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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巴黎的第一个清晨，在伏尔泰大学历史系的顶楼，我打开这问古老的客房的窗户，只见到外边阴郁的天空。
时差差不多已经倒过来了，回想着昨天抵达巴黎后的一切，似乎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一幕幕闪回在眼前。可我还是隐隐感到一丝不安，似乎在踏上法兰西的那一瞬间，这种不安就已埋藏在心底了。
早上于力来接我了，他故作神秘地问我：“昨天晚上有没有昕到敲门声？”
“连个鬼影子都没见到。”
“那太遗憾了。莫泊桑晚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年轻时住在伏尔泰大学，晚上时常有美丽的女人来敲他的门，那女人说自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人。”
“路易十四时代的人跑到19世纪？那不就是鬼魂吗？”
“就是嘛。”于力说着露出了一脸坏笑。
我也笑了起来，如果真给我碰到的话，一定要再写篇《巴黎遇鬼记》。
于力先带我去餐厅吃早饭，在历史系楼下见到了大楼的女管理员，这胖阿姨用阴郁的目光看着我，让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早饭后我带上羊皮书，去了伏尔泰大学的办公室，和教授一起办理了文物鉴定手续，并拿到了学校发给我的证明，确认只是代办鉴定，而不是捐赠或收藏，教授也签字保证归还。
所有手续办妥以后，我才放下了心，将羊皮书连同铁皮盒子，一起交给了奥尔良教授。忽然，我发现教授在接过铁皮盒子的一刹那，眼里掠过了几丝奇异的光芒，难道我心里的不安就来源于此吗？
奥尔良教授和于力将羊皮书带到了实验室，就在教授办公室的隔壁，据说里面有许多考古仪器。他们丝毫没有耽搁，立刻就开始了工作，教授戴着手套和口罩，用放大镜对着羊皮书，念出上面的中古法文，然后由旁边的于力记录下来。他们一边解读羊皮书，一边还不断地咬着耳朵，只是说话的时候都把头撇开，以避免呼吸和唾沫溅到羊皮书上。
看着他们工作的样子，我也知道自己肯定帮不上忙，便悄悄把于力拉出来，说好不容易来一趟法国，自然要瞻仰瞻仰巴黎市容了。于力说教授不让他离开，然后送给我一张地图，在地图上标了几个点，让我按照他说的线路走，又关照了几点要注意的事项，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打发走了。
到这时我才感到了“独闯天涯”的悲壮，挺胸抬头走出伏尔泰大学，按照地图指示找到了最近的地铁站。法国的道路标志基本上都是法文，不过我本来英文水平就惨不忍睹，也搞不清楚法文和英文的区别，反正按照罗马字母的拼音规则去想象就是了。
谢天谢地我蒙对了，经过十几分钟的地铁旅程，我顺利地抵达了Eiffel——就是我们记忆中那巨大的铁塔。然而，当我来到仰慕已久的埃菲尔脚下，却开始在心中暗暗诅咒于力了，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我：Elffel是不能在白天看的，白天的埃菲尔铁塔与平时见到的夜景完全不同。但我还是朝圣般地上去转了一圈。可惜巴黎的4月天气不佳，阴冷的苍穹下一片灰蒙蒙的，就算是在塔顶居高临下，还是看不太清楚这个城市的全貌。
从EIffel上下来，我立刻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只说了一声：“Musee Du Louvre。”
你猜得没错，我要去的地方就是卢浮宫。
记得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电视台放过一部很长的外国纪录片，就是专门讲卢浮宫的，大概小时候学画的欲望也是从那里来的吧。
从EIffel到Louvre并不太远，很快我就来到这座塞纳河北岸的圣殿里了。呼吸着艺术的空气，感觉人也变成了这里的一部分。卢浮宫已有七百多年历史，1204年，菲力普 ？ 奥古斯都在此兴建城馒，历经查理五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数度改建和扩建，到1857年才全部完成。
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名的画家，比如达 · 芬奇等人，都曾给法国王室作过画，17世纪，枫丹白露宫的名画也搬迁到了卢浮宫。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颁布法令，把卢浮宫作为国立博物馆对外开放。在法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拿破仑年代，法兰西的军旗所到之处，当地的文物宝藏就被运往了法国，至今藏品总共超过了四十万件。
我被困在说着各种语言的游客中，周围不时听到几句中国话，我只能拿着数码相机小心地拍照，可惜还是拍进了不少人头。到了Louvre，有三样东西是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还有蒙娜丽莎。
维纳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据说被损坏前的维纳斯，左臂是手持苹果置于左肩，右手则自然下垂。当然，是不是这样谁都说不清了，今天的人们习惯的还是那断臂美人。
接下来我终于亲眼瞻仰到《蒙娜丽莎》了，是谁画的我就不介绍了吧。《蒙娜丽莎》恐怕是卢浮宫里唯一占据了整面墙的作品。画被锁在一个特制的小箱子里，看来只有A3复印纸大小，外面还隔着厚厚的玻璃。蒙娜丽莎——这个正襟危坐的女人（另一种说法是男人）注视着密密麻麻的游客们，宛如神龛里的圣像。听说常有小偷藏在人群中，我只能拼命地用一只手捂住钱包的位置，另一只手高举起相机，模样颇为滑稽。
等看到第三件宝物的时候，我的腿都已经软了，那就是胜利女神的雕像了。公元前190年的胜利女神（La Victoire de Samothrace）英姿飒爽，展开天使般的双翼，裙摆连皱褶都雕刻得细致入微……
喘息着从卢浮宫里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又累又饿地扑到街边，花九点五欧元买了几个面包充饥。法国人的面包实在太长了，我只吃了一个差不多就饱了，剩下两个面包就像Jay的双截棍似的插在背后，穿梭在洋人们中间，倒有几分古龙笔下剑客的做派。
看看离回去的时间还早，我就在卢浮宫附近的小巷间钻了起来，看巴黎那些古老的房子，有点像小时候住的上海江西中路的大厦。转悠了半个多小时，一不小心就转到了塞纳河边上，许多人都做过泛舟塞纳河的美梦，不过看起来比苏州河宽不了多少。
