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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能嗅到他身上的汗水味，警察身上的汗水味，陈年积垢的砖墙上渗出的酸味等。墙后面装着数以千计的各种谋杀犯、鸡奸者、强奸犯、毒贩子、电影明星，以及小偷，他们全都会毫无自觉地告诉他们干过，无论他们干过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溺于爱中。爱使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感到清白。
我站起来：“找个速记员来，你做你的供述。”
“供述什么？”
当然，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在“鸽城”做的那桩案子。但是我希望他说出来。
“我没有做另一桩劫案。”
我站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考虑着。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家伙带到某个地方，我们达成某种妥协，再回来——
这时他说：“我做过六桩。”
第二天唐纳多请我到“波拉一波拉”吃午饭。这是大学生们经常聚会的热闹之地，女招待们穿着暴露的短裤和夏威夷衬衫。所有东西都装在塑料篮里送上来。四周很吵闹，以至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
“这次专门为你送行，”他说道，“马上你就要高高在上了。”
“我会想念你的，唐纳多。”
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我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调情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急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部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做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往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CNN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搐，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
第四章
星期五晚上，我制定了一个大方案：上一趟食品杂货店，冲一个热水浴。芭芭娜借给我一本汤姆·克朗茨的新作《大厦将倾》，我盼望着能端上一杯山莓茶，躲在床上慢慢欣赏。这种类似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可大有说道。
“大洋了望住宅区”是玛丽娜·德·瑞最古老的房产综合企业之一。1970年离奇古怪的致幻剂时代中一个短暂的时期就使它世界闻名，那时候我才十岁。他们中几个臭名昭著的人聚集在一起，占据了几个小区，有人把LSD（麦角酸乙基酚胺）撒在马铃薯片上，结果有三个人激狂致死。
这以后他们才把“南海别墅”改成了“大洋了望住宅区”，但是仍然有单身房客、过客和合租者，每到星期五晚上，就举行“社交野宴”，每个人此时都要钻出他们的小屋，围在油腻、破旧的烤架周围，想的大概是在我经过这个居民区时，怎样把我的公文包和四只塑料袋里的食物攫夺过去。而这个晚上我见到的却只有一大家子中东人在船上。戴着黑面纱的女人们正打开亮敞的黄色盆子取出鸡肉、玉米饼、米饭和来自波罗罗科的蚕豆。我的全新多元文化训练告诉我他们没有异状。
我住的地方在一条死巷子里，是一幢粉刷成棕色的两层楼建筑，却被荒谬地叫作“塔希提花园”。虽然离车库还有很长一段路，但这儿毕竟是家，三个房间，带家具，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七年。妙的是，连沙发我都从未买过一个。
邮箱里塞满各处寄来的商品，还有一个很大的棕色马尼拉纸信封，上面没有回信地址。如果不是笨手笨脚捧着食品袋，又忙着去厕所，原是可以早点打开信的。现在它还躺在厨柜上。
空气不流通，充斥着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蚀性的蚁酸的气味。我想是因为覆盖在墙板和煤渣砖上的乳胶墙纸大难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门拉开。迈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坞的壮观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坞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动的森林，我只能在这里饱饱眼福，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它们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装满了那些帆桅、蓝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壮丽动人的白色船体。总有一天我会去学航行的。
四十多分钟后，食物已收放好，我一面把商品分类整理好，一面在心里决定和谁一起吃晚饭，埃蒂·保尔还是J·彼得曼。时间流逝，我从微波炉里取出一只烤鸡，放在厨柜上的一只搁盘里，这是我的一个小嗜好，从“男孩子市场”买来的，香味随着热汽的上升弥漫开来，还带着一股面包屑以及葛问罗拉干酪的味道。
我打开一盏聚光灯。
那封信。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着它们，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状态，那是些8X10时的照片，彩色，比我们见到过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写中的肉体更加令人难以致信，每张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奥尔瓦尔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没有任何信函，还有一件事是不应该的：整个照片上都布满了发信人愤怒的痕迹，比如指纹。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铅笔划出的箭头标明了假想的射击点和轿车可能的行驶路线。
其次，整个街道：酒吧、服装店、拐角、小巷。
犯罪场景的东方文化特征：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脸冲下。白色的三角路牌高一个被抛下的钱袋有五尺远，子弹击中了巴士站的长凳和一堵墙，那儿还有更多的路牌。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纤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紧身牛仔裤的口袋上绣着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链，衬衫打着精致的衣褶，可是整个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缕缕的黑头发和摄影闪光形成的阴影揉在一块。
她的脸，照相机拍下的这一侧，是心形，上下颌张开，舌头下咽，是典型的窒息死亡的征状，眼睛半闭着，这些是你从图片上看得到的，而其他被掩盖着的但如同黑水晶的碎片一样隐隐发亮的东西则使人感觉到人生在苦闷与虚无之间的徜徉。
实际解剖的图片，精确地显示了尸体从盖着尸布运进来到解剖实施的每一步过程，如地狱般恐怖。
但最糟糕的——此时我坐在我的厨甩小凳上几近僵硬——并不是手术时流的血或血块，而是仰面躺在解剖台的裸尸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