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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地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12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12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
这也赖我，我不该提起中秋，不该邀他到阳台上看八月十五的月亮……噢，其实不是，其实是八月十六的月亮。我那时有点儿饿了，忽然想起冰箱里还搁着一个星期前买的两块月饼。
咬了一口“大三元”的“红莲蓉”，韦建低下头，片刻，提起了钟莘。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这些日子，我一阵阵想起她。”这简直破天荒，我真有点儿怀疑我的耳朵。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还后悔不该跟她离婚。
“唉！”他叹息着，“你不知道──好多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那会儿我……其实她……如果后来……”他语无伦次，先是盯着手中的月饼，随后抬起头，久久凝视天上圆圆的月亮。
经过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的努力，卡车终于被吊了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那大家伙并没有什么事儿，只不过碎了一只后视镜，撒了一地粽子大小的砂石。10只轱辘重新落地之后，一个警察爬上高高的驾驶室，轰轰地开走了它。那辆像被人一脚踩扁了的易拉罐似的“宝来”也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至于两位司机──我是说开大卡车的和开“宝来”的，前者早已经彻底傻了，像个木头人似的被塞进了警车；而后者──就是据说整个上半身甚至包括两条大腿都给挤烂了的那位，我看见两个穿白大褂的把一只大塑料口袋扔进了救护车，估计那便是他了。
“走，走！快点儿，别愣着！”
尽管我喝了一扎生啤，可警察依旧冲我挥手，要我马上上车。这使我觉着那家伙多少有些愚蠢，同时生出一种类似占了什么便宜的快感。不仅这般，我还感到自己很幸运──不光是说喝了酒居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在警察的注视下驾车而去，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卡车翻在自己的车上。
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2）
我真为那只剩下两条小腿的伙计而深深地叹息。目睹了惨剧，每个人的车速都不由自主地慢了许多。我亦如此，小心地爬上匝道，慢慢地过了桥，驶入辅路。
路边有一间大型洗浴中心，屋顶上闪闪的霓虹灯让我的心绪好转了许多。拐了两个弯，看见了小区的大门，我愈发平静下来。进了小区，我朝自己的楼下驶去。没想到，一辆挂着“冀A”牌照的桑塔纳占了我的车位，我不得不继续往前开，一圈圈地在小区里转悠，最后停在了28号楼底下。
我就是这一刻看见的钟莘。她站在一辆黑色的“爱丽舍”后面，弯着腰收拾着后备箱，好看的臀部一时令我的恼火消去了许多，更让我把那起骇人的车祸忘了个干净。只不过，“爱丽舍”撩起的后备箱盖子挡住了那盏橘红色路灯射出的光线，我没能看清她的脸。
我下车的时候她刚好直起了身。多年未见，加上她比原来瘦了起码两圈儿，我当时竟没有认出她来，之所以走过去完全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我这么说你一定能理解──男人就是这样，一看见女人需要帮助十有八九会情不自禁。当然了，得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她一定得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咳，其实那一刻，不管是谁，但凡想个两三秒钟，就会明白自己的“义举”很难说能得到什么回报。我是指那种男人女人之间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也就是一句谢谢，顶多如此。这多半不能满足你，远远不能，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大都来不及想自己究竟会得到什么就去做了。很多人都这样，而像我这样一个再过十天就要过32岁生日的老单身就更是如此。我感到义不容辞。关上车门，我挺直了腰板朝她走过去。
“我来吧！”我边走边对她说，奔向那两只放在地上的箱子，不等她表态就抓住把手。那两只箱子很沉，重量远远超过她的能力，连我都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我站的位置不合适，身体过于倾斜，第一次都没提起来，不得不重新调整了重心才把它们放进车里。为这个我曾经困惑──她是怎么从楼上搬下来的。
我很久没有提过这么重的箱子了。上一次是帮我小姑，这一说就远了──那会儿还上高中呢，送她去尼加拉瓜。当时她不想让机场看出那箱子已经超重，可我却没能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就在我吃力地把它从行李车上搬下来时，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叫住了我，把那箱子送去过了称，害得小姑花了一大笔行李费。
