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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瞬间，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和你一起去查房，行吗？”
吴医生顿了一下，可能是理解了我的职业好奇心吧，说可以，同时还从墙上取下一件白大褂让我穿上。
“还有，这个。”他又抛给我一顶白圆帽，戴上后我觉得这帽子有点像厨师。
同行的护士长和护士都有些异样地望着我，她们一定将我看成新来的医生了。其实我更像侦探，想借此机会看看黑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座楼房的结构很奇特，一段不长的走廊上，除了几间医生护士的值班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病区在哪里呢？我正纳闷，护士长已经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了走廊侧面的一道小铁门。咣当一声，门开处，有乱嘈嘈的人声从里面涌出来。我随着医生护士鱼贯而入，眼前才出现真正的大天地——长长的走廊，很多很多屋子，这才是病区。
走廊的入口处挤着七八个病人，在我的一瞥中都是长得有点蛮横的男子。他们自动地分向两边，给我们这群穿着白大褂的人让路。在我挤过他们的时候，听见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哼！又来了一个新的！”
这使我背脊一凉，同时对这个病人的智力感到意外，没想到精神病患者竟能从一群白大褂中迅速分辨出新面孔来。
我们走进了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接近老年的胖子，条纹住院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短小。他坐在窗下，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不动，对我们的进入一点儿没有反应。护士长对吴医生汇报说：“19床，早餐吃了稀饭50克，馒头100克。午餐吃了米饭150克，蔬菜没剩。体温正常，但还不能到走廊上与人交流。”
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仍没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
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27床，呆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近，他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人很有趣，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的。”
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白日梦，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
我们来到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瘦高个。见我们进来，他便主动问道：“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呢？”
“快了快了！”吴医生爽快地答道，“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
男孩犹豫地回答说：“可能不会害怕了，也许，有时候，唉，我也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你妈妈就回来了。”吴医生告诉男孩说，“那时，你就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之前，我得和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小伙子，你快好了。”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病愈出院，对她们也是一种享受。
走出病房时，吴医生对我说：“这男孩在路上老产生恐怖感觉，实际上是孤独造成的，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母亲留在身边。他两岁时死了父亲，一直被母亲带大，可母亲去年到深圳工作去了，留他一人在内地，他就崩溃了。”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我缺营养。医生，我缺营养。我在王保管那儿还有五十元钱，替我买五斤猪肘子、五斤香蕉。医生，我缺营养，医生……”
“知道了，知道了，”吴医生拍拍他的头说，“回到你病房去吧，快点，回去。”
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是多么需要救助啊。
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它还做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二楼，二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9点，他早去过了。
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是下午5点了，走廊上已很幽暗，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要下雨了，你带把雨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格登”了一下，望了望天说，不用了，还来得及。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作了个深呼吸，空气已显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十四年前的惊悚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雷雨之夜，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枫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
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夕赶到董枫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董枫听完我的叙述后，惊讶地大叫：“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呀！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天哪，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顿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不速之客，他的高大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眼前旋转起来。
