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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胡桑坐火车去济南，再坐公交车去济南人大学。他想在那找份管理文案的工作，但那儿的办公主任不愿要他，因为他蹲过监狱。最后，他在图书馆档案馆里找了份事干，每天坐在电脑前帮学生们登记学生信息。地位如此卑微，胡桑却觉得清闲不少，有空读读书了，尽量回忆起过去学过的知识。十多年前，他在南京师大做一个普通的讲师，他常常愤愤不平，自觉怀才不遇。可是如今，他已经没有一点野心了，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把破碎的一生缝合。最重要的是，这儿也许有他的女儿。一有空，他就问同事知不知道一个女生，名叫“胡萍”。同事笑着说：“这么大学校，一年好几万学生，我在这工作快十年了，我怎么记得？”胡桑不知道：中国的大学扩招了，远不止他当年教书时那么多学生了。
2005年5月5日，在西江的一座豪宅里……
王凤英回到家里时，高为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王凤英觉察到气氛不对，轻声问：“小明呢？”
“上学了。”高为民眼睛盯在报纸上，没抬眼看她。
“我……我回瑞金转了转……”
“嗯。”高为民有气无力地回答。
在那刹那，王凤英突然觉得高为民一下子老去了很多，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工作狂了，他也很脆弱。王凤英想走上前跪在他跟前向他忏悔，但她只低着头默默地走进书房……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夫妻俩再没提起五一“私逃”的事，小明还不懂事，只当母亲去哪度假了。
高为民觉得：人过中年，日子就像白开水一样。可以回忆的事情，越来越少，十年二十年都仿佛一眨眼的事；而对年青人来说，三年五年就是一生一世了。知道小明的真实身份后，高为民越来越爱回忆自己年青时的往事，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给病人开刀时胆战心惊的情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医生承受着惊人的道德焦虑，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掌握着一个人的生死，而这个生死的界限就在他们的一指之间。有好多年，上手术台前他都有经历生死抉择的感觉，后来他渐渐习惯了病人在他眼前死去，渐渐明白了“医生”的无奈和无助，渐渐学会了冷漠。但他无法忘记，无法忘记自己胆战心惊的岁月，他觉得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更不能忘记：他曾经研制出一种“抗焦虑的药物”，这种药物让两个志愿实验者忘记了自己是谁。一个是胡桑，另一个叫陈云开。
陈云开好像是个“自由作家”，当时他穷困潦倒，妻子又病了，只能靠卖血维持生计……高为民不愿再去回忆了，他不敢想象自己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他隐约记得，陈云开还有一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儿子呀！高为民痛心地想：这一切都是报应啊！这都是历史给我的惩罚！
中年之前，高为民只想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中年危机后，高为民开始反思自己的来路，重新回忆起在沉默中忘记的丑恶。他要对自己坦诚，直面人生，直面历史。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舞台，但却有不同的观众。有些人心中的观众是他们爱的人，他们只想让他们开心并为自己骄傲，比如说王凤英；还有些人的观众是整个社会的人，这常常是幻觉，他们总以为自己站在聚光灯下面对百姓，比如说高为民；第三种人的心中有一个想象的观众，比如胡桑，他总是为“集体无意识”中华魂表演；最后一种人的心中空空，万物静观皆自得，他将自己的一生当作一个小说看，比如说陈龙。
瑞金人大多属于第一种，为亲友爱人表演，常常想着衣锦还乡。我的爷爷在文革时流亡到海南，那里有一个海军司令是瑞金人，他开出军舰带爷爷出海看日出。他说：“七十年出生入死，光荣与梦想俱去，只有在瑞金老乡面前炫耀时最开心。所以有人说，瑞金人成不了大器。哈——哈——哈！”
至于我呢？再让我回忆一下我这半生最得意的夜晚吧！
当时，我就想：我的一生能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唉，青春一晃而过，却再没有那个光辉夜晚！那一晚是我高二元旦晚会时，我们班在元旦晚会上揭晓了班级“最优秀男生”的名单。我以满票获得第一名。唉呀！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比赛数不清啊，获的奖也不少；可没有一次能比上那一晚开心。这是我们班同学自己组织的评选活动。这是年少率真的我们自发的娱乐评选，但这份虚荣却让我在日后的沮丧和黑暗中重抬头，重见希望的光芒。这份荣誉不来自师长上级，不来自政府单位，它来自和我朝夕相处、清楚我每个毛病的同学们。日后，我的处女作发表在《杂文报》上，那快乐也不过是一杯淡水，我告诉我的同学，他们满不在乎地说：“终于有编辑看得懂你的狗屁文章了。”
呵呵！
十六、陈龙的黄金年代
人在回忆时，一段时间内的记忆越多，人就觉得这段时间越长。所以，好奇心强的人拥有更充实的人生，因为他们能发现别人在平凡生活中发现不了的感动，他们拥有更多值得回忆的事情。陈龙就是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在他眼里，每一个贝壳都有一个故事。所以，当他走进济南人大学时，他就像走进新大陆的哥伦布，翻墙而过的年代刚刚开始。他的黄金时代来得颇有戏剧性……
