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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
图是要作为证人，把事情经过告诉全世界，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
而任何一个处在与世隔绝状态下的人都会那样想的，现在很清楚，这件亨已经做过
了。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我留着它，留着这些笔记，是希望某一
天我至少可以作为在里加这个小范围里发生过的事情的证人。我甚至从来未让任何
人读过我的日记。
回顾过去，为求幸存，为能写下证词而进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
浪费，因为别人已经把这些事干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当年不如在里加与伊斯帖
一道死去。
甚至我最后的希望——看着爱德华·罗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证明他干过
的那些串——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现在我明白这一点。
有时我在街上漫步，回忆这儿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难复原了。我试图与孩
子们交朋友，但他们嘲笑我，躲开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没有逃开我的小女孩说话，
她妈妈却尖叫着走来，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没有同多少人谈过话。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我。她说她是从赔偿处来的，并说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费。
我说我什么钱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坚持说由于过去的那些事，我有权利得到补
偿。我仍旧拒绝了。他们又派一个人来找我，我还是拒绝。他说拒绝补偿是非常违
反常情的。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好结账。但我只去拿了他们给
我定的那份钱。
我还在英国医院的时候，有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移居到即将取得独立的以色
列去。我怎么能向他解释呢？我不能告诉他，在我对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种事情
之后，我永远也不能到那块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块土地，并梦到那儿该是什么
样子，但是我不死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我这几行文字将来能够在我永远见不到的
以色列土地上被阅读，那里会有人为我念超度经文吗？
所罗门·陶伯。
阿尔托纳，汉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彼得·密勒放下日记本，在他的安乐椅上靠了好一阵，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天花
板。快到早上五点的时候，他听见门开了，西吉下班回来了。她惊讶地发现他还没
有睡觉。
“你搞得这么晚在干什么？”她问。
“看东西。”密勒回答。
后来他们躺在床上肘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圣迈克尔塔的尖顶。密勒则默默地望
着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想什么？”过了一会儿西吉说。
“没想什么。”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么？”
“考虑下一个想写的故事。”
她转过身来打量着他，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密勒往后一靠，掐掉他的烟蒂。
“我要去追踪一个人。”他说。
三
在汉堡，当密勒和西吉已经入睡的时候，一架阿根廷洛纳多航空公司的巨型客
机掠过幽暗的卡斯蒂尔群山，进入最后一段航程，准备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降
落。
坐在头等舱第三排靠舷窗的一个六十开外的男人，长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蓄着
整齐的胡子。
这个人当年的照片，现在只存下一张，年纪四十开外，留着短发，捕鼠夹似的
嘴上没有胡子。脑袋左侧有一条笔直的发路。曾经见过这张照片的只有很少几个人，
但恐怕他们谁也无法认出客机上的那个人就是他。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长得很厚密，
没有分发路。他护照上的照片和他的新面貌是一致的。
那份护照上的名字说明他的身分是阿根廷公民理查多·苏埃尔特斯先生，而这
个名字本身就是他对世界开的一个狞恶的玩笑。因为西班牙语的“苏埃尔特斯”的
意思是“幸运”，而“幸运”在德语里则是“格占克”。那个一月夜间的客机旅客
原名理查·格吕克斯，后来成为党卫军的上将，帝国经济管理总署的首脑，希特勒
的集中营总监。在西德和以色列的通缉名单上，他名列第三，仅次于马丁，鲍尔曼
和前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赫·缪勒。他的名次甚至比奥斯威辛的魔鬼医生约瑟夫·
曼格莱博士还要高。在敖德萨里，他排行第二，是马丁·鲍尔曼（自一九四五年起
元首的大氅就落到了他的身上）的直接代表。 理查·格吕克斯在党卫军罪行中
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而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设法使自己完全失踪的方式也是
