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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算 作者:麦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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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要指望701 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启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 机关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办公室由701 头号人物钱院长亲自挂帅,四号人物吴副院长(兼监听局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7 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监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到28名在侦听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十分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 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

  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它至少有九套频率(3 套×3 天)。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21套频率,至于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100 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100 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18套频率计算,那么100 ×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 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3 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招贤纳才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钱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的,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头头”,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我们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是最无可指责的,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天上飘去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钱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

  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到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罗三耳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

  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我要带的人,罗山,或者罗三耳,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
〖 NoxdnU〗
  我想过的,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罗三耳”的尾巴,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新账老债一起结,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于是骗了个机会,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算他命大,没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医院看他,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腿脚摔断不说了,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

  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告诉他,我本来是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伤得太重,无法为我们效力——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第二层意思,我询问他,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一动不动的,像个死人,直到我跟他道过别,准备离去时,他突然喊了一声“首长”,然后这样对我说:

  “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

  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

  他说是个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着又向我解释说:“这无所谓的,等你去了,问村子里任何一人都行,他们都认识他。”

  瞎子阿炳

  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房子都是砖石砌的二层楼,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石板和鹅卵石。下午两点多钟,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不久,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了。”

  她伸手给我指了一下。我以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结果她说不是的。

  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对我说:

  “呶,是那一幢,有两个大圆柱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

  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那怎么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 步听器还差不多。

  我忽然觉得很神秘。

  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的,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像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

  我先在祠堂的外厅转了一会儿,然后才步入里面的正堂,见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虽然我穿着朴素,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注目。我转悠着,窥视着,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想看个究竟。我取下手表给他看,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

  他说在的,就在外面,说着领我往外面门厅走来,一边好奇地问我:

  “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我点头后,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来到外厅,孩子左右顾看一下,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大声喊起来:

  “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根拐杖,露出一脸憨笑,看样子不但是瞎子,还像是个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罗山举荐给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又傻又瞎的。这会儿,他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我“开口说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啊,你,快说话。”孩子催促着我。

  “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稍一犹豫,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快说!

  你快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没想,就以一种支吾的口吻对他说:

  “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我是来……”

  我话还没说什么,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叫道:

  “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说真的,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说的话和这里人说的虽是大同,却有小异。我甚至想,换成我,哪怕让我闭上眼睛,他阿炳,包括这里任何人,只要开口说话,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而是乡下的。这是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际,孩子已经节外生枝,给我闹出事情来了。这孩子我发现是很调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骗他猜错了——

  “哈哈,阿炳,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地——越来越生气,咬牙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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