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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话中，陈耳东着实感到这两位双胞胎兄弟实在是与众不同，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匪夷所思。别的暂且不提，光是哥儿俩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让他无法理解。
按照赵鄂的说法，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但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两个人便越来越疏远。尤其是这两年，几乎已经没有来往，以至于相互之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看起来赵鄂的这种说法倒也的确是真的。陈耳东发现，赵鄂不但不知道赵湘拿了自己老板大把的美元这件事，甚至不知道赵湘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班，至于赵湘与习亚兰的一切，赵鄂还是从他这儿听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赵鄂懊恼地说，“赵湘怎么跟习亚兰搅在了一起，居然两个人还结婚了？我前天在他那儿呆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晚上走……这么多的事儿，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提……”
赵鄂还告诉陈耳东，似乎习亚兰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俩的事，“这实在有点儿奇怪，”赵鄂说，“昨天早起我还看见了亚兰她奶奶，那老太太也没对我说呀？”
听说赵湘也曾经打算去美国，并且被拒签了，赵鄂更是非常吃惊，而得知赵湘有可能是因钱财上的问题招致这场飞来横祸，更是长吁短叹，他表示──如果数目不是太大，依照他的能力，多半可以为自己的兄弟解决难题，那样一来，或许赵湘就可以摆脱困境，而不至于……
为了弄清案发当晚是否还有其他人和赵湘见过面，陈耳东让赵鄂留下了指纹，以便与现场杯子上的指纹相对比。随后，尽管知道问题提得不是时候，陈耳东还是问了赵鄂前天是何时离开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对此，虽然有些吃惊，可赵鄂还是配合了陈耳东的工作，告诉他自己是5月16日的晚上九点一刻离开的，而后乘坐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火车返回了天津。
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在侦破一起起重大杀人案之中──在锁定侦查对象之前，刑事警察陈耳东总是怀疑一切。他不相信任何人，即便是死者的妻子、丈夫、子女、父母也不会轻易放过。理所当然──也包括他的孪生兄弟。因此他当时竟板着脸，毫无人情味儿地要求赵鄂为自己的话提供证据。
与大多数因私乘坐火车的旅客相同，赵鄂也没有保存一张没人报销的车票。不过，生气地皱了一番眉头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告诉陈耳东说──临上车之前，他曾经因为月台上的湿滑而跌倒，或许那趟车的6号车厢的那个高个儿女列车员能为他作证。
要说起来，我的朋友陈耳东的确是一个办事认真的警察。为了排除赵鄂的嫌疑，他还真的让梁子于当晚前往北京站的月台，去找我在前节所提到的那位W小姐了解情况。鉴于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些原因，虽然梁子出示的是一张照片复印件，但W小姐一眼便认出了那个让自己颇为心跳的意中人。
总之──那天的谈话，陈耳东并没有从死者的这位孪生兄弟口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关于赵湘那份人寿保险，他同样也是第一次听说。虽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那只是对常人来说，而富有的画家却并不打算接受。
“就……全给那个叫……什么‘芊’的女人吧。”赵鄂说，“既然赵湘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上面，显然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即便是没有她，这笔钱我也不想要，我怎么可以通过我兄弟的死而从中获利呢？”
一阵感动之后，陈耳东与赵鄂提及他兄弟的遗物处理。被害人留下的东西并不多，除了盥洗用具，被褥，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和一台电脑，还有一辆汽车。赵鄂叹息着告诉陈耳东，那辆汽车是自己送给兄弟的，他打算雇个人开回天津去。除此以外，别的东西都不要了，他不想再看见它们，免得再一次伤心。
谈到赵湘的身后之事，赵鄂愈发黯然，说他简直受不了那种刺激，因而他正在考虑是否委托一家丧葬公司替他为自己的兄弟送行。
见到这种情形，像以往遇到某些情况适合的被害人家属一样，受了一所警察学校之托的陈耳东随即小心地谈起他兄弟的遗体事宜。一阵痛苦后，赵鄂表示，他愿意将遗体献给国家。
一听此言，陈耳东立刻代表那所警察学校法医系的全体师生对他表示感谢，随即让梁子拿来一份相关文件，看着他在上面签了字之后，便用力地与赵鄂握了握手。
真的不是他吗？
后来陈耳东和我讲述赵湘的案子时，曾坦诚地说自己那些天的确是一筹莫展。虽然很快便找到两条可疑的线索，却都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首先，尽管在现场发现了刑满释放人员祝强的指纹，但在找不到犯罪动机的情况下，他再三分析，还是不能确定此人是凶手。而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似乎何芊的丈夫有充分的理由雇凶杀人，却没有证据。虽说有人在案发之时于现场附近发现了那辆车，可他的涿州同行协查了该市所有与那位旧车商看见的年份、款式相近的35辆黑色皇冠，除去其中已经过户到外地的3辆和另外下落不明的2辆，剩下的30辆均被一一排除了嫌疑。
陈耳东说，他当时的思维真的是有些混乱，既不能从现有的线索中得到进展，也不能按照那种“从犯罪的受益人那里寻找罪犯”这一常用的法则。他的意思是：那位猝然殂谢的赵湘生前买了一份高额保险，但理应得到这笔巨款的两个人却都拒绝接受这笔意外钱财。被害人的孪生兄弟所陈述的一番话我已经向你交待过了，要说的是，这份保险的另一个受益人何芊同样也不愿意接受。虽然陈耳东让小胡把保险单给何芊送了去，可她随即就给陈耳东打了电话，说她要亲自前往天津，将其还给另一位赵先生。
