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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是哪些因素使他们彼此分开的。
通过仔细地探索和研究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数据库，得以在其基础
之上开展工作。
我第一次坐下来描述心理特征时，就是这些知识在支持着我的结论。有数以千
计的性偏差人格结构，所有这些结构都是人跟人不同的，但是，许多核心的要素总
还是一样的。这就像看着不同的房子，我们知道家家都有卫生间，都有一个厨房和
一个洗衣房。
给一个罪犯描述心理简图的时候，他们犯罪的细节都是针对着这个知识的基础
来的。围绕着它的一切，地点、时机、武器、受害人。攻击的手段和残忍程度、谋
略的水平等，都会透露出犯罪者的某些方面。这个人的一切都在细节当中。如果你
错过了它，你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你不明白你自己在研究的东西，你也不会看到它。
这有点像走进埃及坟墓而不明白墙上写的都是象形文字。了解这种语言、句法和语
法，你就能够明白里面的信息，了解建筑这些坟墓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懂如何看
那些文字，那些雕刻就只是墙上的一些漂亮图画，它们跟你无关，或者更糟糕的是，
它们会被作出错误的理解，并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
也许更好的一个比拟是玩拼图玩具。例如，每有案件发生的时候，我都会问自
己4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发生的，谁是受害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只有当我拿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才会去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谁干的？
为了找到答案，我得在巨量的信息当中进行筛选，然后决定哪些是我可以依赖
的信息，哪些是不那么重要或者完全可以弃置一边的。这有点像同时玩几盘拼图游
戏。一个游戏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个游戏会告诉我如何发生的，第一盘
游戏告诉我受害人的情况而第四盘游戏就告诉我犯罪者可能的动机。完成以后，每
一个游戏都会成为更大的拼图游戏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最大的拼图游
戏就帮助我找到罪犯的心理特征。
尽管到1990年的时候我已经为无数的案子提出建议，但是，我对心理学轮廓描
述史，或者按更知名的说法称罪犯轮廓描述史却没有兴趣。我埋头于自己的临床和
咨询工作，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去看看别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的警察工作是在
业余时间里完成的，完全没有任何报酬。我惟一的契约是保持匿名。
这种情况到1980年代中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我突然接到一个邀请，去
参加由约翰·史迪文森召集的一次内政部会议，约翰是学法律的，他是全国警察局
长协会刑事罪犯轮廓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有调查重大暴力犯罪的第一手经验，
他是通过警视厅的途径慢慢升到警察局长协会小组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他作为大都
会警察局的一名警督工作了许多年。
全国警察局长协会是英国警方最有权力的机关之一，因为该组织将最有资历的
一些警官召集在一起，他们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约40个
警察局。
我接受了邀请，坐在不同级别的高级警官当中，还有一些公务人员、心理学家
和精神卫生职业工作者。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罪犯轮廓描述”，并且探
索其未来的发展。其他的一些人已经独自开展了这项工作，早期的结果看起来极有
希望，也到了明确说明下一步该干什么的时候了。
桌上的人都在介绍自己，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说得更
肯定一些——散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协议，要形成一个未来战略，扩大对于罪
犯轮廓描述的理解。我在数年内都没有再听说这件事了，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一个
电话，是警方基本需求支持组的警督艾恩·约翰斯登打来的。这个组织最初设立目
的是要在内政部与警方之间设立一个桥梁，以确保警方得到必要的东西，该组织另
外还有研究和开发任务，他们要注意世界执法部门在培训、装备和科技方面的进步，
其中罪犯轮廓描述就被盯上了。
约翰斯登希望来这里跟我谈一谈，我们最终在莱斯特大学的老教授楼里见面，
是在我对三年级学生进行日常的临床审判心理学讲课完毕之后进行的。约翰逊是位
极其讲求实际的人，也是位喜欢搞笑的人，他是典型的威尔士警察，喜欢打曲棍球，
经历过战争的严酷。他修着大学生式的短头发，健壮而结实的身材，戴着塑料架的
眼镜，看上去像是克拉克·肯特的乔装用品。
他踮着脚尖小心地围着自己访问的对象转了一圈，七拐八拐地说到了此行目的，
然后说，数年之前，内政部拨了相当大一笔研究款项，用以建立一个数据库，要包
含关于性犯罪和强奸案以及作案者的资料。这是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服务机关，让
全国各地的警察都能够接触这个项目，并获取根据这个数据库建立起来的犯罪者轮
廓。
这笔经费促使了罪犯轮廓研究组的成立，是在塞雷大学的心理学系，属于大卫
·康特博士的领导。我以前曾在内政部见过康特博士，并得知他与塞雷警局进行的
罪犯轮廓工作——特别是在约翰·弗朗西斯·杜费的案子当中。杜费被称为“铁道
