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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影［美国］凯文·吉尔福伊尔
前面的话
献给莫，你曾经说过，世上的事情该是什么样，终究是什么样。
书中人物因性格及所处情形而自然流露的想法绝不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书中内容也绝无歧视任何哲学观点的意思。
——摘自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前言
安娜·凯特的安息
戴维斯两眼盯着女儿僵硬的双脚，它们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向密密编织的深灰色地毯。他已没有悲伤的感觉了。在他心里，悲伤从产生到成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绝望则在心的另一端，突然向他涌来，慢慢升腾，使他陷入消沉。虽然好久没感到这么消沉了，但他觉得自己至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实验，他的病人，他在高尔夫球场边的新家，还有另一处在湖畔的房子，他想象着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灰飞烟灭：人、房屋和财产，而他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照亮了整间屋子，灯光如此明亮，垂直地射向各个角落，戴维斯在整间屋子里找不出一个影子。从屋里往外看，对着大街的开阔窗户好像被涂上了一层黑漆。而从窗外，人们能看到这家白晃晃的商店，就在警车、发亮的雪堆和黄色警戒线后面，整个建筑光秃秃的，像是以简洁而闻名的设计师密斯所描绘的一幅夜景。
有几个警察站在营业楼层上说话，但戴维斯只能隐约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低语：“他在这儿干什么……他会把整个犯罪现场弄得一团糟，看在上帝的分上……”站在戴维斯身边的警察叫奥塔格，以前是他的病人。今晚，奥塔格让戴维斯从后门进入商店——带他穿过仓库，上楼，站到了长方形收银台内侧——就因为这件事，奥塔格还被一名警探好好训斥了一顿。安娜·凯特的双脚在戴维斯的眼里一会儿是那么的清晰，一会儿又变得模糊，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它们。这双脚自脚踝以下看上去如同由棕黄色的塑料制成，僵硬得就像是从墙边一个穿螺纹毛衣的塑料人体模特身上割下来的似的。
这时，他想起奥塔格曾被检查出精子活力低下。那天，他以戴维斯·穆尔医生的身份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奥塔格和他美丽的妻子凯瑟琳。他们不赞同采用人工授精的方法使凯瑟琳怀孕，也接受不了使用匿名DNA和培育多个胚胎的方案。戴维斯不知道他们夫妻俩后来是否收养了孩子。但是如果奥塔格已为人父，也许就能够理解他此时难以抚平的悲伤。
戴维斯准备回家了，在大雪纷飞的夜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一位警察将开车把他送回家，他的家在斯通大街上，是草原风格的住宅。邻居们会赶来慰问，安娜·凯特的母亲——他的妻子杰姬将会扑进邻居们怀中哭泣。他会给杰姬开点镇静药，然后给自己灌下麦卡伦纯麦威士忌，希望麻木地睡去，没有噩梦出现。而接下来的第一个早晨将会是最最痛苦的。他会在刚刚醒来的那一刹那记不起发生过的事，然而，在阳光的照射下，他将记起他的独生女已经死了。
安娜·凯特十六岁
—1—
这些女人可比我妻子老多了，也许她们还更加绝望，特里心想。但是他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他自己和这些女人一样，都是快四十的人了。要知道，特里在男人面前谈起妻子的年龄可从来不会觉得尴尬。他其实相当喜欢在人前炫耀地和妻子手牵着手，或一把将她搂到怀里，在饭店吃饭时还总是和她坐在餐桌同一侧。他确信自己能够戒掉酒和大麻，并打算一有孩子就立即执行。不管怎样，大麻是一定得戒的（只要有了孩子）。但吸食大麻的快感怎么也比不上让其他男人嫉妒得脸发青来得爽，谁让他娶了这么个年轻漂亮又性感的玛莎呢。单凭这一点，哪怕让他采用“冷火鸡”疗法让吸毒者突然停止使用毒品，而非慢慢减少用量的戒毒法。一下子把毒戒掉也是没话说的。
这些女人正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打量着玛莎。玛莎侧着脸，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上个月的《新闻周刊》。她们搞不懂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她们时不时朝玛莎瞟一眼，眼光中既有妒忌又有怜悯。这些女人的丈夫也注意到了玛莎，特里琢磨着这些男人肯定首先打量玛莎的胸部，接着看她的身材，然后久久注视着她，盘算她的年龄、体重，欣赏她的曲线，拿她的容貌和自己老婆的容貌作比较。
玛莎·芬恩对候诊室里各方朝她投来的目光全然不觉，连特里都看见了那些大老爷们火辣辣的目光，她却没有察觉。她有点紧张，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嫉妒、幻想、渴望。她和这里的许多女人不一样，她的卵子和卵巢一切正常，而特里也和这里的许多男人不一样，他的精子活蹦乱跳，数目众多，这让他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自鸣得意。看到他这副样子，玛莎尴尬地皱了皱眉。
在一位护士的引领下，他俩从白色皮沙发上起身，离开候诊室，穿过几个检查间和科室，来到了戴维斯·穆尔医生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窗明几净，还有专门为患者设置的沙发和桌子，看得出如果穆尔医生投身其他行业也必是一把好手。候诊室与办公室故意布置得很不一样，候诊室空荡荡的，色彩单调；而办公室采用的是红褐色的暖色调。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特里·芬恩紧张地笑了起来，试图掩藏心里的害怕。玛莎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膝盖。
特里在自己的公司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人物，可一见到穆尔医生，他不得不承认穆尔医生真是魅力十足——高高瘦瘦，修长的身材，浓密的褐发（在特里看来，他的头发保养得像政客们的那么好）。穆尔医生外面罩着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昂贵的羊绒衫，系一条红色丝质领带。他用那温柔而又充满威严的男中音徐徐道来，和他的手势一样不急不缓，自信满怀。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杂乱零散的东西，这说明这位医生解决问题很利索，并能快速处理文件。穆尔医生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芝加哥》杂志上曾登过他的照片，配图文字中写到他是“城中名医”（玛莎自从与穆尔医生预约后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她的手提包中）。穆尔医生在克隆与克隆伦理学方面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有些夫妇对这个过程有很多疑虑，”戴维斯说，“有些人有科学无法解决的伦理观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大量的宗教团体反对这种做法。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信基督教。”玛莎红着脸答道。