谈及何芊的天津之行，陈耳东告诉我，在心理研究这方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多多少少有些过人之处，可是到现在，他也没有弄懂当时何芊去天津的真实目的──是仅仅为了把这笔钱归还给他的惟一亲属，还是出于某种想法，想要见见这位未曾谋面，但却与自己情人长得完全一样的另一个赵氏兄弟……
何芊是在赵湘被杀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9日的上午出发去天津的。别看这位钱口袋殷实时间富裕的年轻女人曾经到处旅游，大凡中国好玩儿的地方全都去了，但却从未到过这座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而且据说，除了时常赴涿州探望自己繁忙的企业家丈夫，那是她惟一一次驾车去外地，也是她生平跑过的最远路程。
头一回下天津卫，刚一从宜兴阜出口离开高速公路，何芊就晕了头，她边走边停边打听，好歹在下午时分抵达了位于马场道的赵氏寓所。
泊好车，她穿过马路，上了那座小楼。像两日前到此的那个天津警察一样，何芊也依次敲了油漆斑驳的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均未得到回音，她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选了同一扇门塞了进去。
在街上，何芊拿出了一本《天津旅游指南》，踌躇了片刻，伸手拦了一辆在北京早已绝迹的黄色面的，告诉司机她要去“狗不理”。因为过了用餐时间，那座全国闻名的饭馆里冷冷清清。失望地咽下了两个小包子，她在一个服务员的指点下去了附近的劝业场。
在那里，何芊漫无目的逛了几个小时，给自己买了条杭州产的真丝围巾，还给自己的准小叔子或者说准大伯买了一只漂亮的领带夹。疲惫到走不动了，便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册介绍天津风貌的摄影集，拐进附近一间冷饮店消磨时间。直到晚上9点，见赵鄂仍然没有打来电话，于是便打包带了杯桔子汁，返回赵氏兄弟的住所。
一个小时后，何芊在楼梯上见到了自己所等待的人。
在一盏老式吊灯发出的柔和之光的照射下，吃惊地朝眼前的一张熟识无比的脸望了片刻，何芊向这位另一个赵氏兄弟介绍了自己。不等对方开口，她又局促地说明了自己唐突造访的原因。一阵诧异之后，归来的主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便把她让进了屋。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但在画家赵鄂的画室里，何芊却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悲哀。把那份保险单连同那只包装精美的领带夹递到画家的手中后，她并没有与画家谈起他的兄弟，而是欣赏起墙上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幅油画作品。那一刻她似乎十分专注，当抚摸着米隆那尊著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像复制品时，还向画家表示了自己对两千多年之前古希腊人的艺术天才的感慨。
看得出来，何芊在艺术方面是个内行，见到赵鄂临摹的《维纳斯的诞生》，不仅知道原作出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之手，还知道维纳斯最初的落点是东方的塞浦路斯岛。她甚至还告诉画家，画面右侧那个体态丰腴正准备给赤裸的维纳斯裹上一件紫红色长衫的女人，是迎接她的山林女神……
或许是这位画家实在是与自己的情人太像了，娓娓地结束了与他关于绘画的谈论之时，何芊的眼睛里忽然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恍惚。她凝视着他问：
“你难道……真的不是他吗？”
听何芊这么说，一直矜持着的画家顿时泪眼潸潸。低下头，沉默了许久，他起身去了一旁的酒柜，为何芊倒了一杯马提尼，然而他递给何芊时，何芊却顺势把他拉到自己坐着的那张秋千般的摇椅上，她捧起那张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端详了片刻，便与他亲吻起来……
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说句实话吧，我真不知此时此刻，对于这位感情丰富的何小姐，你将会作出如何评判，我其实也是如此。而当我得知那天晚上她在赵氏寓所与自己情人的孪生兄弟一起过夜这件事，更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不过我想──倘若你得知仅仅在第二天，这位何小姐便被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成为本故事中第二起谋杀案的被害人，你一定也像我一样，没有心情再去对她的品行说长道短。
何芊是在她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的早上从天津回到北京后遇害的。据报案人，也就是何小姐的丈夫黄某声称，那天晚上，他从涿州返回别墅，在与三层卧室紧邻的一间步入式更衣间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为当日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之间，而根据画家赵鄂的证词，何芊是早上9点离开的马场道，而后由他驾车引领着穿过市区，于半个小时后到达了高速公路入口。
照此推算，即使她像一个男人一样开车速度很快，起码也要在上午11点才能返回位于东南四环路的芙蓉花园，这也就是说──何芊刚刚到家，便被凶手杀害了。因此，当陈耳东问及刑警梁子的看法时，梁子当时断定──十有八九，在何芊进屋之前，凶手已经藏在了别墅里。
与她的情人相同，何芊也死于一把尖刀。经确定，属于别墅厨房刀架上的一套价格不菲的德国成套刀具中的一把。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起凶案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何芊死的时候也是一丝不挂，虽然尸体解剖说明何芊在死前12个小时内曾有过性行为，但别墅里却没有发现搏斗过的迹象，屋内所有的贵重物品一样没少，死者塞满了现金的钱夹就摆在距尸体只有两步远的一只五屉柜上。据此，陈耳东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