“余老师，你怎么了？”我听见董枫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道：“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二十六岁的董枫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混乱中会把那人想像为董枫死去的丈夫。董枫作证，她没结过婚，也没有男友，更不认识他妈的什么桥梁工程师。
昨夜，那个提黑雨伞的家伙离开我家时，我真该悄悄跟踪下去。如果他是个人，就会有重量，就会踩得楼梯发响，就会有脚印，并且，还会咳嗽，还会吐痰……可惜我当时没这种想法，现在除了头脑中还留着那人的影子外，什么可靠的凭据都没有了。
然而，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所讲的事情都是真的。董枫确实是在夜里查房时走近了那间黑屋子，看见了锁着的门，看见了屋里的烛光，看见了在微光中梳头的女人。
我望着董枫充满惊讶的眼睛问道：“你看见黑屋子里的可怕景象时，周围有人吗？”
“没有，”董枫肯定地说，“一个人也没有。况且那是在女病区，不会有男人出现的。”
“然后呢？”我继续问道。
“发现那可怕的景象后，我回头就跑，”董枫回忆说，“可双腿发软，是怎么连滚带爬跑下楼的也记不清了。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跑得越远越好。我迷迷糊糊地一口气跑出了医院，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便回到家里来了。回家后，倒在床上呜咽着哭了一阵，才想起我正在值班的事。赶快给小翟护士打了电话，将这件可怕的事讲给她听。我说今夜不敢再来值班了，叫她替我请个病假。我还叮嘱她，天亮之前，千万别到女病区去。”
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一些。昨夜撞进我家来告诉我这一切的大汉，其信息来源只能有三条途径：一是他就在事发现场，这种可能被董枫肯定地排除了；二是小翟护士认识这个人，并把这一切告诉了他；第三种可能，就是董枫在家里的电话上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那人就躲在她家的大衣柜后面，清清楚楚地听见了整个详细过程。
不然，这个神秘人物不可能在事发一小时之内将这件事知道得那样清楚。
我的分析让董枫非常紧张，我看见她细长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颤动。她站起身说：“我现在就给小翟打电话，但愿那是个她认识的人。”说完，董枫便走进卧室打电话去了。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其角度正好能看见卧室床头的那部紫红色电话。我看见董枫紧张地拨着号，话筒在耳边也有些抖动。她穿一件黑色的无袖连衣裙，这将她高挑的个子衬得更加修长。医院里的人说得对，董枫要是进入模特界，准是一块好料。但是，她怎么会还没有男朋友呢？是没人敢追还是她太挑剔？
我点燃一支香烟，等待着董枫的通话结果。但愿，是小翟护士将那件可怕的事告诉了她的朋友，也就是那个桥梁工程师。但是，即使这样，那人也不该撞进我家里来，神经质地讲上一大通啊！
突然，董枫在卧室里大叫起来。我冲进去时，看见她已放下电话，用手捂着脸惊叫着说：“小翟没告诉任何人！她对天发誓，没告诉任何人，更不认识什么姓严的桥梁工程师！”
那么，此人清楚地知道黑屋子事件，只有我推测的第三种可能了：他当时正在这家里的什么地方，听见了董枫给小翟在电话上的讲述。
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要董枫回忆，昨晚奔回家来时，房门是不是锁好了的？屋内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董枫面容苍白地摇着头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很正常。”
正在这时，屋里的什么地方“叭嗒”响了一声。董枫“啊”的一声惊叫，吓得伏倒在大床上，将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
那声音急促而响亮，像是什么硬东西从上面掉下，砸在了屋里的什么地方。当我紧张地细听时，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我这才意识到已是深夜，在我和董枫谈话时下得轰轰作响的暴雨已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周遭一片寂静。从董枫的卧室门望出去，是客厅沙发的一角，台灯的光宁静而柔和。除此之外，她这住房就还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卫生间。那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呢？
“卫生间，”将脸埋在枕头里的董枫闷声闷气地说，“好像是从卫生间发出的声音。”
我鼓足勇气走出卧室，本想在手里抓件什么东西，比如剪刀烟缸之类，但又怕董枫过后笑话，便只好赤手空拳走到客厅，先检查了一下房门，门锁得严严的，没有人能够进来。然后，我转身走到卫生间门口。
卫生间的门虚掩着。幸好电灯开关在门外，我先按亮了灯，再小心翼翼地推开那道门，一间狭长的卫生间出现在我眼前。坐式便器，浴缸，毛巾，还晾着一些女人的内衣。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什么也不能隐藏，那“叭嗒”的一声，是怎么回事呢？
夜已很深了。卫生间里的那面大镜子望着我，我觉得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很陌生。我觉得头晕，不知道从昨晚开始的离奇事件，是不是存心要干扰我正兴致勃勃的写作。我说过，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叫《背后有人》，是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怪事。不管怎样，这书我还得坚持写下去。
如果这个世界，如柏拉图所说，既不会增加什么，也不会消失什么，包括时间，包括过去的事物，这些东西仅仅从我们的车窗口退到后面去了，那么，如果有什么途径能够回去，一切就还在那里。十四年前的医学院，女生寝室，散发着幽会和死亡气息的后山，手指肿胀的橡皮手套，神秘的银发夹……都还在那里。郭颖撒手将那发夹丢在地上的时候，听见清脆的叮当声。
那一夜，郭颖蜷缩在被窝里，一直有点哆嗦。一周前，睡在上铺的卓然用一句梦话将她惊醒，接着是谢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