不知是“爱丽舍”的后备箱有点儿小还是那两只箱子太大，倒腾了半天，我才关上后盖。之后，我殷勤地拔下钥匙递给她，这才认出她来。
“啊？钟莘！”
我十分惊诧，真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给韦建打电话，“嗨！知道我看见谁了吗？”那一刻，我似乎听见自己对着电话说。不过，兴奋的我同时又有些扫兴，估计我这么一问，十有八九韦建会猜到。这不光是因为这小子的精明，是因为他刚刚告诉我他想找钟莘，就是八月十六那天──中秋过后的夜晚。
“我一直想见见她。”韦建说。在阳台上。当然了，是他伤感了以后。“这种想法老是在脑子里转悠，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他喃喃地说，我老是梦见她，每一次情形都差不多……她在果园里，穿着一件白色的纱裙，站在一棵苹果树下……哦，也不一定，有时也不是苹果树，梨树桃树柿子树什么的，总之……她站在一棵什么树底下，慢镜头一般地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直到现在，韦建始终是个谜。我是指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真难以判断他的感情世界。绝大多数时刻，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家伙，我甚至可以说，这小子相当残忍。要知道，我这么讲绝不是耸人听闻，完全是有根有据：有个学计算机的女学生，身材挺漂亮，按照韦建的说法儿，她是他的模特儿。我后来在他出版了的“艺术人体”摄影画册上看见她那两只丰满的乳房。那个女孩儿十分年轻，刚上大二，不是成都的就是重庆的，跟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可这小子，没俩礼拜就把她给甩了。结果女孩儿不干，又找他来，可敲了半宿门他都没给开，硬是让那痴情的小女子在楼梯上坐到天亮。
对我的痛骂，他显得不以为然，还坦然地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反正我也不可能娶她。”这就是韦建，够狠的吧。你不难想象，当我听他伤感地说那些怎么怎么梦见离婚五年的前妻时，心里有多么的不理解。
其实我也知道，他倒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多愁善感，偶尔对了他的胃口，看一部感人的电影时也一样会眼圈儿发红。而有一回，他在我的事务所里碰见一个委托我向前夫讨要生活费的女人，得知她的女儿只有14岁就患上了肺癌，整整一个晚上，这小子一直在长吁短叹。只是，我从未见他哭过，直到两天前那个夜晚。当他看注视了一阵对面楼上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把脸扭过来时，我看见他潸然泪下。
“有件事……从来没告诉过你，”韦建唏嘘着说，“钟莘曾经怀孕，可她没告诉我，自己去医院给做了。”
这便是他伤心的原因。他说，如果他俩没离婚，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就会活着，现在已经4岁了。韦建承认这都怪他。钟莘的嫂子事后跟他说，钟莘本来想告诉他，可拿到化验结果那一天，他刚好提出跟她分居。
“说真的……这件事我的确不知道，”韦建痛哭流涕，“如果她说了，我绝不会和她分手……”
我不知道韦建为什么要跟钟莘离婚，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大问号。韦建当然跟我解释过，不止一次，可他所说的理由总让我觉着不那么充分不那么理所应当。
钟莘身高1。72米，苗条而不失丰满，一头黑缎子般的长发，毕业于一所名牌儿医科大学，是一个有前途的实习外科医生，在一座响当当的大医院里就职。工资收入很高且工作稳定，这辈子谁也甭想把她给炒了鱿鱼。不光如此，她还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个有钱的老爹，据韦建讲，他岳父是一个什么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既有实力又有背景，这小子说，某次他曾经在电视里看见钟莘的祖父，那老爷子，早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实业家”，别看已经九十多岁，接受采访时，还穿着时下流行的“皮毛一体”的皮夹克，里边露着红格子衬衣，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也就是说，钟莘不但是个漂亮的才女，而且还是个实实在在的“财女”，五年前嫁给整天骑着自行车乱跑的韦建时就开着一辆富康。我真是羡慕不已，我那时正四处凑钱欲买一辆二手的夏利。可韦建并不以为然，不怎么珍惜，说无论是她的才华和美貌，还是她显赫的出身和富有都不能使他感到幸福。
当然了，韦建承认钟莘是个难得的好妻子，也承认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他还是决定离开她，结果，居然就真的那么做了。
虽说我去年经手了58起离婚案，但他俩的事儿却是自己办的。两个人去了办事处，完全是心平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