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
了昔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
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
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
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未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
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
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
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
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象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
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矛、结婚戒指、图章
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
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全、
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
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
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
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
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
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
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升，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
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
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采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
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
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
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
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
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
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
大部分都一玻一玻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
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
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
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
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
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后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
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
睛，好象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谁？”他问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象被胶粘住了。
“是你老婆吗？”他继续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狞笑得更厉害了。“好吧，我亲爱的陶伯，你怎么不讲礼貌呢？把这位太太
扶上车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把脸靠近我，低声说： “限你十秒钟，
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着我的胳臂。
她扶着我的胳臂爬上车去，旁的卡波等着关车门。
她上车后，从车上注视着我，两颗泪珠涌上来，一边一颗，滴落在脸颊上。她
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车走开了；我最后见到的，就是她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理解她眼睛里的神色。
是爱还是恨？是蔑视还是怜悯？是迷惘还是理解？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
下去，直到我们认为适宜消灭你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等于是个死人了。”
他说对了，这一天是我灵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八月以后，我变成一个机器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
本没有任何知觉。
我望着罗施曼和他的党卫军同伙的兽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对于任何能触及
人们灵魂的串和大部分能触及人们肉体的串我都无功于衷。我只是记下每一件串，
每个微小的细节，把它们记在心上，或将
日期刺在我的腿上。运人的列车不断来到，走向
“处决山”或上煤气车，被处死，被埋葬。有时当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走在他
们旁边把他们送出犹太区的大门时，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这使我回忆起我读过的
一个英国诗人的诗篇，描述一个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视着他的因干渴而死亡
的同伴们的眼睛，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诅咒。不过我没有发觉什么诅咒， 因为我
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若干年后才到来。我才有一种行尸走肉的空虚…
…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对种种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单调又沉闷，好几次他
重新在椅子里坐正，做三两分钟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后继续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时，他把日记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帘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视大街。马路的远方雪莉咖啡馆的灿烂的霓虹
灯光射过斯坦大街。他看见一个业余的妓女挽着一个商人的胳臂，这种姑娘是为了
增加点收入才走向街头的。他俩消失在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商人将在那里为半小时
的肉欲发泄而付出一百马克。
密勒拉上窗帘，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了。）
一九四三年秋，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把“高林”
的几万具尸体发掘出来，用火或石灰永远灭迹。这桩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就
不容易了。天气已经入冬，大地快封冻了。这个命令使罗施曼好几天情绪恶劣，不
过为了执行命令而做的琐细安排已够他忙于一阵，没有空闲跟我们打交道。
日复一日，可以见到新成立的劳动队带着尖镐和铁锨走向山里，进入森林；日
复一日，一股股长龙似的黑烟冲向森林上空。他们把森林中的松树作为燃料，但是
大部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不容易燃烧，所以工作进度缓慢。最后他们改用生石灰，在
每层尸体上盖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冻后，再填上土。
干这种活的人不是从犹太区派去的。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们也是犹太人，
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坏的集中营之一——沙拉斯·彼尔斯集中营。他们后来被断了粮，
不少人饿得去吃人肉，最后还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这桩工作基本上完成后，犹太区终于被消灭干净。犹太区
的三万囚犯绝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为松林里在劫难逃的最后一批牺牲品。我们大
约五千来人被转移到皇帝森林集中营，留在我们后面的犹太区被付之一炬，然后用
推土机推去灰烬。那儿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几百公亩的土地覆盖着推
千了的灰烬（注）。
（注）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国的春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至苏
联军队经波罗的海诸国的南面挺进到他们西面的波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
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
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
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
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
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
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
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
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
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
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
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
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
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
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
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
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
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干线传来。我们愣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