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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专程赶到公安部检验，结果相同。周书记说，这里面问题大了，随枪被盗的是十发子弹，而现场却肯定是打了十一枪。周书记说，文静你去吧，你专门查枪的事，说不定这就是破案的突破口。
文静带领一个小组，进驻商业银行保卫处。
文静一当听到枪支检验结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种假设，一种赵万铭涉案的假设。
赵万铭充当凶手的合谋者，各种各样的条件无不具备。
他身为保卫处的处长，对银行内部的保安程序自然是了如指掌。他做得到帮助凶手踩点以及其后一系列的谋划，最后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实施犯罪过程。
但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在文静的脑海里停留多长时间，便被文静自己推翻。
赵万铭把凶手的善后做得几近完美，可为什么他自己却破绽百出？
假如真是赵万铭提供的犯罪枪支，他应该是在案发前一晚就伪造枪支被盗的现场，这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难度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拖到案发之后才准备去做？难道说他仅仅是为了把凶手谋划得无影无踪而自己却暴露在警方面前？
还有一个线索否定这样的假设。
假如真是赵万铭提供枪支，那至少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会蠢到让另外的人知道枪已经不在保险柜里的地步。可是又怎么解释匿名举报呢？赵万铭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自己举报，举报的一定是除他之外的人，也一定是知道枪已经不在保险柜里的人。
这个人是谁？为何采取匿名方式？意欲何为？
据保卫处的张洪明说， 9月10日下午，他到赵的办公室取材料，站在赵的身后目视赵打开保险柜取出材料，这时他亲眼看见枪在保险柜里。
另据赵说，9月10日下午下班后，赵被一个朋友请去吃饭，饭后到洗脚城洗脚，然后回家睡觉。
既然如此，枪支被盗的时间大致在9月10日下午6时到9月11日早晨7时30分，这中间有25个多小时。实际上若要从凶手的时间推断，这一中间的时间应该缩短，最有可能是到凌晨为止。偷盗者肯定手里有房门和保险柜的钥匙，至于密码，自打配置保险柜以后，就从来没有更改过，那么也就是说，除了赵以外，处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密码。而钥匙也可能通过偷配的方式得到。
可是据办公楼保安说，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办公楼。保险柜所在的房间也没有任何从外非正常进入的痕迹。
赵万铭有这段时间不在盗枪现场的证据，处里其他的人也同样如此。
枪总不会自己飞到凶手手中的吧？
即使是凶手利用赵的某种疏忽，采用某种尚不得知的手段偷到枪，举报人何以知道？既然举报人知道凶手如何偷到枪，那他也一定知道凶手是谁。知道凶手是谁，不直接举报凶手，却举报枪的事，他的举报动机是什么？也许是担心报复，也许是借此敲诈凶手，或与凶手有关的人，到底是哪种可能，文静向周书记汇报后，周书记说，有一个新情况，把它联系到一起，对你肯定有帮助。技术处的人说，现场发现的十一发子弹里，经检验弹壳发现，有一发不是从那支枪里发射出来的。
文静大吃一惊。
这就是说，凶手身临犯罪现场时，身上揣有两支枪，可能是先用从银行偷来的枪打完十发子弹后，又掏出另一支枪开了一枪。
凶手在偷银行的枪之前，已经有一支枪，一支枪犯罪足够了，何必再去费精费神地偷另一支枪？
再联系到整个犯罪过程，文静脱口而出，这是诱导。
犯罪得逞后，先是诱导凶手逃往火车站，一当被警方识破，并且加大在市内的搜索力度，凶手不是立即出逃，而是通过举报的方式，再次诱导警方将视线转到赵万铭的身上，偷枪不过是事先设计好的一步棋，一步顺理成章怀疑到赵万铭内外勾结犯罪的棋。
文静一下子兴奋起来，脸色潮红，手掌心发热。
〃好极了， 既然前两步棋走出来了，后面肯定还有好几招棋。若反向思维，赵万铭仅仅被人利用了，也好，被人利用，总会留下点儿什么，我想就顺着对方的棋反着走下去。〃