强奸犯”，他谋杀了3名妇女，并强奸了至少20名妇女，到1987年才被捉住。
自从建立起来以后，罪犯轮廓研究组据说卷入了50多起强奸案和凶杀案的调查
工作，并帮助警方抓住了10多名危险的罪犯。但是，根据约翰斯登的意见，这些成
功目前还没有得到证明，而且，因为资助了这个项目，内政部希望确保这笔钱花得
值。
很明显，衡量成功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罪犯轮廓描述与案情的结果相符。这样
的轮廓描述有多么精确？是否导致罪犯被逮捕或起诉？它是否使罪案调查导向积极
的方向？
约翰斯登同意我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他很难从塞雷项目中拿到轮廓描述资料。
因此，他想从其他的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给不同的警局发一份问卷，问他
们对轮廓描述的看法。
“如果我起草一份问卷，然后寄到你这里来，你会看看吗？”
“当然会的，”我说，假定这会花他一定的时间。但令人惊奇的是，问卷在两
天之内就到了。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经常接到约翰斯登的电话，谈话
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对罪犯轮廓描述的分析看来停滞不前，因此他请我评估不
同的研究提案和独立报告，是为警方基本需求支持组准备的，包括对警方压力与患
病率的研究，还有灾难事件紧急行动组的人员带来的影响，比如洛克比恐怖分子的
炸弹袭击和派帕阿尔法油轮大火。
约在这个时候，内政部的一项组织评估导致警察研究组的成立，这个组织最后
接管了以前由警方基本需求支持组处理的大部分调查及开发工作的大部分关键领域。
在这个变动期间，我接到来自内政部中层高级官员的电话，说这个部门希望正式评
估罪犯轮廓描述工作。
他的谈话里浓缩了大部分外交辞令，满是条件句和其他分句，他告诉我说，整
个领域必须进行独立评估，因为有的部门要求政府再拨一大笔资金到罪犯轮廓描述
工作当中，但是，政府又无法知道这笔钱是否用得值。
他到莱斯特来，问我这样一个评估应该如何进行。我们花很长时间谈话，我告
诉他需要进行哪些质量检查。时间一到，他又回来了，然后说：“你来做这项评估
如何？”
这我可没有想到。
“你觉得如何？”他问。
“我觉得这个主意值得一试。”
“那好，请到伦敦来，我们再谈谈这事。”
我觉得他们选我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参加以前的任何一次由政府
出钱赞助的项目，也没有因为自己所做的罪犯轮廓描述工作得到报酬，因此，这对
我将来的财务状况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一直还很有成效。
在伦敦，我见到了警察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也就是格罗里娅·雷柯克博士，她
以前是一位心理学家，在监狱系统工作过多年。评估涉及好几个关键的因素。某方
面，这是一个用户调查——警察希望从轮廓描述当中得到什么？这就意味着要会见
警方负责政策决策的高级警官，比如约翰·史迪文森，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侦
探。
评估还必须看看产品，看看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已经存
在的罪犯轮廓描述在与案件的结果比较起来时有多么准确，有多大价值。同时，很
重要的是还必须看看在别的一些地方人人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比如美国的FBI，还有
欧洲的警察。
“你觉得这项工作会花多长时间？”雷柯克博士问我。
“两年。”
她有些退缩了：“不能够花两年进行，必须尽快进行。我们能够给你的时间最
多75天。”“这不可能，”我说，“想想必须接受问询的人和必须评估的文件吧—
—不仅仅是这里，而且还有海外的资料。”
雷柯克博士明白这项工作的规模，但她解释说，评估工作如果花两年那早就过
期了，而且还会从她手中溜走。“我们对自己看到的一切还不满意，因为需要尽快
得到一些答案。”
“根据你的时间表，你能够得到的最多是一种粗线条，”我说。
“那也行。让我们得到总体的一个轮廓，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出决定。”
内政部需要一份报告，这报告仅仅基于75天的工作，但是，我有全职的工作要
处理，还有很多警察要求我帮助他们进行调查行动。这意味着必须把自己的年假用
掉，还必须把周末和法定假期也用掉。事情干了一年，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会见了
许多人和机构，只要跟犯罪调查有关的人都问。
艾思最早想发出去给警察局长和CID头目的问卷现在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可以找
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他们曾帮助警方完成了重大的调查活动。侦探都接到问
询说，为什么会请人来做罪犯轮廓描述，案件具体的细节如何以及描述有多么准确。
同时，我会见了涉及各个研究领域的心理学家，他们都对罪犯轮廓描述有一定
掌握，而且还看到了很多发展，比如凯特凯姆，这是全国最大最完整的数据库，主
要处理儿童谋杀案、绑架案和失踪儿童案。这个数据库是在霍格、麦克斯韦尔、哈
伯谋杀案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三名女学生是从不同的郡来的，但是被同一名男性所
杀。这个数据库1986年在德比郡建立起来后，保存了自1961年以来的所有与儿童相
关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案情，我也看出，如果管理得当，它会是未来罪犯轮廓描述方
法中极有用的一个要素。
艾恩·约翰斯登和警督约翰·多森安排好了约会，并在我与数名高级警官会面
时充当联络人，并且还选择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警探，他们都跑了数千英里路。
他们是我研究侦探程序时最重要的指导。
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