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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说真的，这次选人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们的表现太让我失望，我真担心带不回一个我需要的人。不过，矮子里选高个，既然来了，我总是要带一个回去的。就这样，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给王所长送去了12名面试者中的3 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无疑，我要的人就在这三人当中。
所长看我的工作已近尾声，晚上专门到招待所请我吃饭，有点要给我饯行的意思。席间，我一边跟所长聊着天，一边注意到，在我们斜对面的餐桌上，有个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
吃完饭，我送走所长，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的口气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说：“找你啊。”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我问：“找我干什么？”
她说：“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来试试看。”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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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便开门进了屋。
冯。诺伊曼的助手
说说这个女人的经历很有意思。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就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成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 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外形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犹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1 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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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般快，飞沙走石般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便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儿，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世界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人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当时我打开门请她进屋，只想尽快打发她走人，因为我对她过分风情的举止有些反感（也许还有点害怕），而对她堂皇的自我介绍又半信半疑。我说过，我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我住进后，对外间的布置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把两张沙发分开了，一张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张移到了对面，由来面试者坐；而在原来放沙发的位置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是我跟面试者交流用的。黄依依进房间后，便站在黑板前，停住不动。那黑板上，写着两道“数学迷宫题”。
看一会儿，她回头问我：“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说：“你不是想来应试嘛，这就是考试题。”
事实上，这是我下午专门为三名初选入围者出的考试题，说实话，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者。但是，时间已过去大半天，没有谁交来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交来答案。要真是如此，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来做裁定。
她问：“那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说：“那我就录取你。”
就这样录取了。
破题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谁也想不到，我仅仅在沙发上抽了两支烟，就这么点功夫，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她这么快地破题，弄得我反倒心里不舒服，怀疑她是不是事先已听说过答案。但仔细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道题其实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密码做出来的，除了701少数几个破译人员知道答案外，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知道。黄依依轻易地破掉那两道题，等于是轻易地破掉了两部密码！当然不是太难的密码，属于准中级密码。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做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简易密码，又称替位密码。这是一种最原始、初级的密码，主要玩的是数字和文字的游戏，比如将偶数当奇数用，把炮弹说成香蕉、进攻说成回家，诸如此类，玩的名堂比较简易，有点暗语性质的。这种密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不体现智慧，只有一点小聪明，作用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临时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早在二战之前，这种密码就几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战役偶尔用一下，也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第二类是专业密码，又称中级密码，或数学密码，主要奥妙在数学的运用上。这种密码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数学人才参与设计，玩的是数学的游戏，不是数字的。二次大战中大部分国家和军队用的都是这种密码，因为设置的程序相当复杂，人已无法单纯用头脑记清它的转换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现了专业的密码机。这类密码是用数学造出来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码几乎都可以演变出一道或者几道超难的数学题。
第三类是高级密码，又称语言密码。研制这样一部密码，相当于创造发明一门语言，也许该说是疯子的语言，破坏语言的语言，研制难度相当大，破译难度也很大。二战期间，有少许国家开始尝试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普及开来，原因是研制这样一部密码，耗资巨大，且使用难度极大，难以普及。这是一种密码中的密码，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高层联络中使用，很难全面铺开。
以前，我们701 主要负责破译苏联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去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民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掌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的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做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
据我们所知，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中的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