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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住气，对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往下伸头一看，天哪，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去后才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
“嗨，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矢口否认，“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
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哪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知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呆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给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月两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有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灵，难道，他又窜进我屋里了吗？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我屋里的什么地方？
我得证实这点。我咬了咬牙，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呜——呜——”，电话的长音从看不见的暗处传来，再没人来接听了。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显然，在我家里接电话的人已有了警惕，不再来接电话了。谁进了我的屋？我是不是需要立即赶回去看看？
我看了看表，夜里11点零5分。吴医生给我讲过，这精神病院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晚上10点关大门，上锁，非抢救病人等特殊情况，是没人给你开门的。翻墙出去呢？不妥，别人会认为我在这里图谋不轨。况且，蔡院长对我呆在这里本来就不太欢迎。
当然，在这医院出不去了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借口，其实，真要回家去查看，我还是有些恐惧。
突然想到，打个电话，让张江替我到我家看看如何？这个热爱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是很乐意替我做事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妇人的声音，我想是张江的母亲吧。她叫我等一等，便将话筒放在了一旁。张江在做什么呢？我无端地感到他又在他卧室的窗口，用望远镜盯着董枫的窗口或阳台。用这种方式爱上一个人是容易疯狂的，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听不见她的声音，更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在镜头里，她的身姿、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让他入迷，正是这种陌生感和毫无认识的可能性，会让爱这种本来就带有盲目性的情感无限泛滥。
张江来接电话了。听完我的叙述，他惊讶地表示，会有这种怪事？我立即赶过去看看。我叮嘱他，如有什么危险，就立即报警。他表示毫不在乎，要我放心，他去查看后很快就把结果告诉我。
放下电话，我躺在小床上随便抓起一本书来翻看，是吴医生放在这里的书，书名叫《美国精神病案例选》，看来，精神疾患正侵袭着整个人类。我翻了几页，老是走神，因为心里惦念着张江去我家查看的情况。
电话一直没有回过来，张江遇到了什么危险吗？深夜的精神病院已是一片寂静，外面的走廊上和值班室里，医生或护士走路时在地板上踩出的咚咚声显得格外沉重。
等待回音的时间每分钟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