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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屋里的家具十分齐整：地毯、窗帘，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盏新的枝形吊灯。这都是普通物件，只有一个例外。在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圆桌，有人在桌上把十个陶瓷茶杯和托盘摆成一圈。没有任何茶点，只有茶杯，而且所有茶杯都是空的。那些茶杯……哦，爵士，它们有点古怪。但我稍后再解释，因为它们不是房间里唯一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个死人。”
马斯特斯鼻子里长出一口气，红润的脸庞上绽开一丝怀疑的笑容，看起来他对自己的责任心以及这番话引发的戏剧性效果颇为满意。
“一个死人，”他边重复边翻开更多的文件，“我这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是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男人，身穿晚礼服，外头还罩着一件薄大衣（礼帽和手套放在房间另一头的椅子上）。他面朝下躺在圆桌旁，位于圆桌和房门之间。一支点三二口径的自动手枪从背后喂了他两颗子弹—一颗击中脖子，另一颗穿过后脑。两枪的射击距离都非常近，凶手必定是用手枪抵在他身后开火的，头发和脖子都被灼伤了。看上去这位老兄正走到桌旁，也许是在端详茶杯，然后凶手举枪对他下手。根据验尸报告显示，他遇害的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线索？我知道，但什么也没有。房间里有大量指纹，其中一部分属于死者，但那些茶杯和托盘上一个指纹都找不到，甚至连手套的污迹或是用布擦拭过的痕迹都没有。没人抽过烟或是喝上一杯；椅子也没挪过位置；没有任何线索显示房间里可能来过多少人，或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只有另一个迹象：壁炉里生过火，炉灰中还有一张包装纸的余烬。但是，那并不是用来包装茶杯的盒子和纸张。我等下会解释，装茶杯的容器要精致得多，是一个木匣，但那个木匣失踪了。”
马斯特斯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上面那张清瘦和善的脸庞上长着个鹰勾鼻，还有一副修剪得齐齐整整的灰色髭须。
“这位老兄很容易辨识，”马斯特斯接着说，“然后—砰！我的面前顿时空空如也。真要命，爵士，他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被谋杀的人！他名叫威廉·莫里斯·达特利，是个单身汉，家境很富裕，除了一个未嫁的姐姐（又是这可怕的老一套）帮他理家之外别无亲戚。他不仅没有任何敌人，而且甚至没有任何朋友。他早年确曾涉嫌卷入一两桩敲诈之类的事件，但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姐姐说（老天，我相信她）她可以告诉我他过去这十五年里的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动机？他的一半财产归姐姐，另一半捐给南肯辛顿博物馆。出事时姐姐正在打桥牌，拥有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反正我们也没认真怀疑过她—所以就没有其他疑犯了。那座房子的前一任租客是杰里米·德温特夫妇。德温特是一名律师，日子不太好过，夫妻俩和达特利的关系绝不比和月球人来得深厚，于是又走进了死胡同。达特利生活中唯一的兴趣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尤其偏爱陶器和瓷器。所以我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十个茶杯。”
马斯特斯倾身向前，叩击桌面，加重了语气。
“哦，那么，爵士，我不是你所谓的内行人士，草率下结论也不是我的风格。但一看到那些茶杯，就连我也能察觉到它们的不同寻常。每个茶杯上都有一个标志，像是纠缠在一起的孔雀羽毛，由橙色、黄色、蓝色漆成，色泽温润、流光溢彩，似乎在翩翩摇曳。而且它们非常古怪，你甚至能看到它们在房间里熠熠生辉。我对这些东西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份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报告：
这些茶杯和托盘可谓巧夺天工。我曾目睹早期的意大利产珐琅陶器。它们来自乔吉奥·安德里奥利在古比奥的制作工坊，上面还有他的签名，时间是1525年。但据我所知，这些茶杯很特别，当然，它们其实并不是茶杯，因为茶叶直至17世纪中叶才引入欧洲。我承认它们的用途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测它们被用于某种纪念仪式，例如已知的威尼斯秘密团伙。它们价值不菲，在拍卖所至少能拍出两三千英镑。
“嗯哼，”H。M。说，“一大笔钱啊，不过听起来蛮像那么回事的。”
“没错，爵士，我也有同感。我们追查了这些茶杯的来历，它们属于达特利本人所有。他似乎是四月三十日那天下午刚刚从邦德街的古董商索亚的店里买到的。他与老索亚本人直接进行秘密交易，付了两千五百英镑现金。那么，你也许要说这里存在动机，虽然是个疯狂的动机。假设有个疯子收藏家觊觎那些茶杯，设计了一系列周密计划要把它们弄到手呢？我承认这不太合理，但还能有什么思路？