当胡桑离开西江超市后，超市的日子还是那样，日复一日、没有变化地从单调的滴答钟声中溜走，阿芒在滴答声中细数剩下的时日。
袁华和陈龙最终没有凑一块儿，袁华说陈龙这人太粗鲁了，没心没肺。陈龙倒没说什么，照旧过着简朴的生活。
超市里的员工们对他说：“你一点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头也不梳，你不尊重别人，太自以为是！”
陈龙从不和人争辩，别人都说袁华把他“甩”了，陈龙只觉有趣：他根本没和袁华谈过恋爱。袁规对他越来越苛刻了，超市里的人愈加爱捉弄他了。唯独阿芒说：“别理他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有那么多理由？”
陈龙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都变得苛刻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变了，却以为周围的人变了。员工们突然发现“傻大个”变得沉默寡言，以为他是失恋了。喜欢他的人常过去拍他的背，说什么时候再介绍个“妞”给他，陈龙哈哈笑着盯着他们的脸看，看得对方莫名其妙时才扬长而去。
2005年11月的一个清晨，陈龙从奇异的梦中醒来，他望了望窗外瑰丽的海滩，低头看了看自己下巴上长长的胡须，笑着对床头的一盆仙人掌说：“我该走了。”
他先去仓库值班室找阿芒。陈龙敲门后，阿芒咳嗽着打开门，见是陈龙，笑着让他进来。
快到冬天了，阿芒的屋子里冷得够呛。
“老芒，我给你买了一个取暖炉……”陈龙笑着拿出一个小型的电热取暖器。
阿芒察觉到陈龙脸上不自然的笑，猜到这一天不平常。他笑着握住陈龙的手说：“小龙啊，我这后半生，不说别的，儿女不孝啊！就你对我最好，跟亲儿子似的！”说着说着，老人忍不住流下了热泪，老人家最怕和亲人好友离别，因为害怕这会是永别。
陈龙心里也流着泪，但他灿烂地笑着，“汤圆”眼睛忽闪忽闪地放光：“老芒，别这样，不就是一个炉嘛！犯得着这样吗？你就是我干爹啊！”
这是陈龙离开西江超市，同阿芒告别的日子。除了阿芒，这个超市里再没多少值得陈龙留恋的东西。
在那个十字路口，初冬的风卷着落叶，卷着阿芒枯瘦如叶的身子，他的身影在风中瑟瑟地抖着，恍惚如隔岸的灯火。
“老芒，回头再来看你！”陈龙立住身对阿芒说。他永远在路上，从一个港口漂流到另一个港口。他这十几年经历了很多离别，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难过。
“保重！小龙！”阿芒挤出一丝干枯的笑容，像落叶挤出最后一滴汁液。
陈龙爽朗地笑了笑，手一挥，一转身，大步朝前走去；他知道离别时该说很多话，但他喜欢这样默默地向前走，不回头，前方永远有一条路等着他。大海、草原、森林、沙漠、高山、沼泽……书中写过的地方他都向往，书中写的都是美景，他的眼里也只有美景。
轻快的晨曲从天边传来，陈龙踏着节奏，向落日追去……
阿芒望着陈龙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举起的手半天没有落下——他对着背影轻轻挥手，他知道这背影将定格在他一生的故事里。
从陈龙流着鼻涕来到西江超市的那天，阿芒就知道：有一天，陈龙会离开西江。他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现在在哪。他记得第一眼见陈龙时，他还是个“黄毛”小孩，不到十五岁，而他走的时候已经二十四岁了，长腿长手，大眼大鼻。
陈龙走的时候，只带了一把牙刷、一个水杯，还有从书柜里挑出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安徒生童话》。
他一路向北，独自站在火车上望千里灯火如蝶影划过童梦。长江波浪中摇曳的，不仅有玉盘一样的月亮，还有千百盏街灯。成千个城镇，上万条马路，无数人家欢笑着在街灯下散步，他们迎接新年的到来，中华龙又腾飞了一重天。
陈龙在济南下了火车，挤上公交车去了市区，又吹着口哨跑到济南人大学。他在那儿的学生食堂里找了份活干。
食堂的工作太辛苦单调，员工们总是在郁闷时把碗盘敲得震天响；而陈龙却把运残羹剩饭的手推车当滑板车使，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学生中间飞驰而过——还哼着“两只老鼠”的小调！
“真是个疯子！”其它员工都这么说他。
十七、谁也不能藐视黄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骑马沿着黄河从下游走到上游。在奔腾不息的黄河面前，毛泽东沉思良久，突然大声说：“谁也不能藐视黄河！”他身后的将士们肃然起敬，将这一幕铭记。
高中毕业后，我和高三五班的同学曾骑车走遍瑞金的每个角落，踏着塑料凉鞋爬遍每座山。在明朝修建的云龙桥上，我望着北去的绵江河沉思良久，突然大声说：“谁也不能忘记绵河！”身后的同学笑倒了一大片，大声喊我“癫佬”……
二十多年前，胡桑、高为民和王凤英也站在云龙桥上。胡桑大声说：“谁也不会忘记绵江河！”王凤英问他为什么。胡桑说：“因为我们的影子在这里。”
绵河的水曾经淌过毛泽覃的鲜血，如今，它依旧淌着，淌着造纸厂的废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覃牺牲的地方被命名为“泽覃乡”，那是个山青水绿的地方；前几年，精明的浙江商人把重污染的造纸厂建在那儿，于是，那一带的绵江河成了“墨水河”。
精明的浙江商人在瑞金搞房地产，差点把瑞金一中的地皮买了。据说，一批老红军跑去市政府哭诉，其中一个人指着前任市长的鼻子说：“贺龙在那儿入的党，邓小平在那题的字。你才当几年市长？就敢把我们地皮卖给外人？”后来，那市长下台了，地终于没卖成。
一个经济学家曾说，地方政府搞房地产，是牺牲后代几十年的利益来发展十年内的经济。我觉得，比房地产泡沫更有害的是那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