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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他的兄弟就会画一些被称之为“静物”的玩意儿──就算家里没有苹果鸭梨葡萄诸如此类比较适合的东西，他兄弟也可以去厨房随便找来三个番茄或者四个马铃薯（通常我们普通人习惯说西红柿、土豆）摆在那儿，只要把它们弄到一块或大或小的画布上，就能够换来乐团团长三个月甚至半年的工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当年赵湘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放弃他所热爱的音乐的。而从他的所作所为里，你不难看出他对货币的钟情，因此他才上了那所财经学院。
毕业后，赵湘没有留在天津，而是跑来了北京，一个是他认为天津还是比较闭塞，没什么可以让他发展的空间；另一个也是想躲避他那既让他羡慕又让他常常无名火起的孪生兄弟。
当然，以我的猜想，对于赵湘的这种心态，你多半会理解不了，我何尝不是如此──当初听陈耳东讲完了赵氏兄弟的故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觉得不可理喻。这实在是一种无奈。我只能说赵氏兄弟是很特殊的人，在我们寻常的生活中绝对难得一见，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两兄弟的故事津津乐道地讲述给你。
相比之下，在兄弟俩当中，我倒是认为那位乘坐火车而来的青年画家的心态更加平和些。这似乎与他从小到大一直身处顺境有关系。据说，早在刚上初中时，赵鄂就已经在画坛崭露头角，多幅作品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而进了美术学院后便完全可以称之为光芒四射了，虽然至今尚未能进军卢浮宫，但当时却有一张名曰《三个中国女芭蕾舞演员》的油画被巴塞罗那一家博物馆收购。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讨论赵湘之所以来了北京，到底是为了寻求发展空间，还是为了躲避自己兄弟而不被他炽热的光辉灼伤，我显然认为后者的比重大得多。
说起来赵湘的命儿还是挺不错的，来北京没俩礼拜，就给自己找到了饭碗。
他是在网上看到那个招聘启事的，而后就敲了不足百字的简历给那家银行“E”了过去，没想到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接待他的是一位副行长，那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太太，注视了他漂亮的脸蛋儿一分钟，便宣布他被录用了。
那完全称得上是份儿好工作，干了没半年，薪水就可以和那位白发苍苍的乐团团长平起平坐。但显然赵湘不是冲着这点儿油水儿来的，并且也没有把那个老太太对自己的器重太放在心上──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思考如何把计算机里的那一行行一串串天文数字剪掉一部分，而后划在自己名下。
为此赵湘夜夜苦思冥想，但却一直找不到一个稳妥的方案，毕竟银行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说不定一分都没来得及花，就得面对行刑队的枪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巧遇了后来成为了他妻子与女合伙人的习亚兰。
要知道，我用“巧遇”一词，完全是恰如其分。一方面是说习亚兰原本就是赵湘的老相识，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另一方面是指二人在其后的沟通之中，居然发现他们有同样的理想和抱负。
那是一个寂寞的夜晚。赵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自己的情人何芊相见，使得他的那个周末异常乏味。百无聊赖地在电视机前度过了一整天，郁闷的他便去了金融街东面的一间酒吧。一个人跑来北京闯天下之后，他时常在那里消磨时间。
那天晚上，由于心绪不佳，平日爱喝的巴伐利亚黑啤酒变得如感冒冲剂一般难以下肚，于是他便起身离开了座位，去一旁的角落玩儿起了飞镖。
大约十点钟的光景，当他正举起手臂，要把一支飞镖投向镖靶时，忽然闻到一阵浓烈的香水味儿，随即看见一个光彩照人的漂亮小妞儿飘然而入。为之倾倒的一瞬间，却发现这位竟然是自己的老相识，立刻便扔下手里的玩意儿去了她跟前。
“是亚兰吧？”他激动地问，说话间，一股他乡遇故人的感慨油然从心中升起。
同样，看见他，习亚兰也是一脸兴奋：
“哦，哦……是你呀！”
习小姐的回答看似肯定，可那一刻她并不知道这位是谁，确切地说，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赵湘还是赵鄂。尽管她与赵氏兄弟是相距不远的邻居，而且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但习小姐却仍然无法确认眼前的这位是哪一个。当赵湘微笑着让她猜测时，她没有把握住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做了错误的选择，最终还是从赵湘的嘴里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晚他俩前半夜一直在酒吧里矜持地叙谈儿时的往事。不过后来赵湘把习小姐送到她西直门大街的寓所时，这两个干柴烈火的年轻人却没有把握住自己，就象咱们经常在某外国电影里看见的那般情形，他们先是在车里热烈地接吻，随后便急不可耐地相拥着一起上了楼。
我其实不是想跟你议论现如今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的生活态度，只是想告诉你第二天早上，疲惫的赵湘在习亚兰的怂恿之下做了一个他这辈子所做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决定，那便是离开自己原本可以安分守己地为之效力的银行，跳槽到习小姐的那家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孪生兄弟
离开何芊的别墅后，因为曾经停下车来思索自己目前的危险境遇，赵湘花费了比往日多了20分钟的时间，才到达那个距自己的新住所起码有一华里之遥的停车场。之所以把车停得这么远，完全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不想让人根据他那辆挂着天津车牌的红色捷达（那是当初来北京之前，他的孪生兄弟赠送的临别礼物）再一次轻易地找到自己。
