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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我的话，她忽然伤心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我是……5号的夜里……搭一辆运煤车从黑瓦窑……来的……”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黑瓦窑’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离张家口不远，我是在那儿下的火车……”
“哎？不是从河南来的吗，怎么又跑到河北啦？”
“不是跑去的，”她继而解释，“说来话长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在派出所呆到第七天的工夫儿我就跑了，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长沙……前年的腊月十六，我来北京找工作，在厂桥的高台阶上被人贩子给卖了。”
“卖了？”
“是卖了，这中间被卖了三次，先是江西，后是贵州，跟着是河北……和您说吧，我都数着呢，先先后后一共有16个男人……唉，您知道吗，大虎已经……”
“等等，大虎是谁？”
“噢，是我儿子，已经一岁了，可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爹……唉，我也不想当小偷儿，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亏了遇上老根儿哥……”
“慢点儿慢点儿，”我再次打断她，“这个老根儿哥又是谁？”
“老根儿哥就是袁伟根，永城人，离我家八十里，在西直门火车站南边儿烤白薯。他真是个好人，让我睡在他那儿，可连摸都没摸我一下。要不是他，我就只能要饭了。他也没钱，可我想弄点儿路费回家，这才又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才一下手，就栽在了您的手里……”
她说得声泪俱下，有那么一会儿几乎都让我信以为真。可想起自己的职责，我又继续问着问题：
“怎么进来的？”
“用钥匙。”
“钥匙？你是说……你有我房间里的钥匙？”我惊诧地问。
“嗯。”说着，她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栓了红绳儿的钥匙递了过来。
我拿眼一瞟，上面的齿牙很新，显然是刚刚配出来的。
“说吧，哪儿来的？”我追问。
这一刻，她显得有些犹豫，两只手绞在了一起。
“我……捡的。”
九千多美元
“撒谎！”我勃然大怒，“你怎么知道捡来的钥匙能开谁家的门呢？”见她耷拉着脑袋，我猛地一拍桌子，“说！”
“是……于姐给的。”她害了怕，慌忙回答。
“于姐？谁又是于姐？”
“上星期认识的，住在站前西边儿的旅馆里，老去老根儿哥那儿买白薯。”
“那么，这个于姐怎么会有我屋子的钥匙呢？”
“我不知道，于姐没说。她可能也不知道您是警察，不然怎么会打您的注意呢？她还说您出差了，肯定不会出事儿，让我找找屋里有没有存折儿，如果找到了，她把上面的钱分我一半儿……”
“嗯……说说这个于姐吧，她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她……40多岁，挺胖的，老爱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一双红拖鞋……对了，她的眼有点儿斜……”
“等等，慢点儿说──是两只眼都斜呢……还是一只眼？”我停下笔问。
“是……一只眼。”
“左眼还是右眼？”
“是……右眼。”
“肯定吗？”我边记边问。
“肯定。”
“很好，”我点了点头，继续问，“她住在哪家旅馆？”
“叫‘顺途’。”
“顺途？在哪儿？”
“在‘羊肉泡馍’和‘卤煮火烧’中间。噢，是地下室……”
“嗯，她跑不了，我会抓住她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给这个于姐干了几次？”
看出她有些犹豫，我接着补充道，“喂喂，别急着回答，想清楚了，自己说出来，和让我们查出来是完全两回事儿，等待你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懂我懂，”她一个劲儿地点头，满脸通红，再三考虑之后回答道，“……两次。”
“真的？”
“真的！”
“再没有啦？”
“我向您发誓！”
“这就对了……”我大声地说，接着又问，“说吧，另外一次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昨天夜里，在高粱桥北面的一座楼里。”
“怎么？你是说……交大南门47号楼是你做的案？”
抬头看了我一眼，她颓然地点了点头，满脸心灰意冷。
“也是这个叫于姐的给你的钥匙？”
“是的。”
“拿走了什么？”
“一副金手镯，两只红宝石耳环，三条珍珠项链，都给了于姐，她说等干完了这一次一块儿给我钱。”
“就这些？”
“就这……些。”
“不对吧，”看见她有些犹豫，我皱起眉头翻着笔记本，“我怎么记得事主说……跟首饰一起被盗的，还有大量的美元现钞呢！”
听了这句话，她彻底垮了，一副万念俱灭的样子：“……唉，看起来，什么也瞒不过您……”
“知道就好，说吧，拿了多少？”
“一共9568，”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接着又说，“这些美元我没有给于姐，自己藏了起来，我想换成人民币留给大虎，您不知道，大虎实在是太可怜，一点儿也听不见……”
“听不见？”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儿，他是聋子吗？”
“生下来就是，可您不知道，那孩子聪明极了……您如果看见他……”说着，她就呜咽地哭了起来，“我打算……我其实……没想到……”
“成啦成啦……”我制止了她。我承认，到了这会儿，我真的是有点儿怜悯她，可我知道此时不是心软的时候，于是清了清嗓子问，“……以上所说，都是事实吗？”
“都是。”
“好好儿想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了。”
“确实吗？”
“确实！要是我隐瞒了什么，您可以……”
“得啦，别再说了！过来吧。”我招呼她，把笔递了过去，又掏出一盒红色的印泥，“在这儿签上字，再按上手印儿……”
做完了笔录，我押着她去了她的栖身之处。虽然西直门火车站白天晚上都热闹得像庙会，可她那个鬼地方倒是十分背静，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她的那个烤白薯的老乡也没在。其实她很简单，一大叠美元就用报纸裹着塞在铺底下的砖头后面。
因为太厚，我把美元分成了两份，然后塞进了内衣的左右口袋。
我说过──一般情况下我不穿警服──谁都知道，冒充警察是很重的罪行，要不是宝芹……噢，就是这个小女人一直在说的那个于姐斜着眼，拍着她厚厚的胸脯保证，如果要回那九千多美元就分我一半儿，姥姥我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脱下那身一直让人揪心的黑衣，呼吸顿时就畅通多了。惟一令我心烦的是她的样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简直要疯了。
我实在有点儿可怜她，于是便扔给她两张百元的人民币。
“嗨，”小心地把风衣上的带子在腰间扎紧后我说，“这他妈可是我给你的，按你那个于姐的意思，只能给你丫的一顿拳头！你刚干，还不知道这一行儿的规矩……”
我先走了，出门时外面的人已经多了起来，可没有谁注意到我，除了一辆出租车，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一下停在了我的脚边。
“去哪儿呀，小姐？”司机在里边问，色迷迷地盯着我那鼓得老高的双乳。
“去一个……”钻进车里，把后背舒服地靠在椅子上后我回答，“……远近无所谓，贵一点儿贱一点儿也他妈的无所谓，可必须是环境好、菜做得香的饭馆，最好是……嗨！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的奶子吗？你他妈的倒是开车呀！”
中秋过后的夜晚
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1）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10点10分就是10点15分，前后差不了5分钟，我看见了钟莘。
这其实纯系偶然，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8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4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关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警察──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17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15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