是十六年前的事了,你完全没参与。从头到尾都是斯德哥尔摩市警局处理的。
  我想当时的人员现在还在这里的,只有埃克一个了。“
  “但是你已经把所有的报告都看过了? ”
  “没有,只是扫了一下,总共有好几千页昵。所有的卷宗都在瓦斯贝加,要不要去看一下? ”
  “好啊,我的记忆需要复习。”
  在车里,马丁·贝克说:
  “或许你记得的部分,足够让我们了解斯滕斯特伦为什么选特雷莎案。”
  科尔贝里点点头,说:
  “是的,因为这是对他而言最困难的案子。”
  “正是。不可能的案子里最不可能的一件。他要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就把自己送去喂枪子儿了。”科尔贝里说,“老天,真是笨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们也就没有继续交谈。在历经诸多艰险延宕之后,他们终于到达瓦斯贝加,把车停在南边警察局外面的雪泥中。然后科尔贝里说:
  “现在特雷莎案能破了吗? ”
  “想都别想。”马丁·贝克回答。
               第二十五章
  科尔贝里懊恼地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胡乱翻着眼前堆着的卷宗。
  “要花一个星期才看得完。”他说。
  “至少一星期。你知道案件的实际情况吗? ”
  “不知道,连大概轮廓都不知。”
  “应该留有一份概要。要不然我可以大概说给你听。”
  科尔贝里点点头。马丁·贝克挑了一两页说:
  “案情很清楚,非常简单,所以才这么困难。”
  “说吧。”科尔贝里道。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早上,也就是说超过十六年以前,一个男人在找他家养的猫时,在国王岛上斯塔德哈根运动场附近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赤裸地趴着,双手放在身侧。验尸显示她遭人勒毙,死亡大概五天了。尸体保存得很好,显然曾经放在冷冻库或类似的地方。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性谋杀,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太久,验尸的法医无法找到任何死者曾经遭到性侵害的确切痕迹。”
  “总而言之就是性谋杀案。”科尔贝里说。
  “是的。另一方面,犯罪现场的鉴识结果显示,尸体躺在那里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这点稍后由证人证实了——前一天晚上证人曾经过树丛旁边,要是有尸体的话不可能没看见。
  此外,纤维和织物分析发现,她是被裹在一条灰色毯子里搬运的,因此犯罪第一现场并不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尸体只是被丢到树丛里而已,也几乎没有用落叶残枝加以掩盖。大概就是这样了……不对,我差一点儿忘了,还有两件事:她在死前数小时都没有吃过东西;凶手也没有留下脚印或任何蛛丝马迹。“
  马丁·贝克翻过几页,浏览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
  “当天死者就被人指认出是特雷莎·卡马朗,二十六岁,在葡萄牙出生。她于一九四五年来到瑞典,同年嫁给恩里克·卡马朗,也是葡萄牙人。他比特雷莎大两岁,曾经是商船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后来上了岸,找到无线电技师的工作。特雷莎·卡马朗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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