关闭发动机之前，赵湘谨慎地做了观察，确认四周没有埋伏，才打开车门下了车，快步朝胡同里的一座六层住宅楼走去。
由于这位赵老兄只知道提防那两个曾经揍过自己的家伙，不知道那辆黑色的皇冠车一直从别墅跟踪到了胡同口；尽管在走入院子前曾经回头张望，并且也看见了那个曾用望远镜观察他的男人下了车，但他并没有以为然，还是踏实地进了院子。
稍后，那个跟踪者便也赶了来，跟着赵湘上了楼。他像一只猫一样轻捷地一层层爬着楼梯，把一张脸逐一贴在一扇扇门上倾听着，最终，他确定赵湘住在502室。
“知道他住哪儿了。”
回到车上，跟踪者用手机告诉某人。在其后的15分钟，他一直“嗯”、“嗯”地听着对方的吩咐。他最后问：
“你是说……现在吗？”
“先不要，”对方回答，“等我电话吧。”
当皇冠车吱吱地响起马达，冒着一股蓝烟驶离之后，那两个一直让赵湘担心的人跟着就出现在胡同口。走到院子的门口时，他们停下了脚步。摘下鼻子上的墨镜，那个大块头朝山墙上的楼牌号望去，看到身旁的伙计核对了手中一张不大的纸条，二人什么也没说，便朝胡同另一头走去。
此刻，刚刚回家的赵湘正一个人在楼上发呆。
虽说过去也曾像自己的兄弟赵鄂一样，洁癖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可这会儿他根本顾不上那些，鞋都懒得脱就上了床。差不多将近一个半钟头，这位赵老兄一动没动，一直抱着后脑勺，半躺半坐地靠在床头，苦苦地考虑着下一步。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赵湘忽然想起他赶回家的目的，想起他兄弟赵鄂即将到来，于是翻身下地，去厨房找来一块抹布，擦拭起空荡荡的屋子。在一只打开着的纸箱里，他忽然看见一件让他感慨的东西。
那是一只烟盒大小的银质像框，里边镶嵌着两兄弟儿时的照片，在某照相馆的一块风景画儿布景前，两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面孔一模一样的孩子正对着镜头微笑。赵湘蹲在地上望了照片很久，直到两腿发麻才站了起来。
他想把照片放在哪儿，可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卧室里除了一张床，再无第二件家具。他只得从门厅搬来一只方凳搁在床前，把像框摆在了上面，而后再一次对着还戴着红领巾的自己，和无论是眉眼还是衣着都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孪生兄弟凝视。
为什么我一再向你提起赵氏兄弟惊人的相似之处呢？因为除了先天的因素，连某些绝对属于“后天”的东西，哥儿俩也完全相同──虽说事先根本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沟通，可他俩却在同一时间里不约而同地要奔赴遥远的同一国度。我不知道你对此怎么想，反正当我从三级警督陈耳东那儿得知这一点时，还是感到不小的惊奇。
5月16日的那天上午，当那位青年画家赵鄂在北京站广场上不合时宜地给自己的孪生兄弟赵湘打了电话后，便离开了电话亭朝出租车排队处走去。
大约排了10分钟的队，他上了出租车。
“去哪儿？”出租车司机问。
“美国大使馆。”他回答。
由于身份的迥异，尤其是赵鄂贵为“著名青年画家”，已经得到了西班牙人的青睐，属于国际知名人士，更何况他已经接到美国某州某美术学院的邀请函，所以在大使馆的签证处，他受到了和赵湘截然不同的待遇，进去没一会儿，便在窗口取回了自己的签证。
这完全是在赵鄂的意料之中，那一刻他十分平静，既没有像时下那些削尖了脑袋往美国跑的伙计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也没有像那些指不定去了之后还干什么呢的女孩儿傻冒儿似的激动得流下眼泪。他只是让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从脸上划过，理也没理一个追着他问“下来没下来”的小个子男人，便合上护照悄然离开了。
为了能较为形象地给日后他的美国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国，赵鄂去了天安门广场，像他的父亲当年乘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第一趟免费火车来北京那样，规规矩矩地站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像。在他看来，这座建于五百八十多年前的皇城之门不但是中国的标志，而且属于世界级的艺术瑰宝，无论是她宏大的气势和深远的历史背景，都让纽约的自由女神自愧弗如。不过，当那个摄影师按下快门的一瞬间，赵鄂的思绪却忽然转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身上。他想起他们已经多年没有一起合影了，而意识到兄弟二人即将长久地分离，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时，心中不免有些怆然。
尽管如此，拿到一张湿漉漉的“立拍得”照片后，赵鄂还是没有马上跟赵湘联系，很长时间了，也不知因为什么，他总是觉着他与赵湘之间存有一些说不出的芥蒂，始终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产生嫌隙，对此他时常便感到困惑。此刻，虽然他十分想念已经分别很久的兄弟，却并不想马上跟他见面，看着三个风筝爱好者把一条巨龙放飞到了天上，他在长安街上溜达起来。
向东走了一站地，赵鄂拐去了王府井，经过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进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商业大厦。在一张乔丹的巨幅照片前，他买了两套款式、尺码、颜色完全相同，包括运动鞋在内的名牌儿运动装，打算一套自己带着走，另一套送给赵湘。跟着，他又乘电梯下了地下超市，选购了一些荷兰苹果、泰国榴莲、马来西亚脐橙等等几样儿进口水果作为给他兄弟的见面礼。
走出商厦，赵鄂继续在街上踯躅，一直走过台湾饭店、和平宾馆和王府饭店，才在灯市西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时，他忽然犹豫了，一瞬间竟然想取消与自己兄弟的见面。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