“计划很周密，没错。首先是那些家具。我们查到之前两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霍尔本家具公司收到一封匿名信—那地方可供你一次性置办从避雷针到窗帘的全套家具—信中附有二十五英镑的钞票。去信人在信中声称，他想为一间客厅和一条走廊配置该公司最好的家具；家具需要集中到一起，他会派车来取货。哦，接着就有人来取货了。卡特莱特运输公司收到了另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五英镑。按照信中的指示，他们派一辆家具搬运车前往家具公司，将那批货物运到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钥匙也附在信中），把家具卸到屋里。整个过程中谁也没见过订购这批家具的人。送货工人只是把家具全部堆在客厅里而已，房子里也不见人影。幕后之人必定是此后才来摆放家具的。当然，也有邻居看见家具搬进房子里的过程，但由于那原本是座空房子，他们只是猜想一位新房客正要入住，并未虑及其他。”
H。M。似乎被一只无形的苍蝇闹得不胜其烦。
“等一下，”他说，“那些匿名信—是手写的还是用打字机打的？”
“打字机打的。”
“嗯哼，那么它们和那封通知你同一地点将举行‘十茶杯’聚会的信是不是出自同一台打字机？”
“不，爵士，是另一台。而且—怎么形容好呢—是另一种打字风格。你也看到了，‘十茶杯’那封信的字体歪斜粗陋，而另两封信则清晰工整。看得出后者出自训练有素的打字员之手。”
“嗯哼，说下去。”
马斯特斯继续：“那么，嗯—我们推测，”他说，“我们的推测是这样的：凶手设下了某个陷阱。呃，他弄到一所空房子，伪装成自己的，只在客人能看到的部分布置了家具。达特利带着那十个茶杯走进房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惨遭谋杀。也许凶手的动机是要窃取那十个茶杯。
“至此，达特利的行动也就明朗了。遇害当晚，他九点半离开位于南奥德利街的住处。他姐姐已经出去打桥牌了，开的是他们的车；男管家送他出门，还和他交谈了片刻。他带了一个挺大的盒子或是包裹，用纸包着，估计里面装的就是十个茶杯，但他没说要去什么地方。他在家门外拦了一辆出租车，后来我们找到了那名司机。他直接去了潘德拉贡花园十八号。”马斯特斯咧嘴笑道，“运气不错，出租车司机对他印象深刻。
到潘德拉贡花园的车费是三英镑六便士，达特利只给了司机两便士的小费。简直是个惜财如命的老乞丐。但倒霉的是，愤愤不平的司机驱车扬长而去，完全没注意达特利接下来的去向。该死，哪怕他瞄到一眼有什么人开门也好！呸，那个司机所能记得的，仅仅是房子里似乎没有任何灯光。”
马斯特斯使劲挥了挥手。
“这就是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一切侦查工作都陷入了致命的停滞状态。没有任何反常，没有任何对手，什么都没有。假如你说他是被，嗯，被诱惑的话，”马斯特斯对这个带有戏剧性的词汇颇不自在，“假如你说他是被诱进那座房子，然后因茶杯而送命……哦，爵士，我敢说是最简单的解释。但不合情理！凶手不可能身无分文，他布下这个陷阱必定费了不少工夫和金钱。总之，他付给家具公司一百英镑，我女儿结婚时置办房子里整套家具也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他手头如此阔绰，为什么不直接去古董商那里把茶杯买下？它们又不是博物馆的非卖品。还有，既然他大费周章布置舞台谋杀了达特利，又为什么没把茶杯带走？它们还好端端地放在桌面上。一目了然、毫不夸张，爵士，它们碰都没被碰过，上面一个指纹也找不到。
“我说过，我们发现了一大堆指纹，包括达特利自己的，但什么也证明不了。指纹全都属于搬运家具的工人的。凶手肯定从头到尾都戴着手套。但他没有拿走茶杯，为什么？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现场毫无凌乱的迹象。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怎么看都说不通，都不合情理；如果说有什么案件会令我害怕的话，就是不合理的案情。凶手究竟想干什么？他没碰那些茶杯—但他确实带走了装茶杯的盒子，以及外头那层包装纸！现在我问你！时隔两年，今天早晨我又收到了‘十茶杯’来信，这是否意味着又一次谋杀？你有什么看法？”
02 警方严阵以待
H。M。眯眼凝视着书桌好一阵，在大肚皮上捻着手指。他的嘴角耷拉着，仿佛吃早餐时闻到了一个变质的鸡蛋。屋子里非常安静，蒸腾的热浪在窗前涌动。H。M。又一次把手伸向雪茄烟盒。这次他抽出一根雪茄，咬掉烟头，狠狠吐出去，那烟头划出一道长长的抛物线，几乎飞到了房间对面的壁炉前。
“如果你问我是否认为大事不妙，”他吸吸鼻子，“是的，我有这种感觉。我又一次嗅到了一个英国人流血的气息。该死，马斯特斯，你所描述的复杂案情，堪称我听说过的最他妈该死的谋杀案之一。我们要面对的是一起在不可能的环境下发生的谋杀，而你的判断很对。是的，我预感到谋杀正在逼近。”
马斯特斯依然平心静气，他知道如何刺激这个人。
“当然啦，爵士，我不能抱过高期望，”他说，“我们整个警局都困扰了两年之久，又怎能期待你有所突破呢？恕我直言，毕竟你只是业余人士而已。不过，即便这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
“你想打赌吗，嘿？”H。M。触电般地质问道。见他暴怒至此，波拉德不禁担心马斯特斯未免太过火了，但当H。M。稍稍平静下来时，马斯特斯依然不慌不忙。“在我看来，”H。M。恶狠狠地说，“只有把我描述成一个多么多么迂腐、昏聩、唠唠叨叨的老古董，才遂了别人的心愿呢。这是迫害，就这么简单。好吧，你瞧好了，我只不过是向你展示一下，这件事根本没你们这群蠢货想得那么困难。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不过得先作另一个决定。”
他指着今天早上寄来的那封信。
“你看，孩子。‘贝维克公寓四号，五点整。’为什么选在下午？听起来有点可疑。我并不是指这纯属骗局，只不过其中有种奇特而诡异的味道。两年前这封信的最后一句，‘奉劝警方严加防范’—直截了当的大白话。但‘诚邀伦敦警察厅大驾光临’却很不自然，我不喜欢这种口气，仿佛有人在暗处放声大笑。我说，你有没有想到去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骗局？我的意思是，你可曾查探过，贝维克公寓四号是不是空房子，方不方便进行谋杀？”
马斯特斯轻蔑地哼了一声：“当然查过了，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