天色又暗了许多，一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吹过，清晨就知道要下雨了，但我手头却没有伞。我忙不迭地在寻找着那座桥——就是电影《新桥恋人》里的那座“新桥”，就像到了，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人，都要寻找《魂断蓝桥》里的滑铁卢桥那样。
“新桥”没有找到，老桥倒是一座接着一座，我一一给它们起了中文名字：从“老闸桥”一直到“外白渡桥”。
倒霉的是雨终于下了起来，4月的巴黎转眼间飘起了凄风苦雨，我四处寻找着可以避雨的地方，最后躲进了塞纳河边的一个桥洞里。
身边就是塞纳河水了，雨水使这条河变得混浊了起来，几只小船横在岸边，正是“野渡无人舟自横”。
忽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叫我：“Sir，Sir！”
我紧张地回过头来，只见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蓬松的长发带有18世纪的风格，下巴上爬满了胡楂，他满脸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串法语。
可惜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只能茫然地摇了摇头。那人又说了一句英文：“Hello，How are you？”
我搜索着脑子里有限的几个英语单词，结结巴巴地回答：“How’s yourself？”
“Bread——”
他指了指我背后的长面包，我立刻明白了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英文的面包。
更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对我摊开了双手，敢情是讨饭的叫花子！搞笑的是那人脸上却是一脸微笑，好像是在歌颂中法友谊似的。
想想我平时在国内就“乐善好施”，到了国外自然也得发扬我们中国人民善良的天性啊，于是我掏出了那两根长面包，“施舍”给了这位桥下的有缘人。更多的原因是我实在吃不下了，带回去也嫌麻烦。
“Thank you！”那人极有绅士风度地接过了面包，全然一付“不卑不亢”的贵族姿态，他盯着我的眼睛问，“Chinese？”
大概来巴黎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很抠门儿吧，人家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来自堂堂天朝大国的，让我不禁扬扬自得地点了点头。
此刻，桥洞外的风雨依然不减，塞纳河水似乎有漫过河堤的势头。我只能抱着肩膀瑟瑟发抖。
那人看到我的样子，立刻拍拍我的肩膀，然后从桥洞下一个破沙发的后面，掏出了一把破破烂烂的雨伞。我立刻“Thank you”了几旬，剩下几个可怜的英语单词，就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谢意了。但他只是摆了摆手中的面包，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好像在说：你给了我面包，我给了你雨伞，我们公平交易。
忽然，我发觉他长得有些像阿兰 · 德隆，怎么沦落到加入丐帮了，实在是世事多变啊。匆匆说了声“Bye”，我撑起伞就跑出了桥洞。
外面正风雨交加，将巴黎笼罩在一片雨雾中，我撑着伞沿着塞纳河跑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地铁站，按照地图上指示的位置，坐上了回伏尔泰大学的地铁。
回到大学时天都已经黑了，于力在餐厅里等着我，带着我吃了顿研究生晚餐。他看起来很累，似乎一整天都在研究羊皮书，他摇了摇头说：“这件事看起来越来越复杂了，奥尔良教授认为这卷羊皮书的价值非常重大，无论是羊皮书的质地和制作，还是上面文字的书写方式，确实都是13世纪的原物，至于作者是否就是路易九世本人，这个还待明天继续研究。”
“这不是很好吗？奥尔良教授的鉴定不是最权威的吗？羊皮书是真的，里面记载的内容也一定很重要。”
“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真是13世纪的文物，肯定会引起整个欧洲历史学界的轰动，到时候会有许多人来采访你。可是，教授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希望我们都能够保密，他要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下研究。因为破解‘路易九世之谜’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也是其他许多学者毕生研究的项目……”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放心吧，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
于力点了点头：“嗯，其实你不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伏尔泰大学也有过一个专家，他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路易九世之谜’，据说他在法国南方某地找到了线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坟墓，在棺材板里刻满了关于路易九世在埃及的记载。这位专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研究那副棺材，并宣称将在1975年的圣诞节那天，向全世界公布‘路易九世之谜’的最终答案。然而，就在那一年的平安夜，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就躺在他所研究的那副棺材里。警方始终都没有找到死因，也没有人再敢研究那棺材，只能重新秘密掩埋。”
“真有那么玄吗？”
我不禁想到了古埃及法老的诅咒，也许有许多历史之谜，是不允许我们现代人去探究的，而许多人往往就把生命葬送在了好奇心里。
“刚才我所说的那次死亡事件，只是最近几十年来比较有名的例子，事实上从19世纪开始，就不断有著名学者和探险家，因为研究‘路易九世之谜’而神秘死亡。与其说是路易九世使这个秘密有名，不如说是这些研究者的死亡，使他们的研究对象变得更加神秘莫测。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到2000年之间，总共有十三位欧美学者和探险家，因为‘路易九世之谜’而死于非命，至今都死因不明。当然，这只是有记录的死亡事件，如果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