“我不知道宗教信仰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我自己也信上帝，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科学事业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戴维斯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又克隆不出人的灵魂。实际上，我已经发现，比起传统的体外授精技术，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能接受克隆技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初期咨询，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能预见得到他们提问的顺序。所以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他只是静静地倾听。
“他们更接受克隆是不是因为克隆不需要制造太多的胚胎？”玛莎问。
“是的。在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仅需要一个胚胎就能成功。”
“我知道这还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即便这样，我所了解的克隆知识也实在是太少了。”玛莎一边说一边格格地笑了起来，戴维斯这才注意到玛莎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好看，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仿佛戴着一副化装舞会面具，而一笑起来面具就被摘掉了。“我知道去年城东有一些医生遇到了麻烦。”
“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触犯了相关的行规和法律，我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从吊销行医执照到进监狱都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必须选取已故捐献者的DNA进行克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将来在珠儿超市芝加哥处处可见的一家连锁超市。排队付款时撞上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说到这儿，特里、玛莎和戴维斯都笑了起来。
玛莎说：“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你们能在人死后克隆出他们来，这简直太令人惊叹了。”
“DNA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么脆弱，尽管我们有一整套方法来保存它，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必要的。”戴维斯解释道，“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死亡很久的组织中获取能成活的DNA。可是一旦我们克隆出一个人来，我们将销毁剩余的DNA。我们从不用同一个个体进行多次克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的小孩是惟一拥有这种基因的活人。当然，除非我们培育出的是双胞胎。”
“那么捐献DNA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玛莎的语气更加坚定了。
“大部分是精子或者卵子的捐献者。在捐献精子或卵子的过程中，他们会表示是否愿意自己的DNA在他们死后被用于克隆。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再献一点血——光有生殖细胞是克隆不出什么的，这多少有点讽刺吧？——这样的话，我们付给他们的钱是仅仅捐献精子的三倍。如果是卵子的捐献者，我们付十倍的价钱。”
“捐献DNA的女性一般比较少，”玛莎记得自己在查阅有关克隆技术时看到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克隆人是男性的原因。”
“你说得对，捐献精子比捐献卵子更加普遍，还没有太多人只为了克隆而捐献细胞呢。大多数捐献者是在捐献了精子或卵子后再考虑的，你想，只要把袖子往上一挽，多签个字就能多得好多钞票，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些人捐献是出于自我考虑：一想到自己的DNA可以在死后传下去就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在追求永生，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基因要被复制，仍觉得有点不安，特别是女性。我的一位老同学曾经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这种现象与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观点，但谁又能肯定这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们还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控制，我们可不想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进行克隆。法律和伦理也约束了我们，我们不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剪在废纸篓里的指甲进行克隆。你们也注意到了，过去五年国会制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隐私权的法案，即使保存一个人的DNA都是违法的，除非这个人被指控犯了重罪。”
“植入人体的胚胎是怎么发育的呢？”玛莎问道。戴维斯知道丈夫们永远都用不着担心植入，他们只担心自己的精子。
“如果你们和我都准备好了进行下一步，那么我将取出你的一枚卵子，去掉细胞核后只剩下一个壳。然后我们把捐献者的细胞核放进去——这个DNA通常取自于白细胞——我们会激发这个卵细胞使它和自然受精的卵细胞一样发育，这样，植入的胚胎就与体外受精卵一模一样了。”
“我知道申请克隆生子的人比捐献者多。”玛莎把她的问题都写在了一张小巧的带花边的纸上，出于某种原因，她尽量把这张纸藏着不让别人看见，“如果我们决定把名字写在排号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