独一无二的。作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格吕克斯甚至超越了阿道夫·埃希曼，
但他却从未扣过一下扳机。
如果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旅客被告知说，他身旁坐着的是何人，那他一定会奇怪，
为什么一个经济管理机构的前首脑会在通缉名单上列于这么高的地位。
如果他追问一下，那就会了解到，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德国方面
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罪行，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可以准确地归在党卫军的名下。而在
这百分之九十之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可以归之于党卫军内的两个部门，这
就是帝国保安总署和帝国经济管理总署。
如果你对一个经济机构参与大屠杀这种说法感到奇怪的话，你就必须去了解一
下当初进行这种杀人勾当时的意图。
他们不仅试图从欧洲地面上消灭每一个犹太人，以及大部分的斯拉夫人，而且
要让牺牲者对这一杀人特权偿还费用。在毒气室开设以前，党卫军已经在进行着历
史上最大的劫掠。
犹太人方面的情况，偿还分三个阶段。首先，他们被劫走职业、房屋、工厂，
银行存款、家具，汽车和衣物。然后他们被东运到奴隶劳动营和死亡营，而事先都
向他们保证可以到那里去重新安家，大多数人信以为真，于是随身带着他们所能带
的一切东西，一般是两只皮箱。在集中营广场，这些东西也被拿走，包括他们身上
穿的衣服。
从六百万人的行李之中抄出了价值数以百万美元的东西，因为当时欧洲的犹太
人习惯于随身带着财富旅行，而波兰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尤其如此。从集中营，整
车整车的金首饰、钻石，翡翠、宝石，银锭，金路易①、金元以及各种钞票和票据
被运回德国境内的党卫军总部。党卫军在其存在的全部历史中大大捞了一把。在战
争临近结束时，这笔财富的一部分变成了金条，打上帝国的鹰徽和党卫军的两道闪
电的徽志，存放在瑞士、列支敦士登、丹吉尔⑦和贝鲁特，而后来则成为敖德萨的
基金。这些金条大部分现在依然保藏在苏黎世的街道下面，由那个城市的得意扬扬
的、伪善的银行家们守卫着。
掠夺的第二阶段是受害者的活的身体。活的身体中有能量，这也大有利可图。
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同那些捉来时身无分文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是处于同等地位的。
凡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适于干活的人一律作为废物消灭掉。能干活的就租赁出去，
或者是租给党卫军自己办的工厂，或者是给象克虏伯·蒂森、冯·奥拜尔之类的德
国工业康采恩，非熟练工人一天三个马克，熟练工人四个马克。“一天”这个词儿
意味着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食物从活人身体中榨取尽可能多的活儿。
成千上万的人就是这样死在干活的地方。 党卫军是国中之国，它有自己的工厂、
车间，工程队，建筑部门、修理和维修车间以及服装部门。它能为自己制造所需要
的几乎一切东西，并且使用奴隶劳工来干这些活。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这些奴隶劳
工是党卫军的财产。
掠夺的第三阶段是死者的尸体。他们是赤身裸体地死去的，留下了一车车鞋子、
袜子，牙刷，眼镜，外套和裤子。
他们还留下了他们的头发，这些头发运回帝国做成供冬季战斗用的毛靴，而用
钳子从尸体上拔下金牙，后来就熔化成贮存在苏黎世的金条。还尝试过用骨头做肥
田物，把人体的脂肪取出来做肥皂，但后来发现这样做并不经济。
负责掌管消灭一千四百万人的勾当的整个经济或赢利方面的事务的，就是由那
天夜里在客机上坐在三排Ｒ号座上的那个人所领导的党卫军帝国经济管理总署。
格吕克斯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冒着被吊死或一辈子失去自由的危险，在逃亡
后再回到德国去。他不需要这样做。
从秘密基金得到的慷慨供给，使他能在南美一直生活得很舒适，而且现在依然
如此。他对纳粹理想的忠诚并未被一九四五年的事件所动摇，这一点，再加上他过
去的显要职位，保
证他在阿根廷的逃亡纳粹分子中间享有很高的荣誉地位，而敖德萨正是由这批
人领导的。
客机安全降落，旅客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海关。头等舱第三排的那个乘客操着
一日流利的西班牙语，这使他完全能被当作是南美人。
出了最后一座楼，他乘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出于长期的习惯，给了一个和朱
尔布兰旅馆隔一条街的地址。在马德里的中心区把出租汽车打发走以后，他拿起他
的手提包，步行走完到旅馆去的剩下的二百米。
房间早已预订妥当，他登记后就上楼到他的房间去洗澡、刮脸。九点整，有人
在他门上轻轻叩了三下，停顿一会儿，又是两响。他自己去开门，当他认出来访者
之后就退后一步。
新来的人把门关上，啪地立正，唰地举起右臂，掌心朝下，行老式敬礼。
“胜利万岁！”那个人说。
格吕克斯将军对那个比他年轻的人赞许地点了一下头，然后举起他自己的右手，
“胜利万岁！”他的声调更柔和些。他挥手让来访者就座。
坐在他对面的也是一个德国人，前党卫军军官，这时是西德境内敖德萨的头子。
他感到极其光荣，能和一位这样显要的上级长官单独会谈，他怀疑这与三十六小时
前肯尼迪总统之死有关。他没有猜错。
格吕克斯将军从他身旁桌子上的早餐托盘里为他自己和来访者各倒了一杯咖啡，
然后细心地点燃起一支皇冠牌的大雪茄。
“你大概已经猜出我这次突然地和多少担点风险地访问欧洲的原因吧，”他说，
“因为我不愿在这个大陆上作不必要的逗留，所以我将直截了当地说。”
那个从德国来的下属期待地往前挪了挪身子。 “对我们来说是大大地交了好
运啦，”将军继续说下去，“必须不失时机地从这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好处。你明白
我的意思吗？”
“当然，原则上是这样，将军。”那个较年轻的人急切地说， “但是以什么
具体方式呢？”
“我正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