周书记说： 〃这回你是遇到对手了。我看这样吧，我们就在每日案情通报中公开讲，赵万铭有内外勾结的嫌疑，并且以隐瞒重大线索罪名公开拘留赵万铭，造出一个假象，我们没有识破对方的招数。这样一来，对手不会过早地走出下一步棋，为你的调查提供时间。你必须赶在对手之前摸清楚对手下一步，下两步会下什么棋，争取主动。〃
文静急于放手一博。
四
9。11持枪抢劫案的谋划者看来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从整个犯罪实施过程看，谋划者的重心是放在案发后如何对付警方。
首先是将劫来的出租车有意抛弃在朝向火车站方向的路边，从朝东路案发地点到弃车的牛角沱，案犯驾车几乎绕了半个重庆城，绕行如此远的距离，无外乎就是想暗示案犯可能的去向，不是去了码头，也不是去了机场。将警方的注意力引导到车站，也无外乎是想证明案犯极可能会立即逃离重庆市。
谋划者的这一步似乎把握不够大，于是在预谋阶段，就已经设计好了举报这一步，甚至还有下一步，再下一步。但谋划者不知不觉当中犯了一个错误，假如警方认定弃车是假象，那么有可能接着认定举报还是另有所图，同时间接证明了凶手还没有离开重庆的判断是正确的。
问题是，谋划者在预谋阶段时，是没有预计到这样的错误，还是预计到了却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错误？应该是后者，假如是前者的话，那就不应该出现下一步，再下一步。可见，谋划者谋划的目的，就是说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因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
如果照此推演，可能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弃车的目的是遮掩凶手的去向，主要想达到的目的，是凶手可以在安全的时间逃离重庆，但这之中，多多少少带有侥幸的意味，于是一计不成，就会另生一计，举报赵万铭，这时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想引导警方认定谁是凶手。
谋划者有把握，或者设法促成一个事实，那就是赵发现枪支被盗后不会及时报警，只要隐瞒不报，哪怕是隐瞒几个小时，赵的嫌疑很难洗刷干净了。
出事的是商业银行，使用的枪是商业银行的，赵又是商业银行保卫处的处长，这就很容易推演出赵与凶手内外勾结的假设。
警方认定赵是凶手，或与凶手相勾结，警方就不会再寻找另外的凶手，至少一段时间内不会，所以为了让警方牢牢地抓信住赵万铭不放，谋划者精心地设计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窃枪方式，没有痕迹，就没有确凿的证据，这种情形之下，赵万铭即使不承认自己为凶手提供了枪支，警方也不会善罢干休的。所以凶手在现场疯狂地连开十一枪，这除了凶手残忍至极之外，可能还另有所图，是想尽可能在现场多留些物证，证明枪就是赵的保险柜里的那支枪的物证。
可是谋划者对这一步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假如把握十足，也许就此不会有下一步了，假如把握不大，那一定会有下一步。文静知道赵万铭肯定是被利用的，他与涉案的可能性不大，可是排除赵的嫌疑容易，如周书记说看到下一步就不那么容易了。
谋划者的下一步，一定会是在警方排除赵的涉案嫌疑之后。这之后，一定还会是围绕确定谁是凶手进行，也就是说还想再抛出一个看似像凶手的替罪羊，能让警方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的替罪羊，一旦警方撤离离开重庆关口的布控，那凶手尽可以安全地逃离重庆。
假如能够在对手动之前查找到第二个替罪羊，就主动在握了，到那时，对手一动，不仅使推断成立，而且还可能先于对手展开针对性的行动。
对手是想引导警方找出利用赵的人，那个人一定不是真正的凶手，那也好，针对赵万铭展开的调查，就把重点放在他身后那个虚拟的凶手。
文静面对赵万铭，集中精力询问他隐瞒不报的真实原因，因为文静相信对手一定设计出某种让赵一定会隐瞒不报的因果缘由。
赵万铭开始很紧张，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强调自己的清白。文静为了让他平静下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警方根本就没有怀疑他，之所以把他拘留，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赵万铭松了一口气，当他肯定文静所言可信度很大时，他交待出隐瞒不报的真实原因。
赵万铭闻听出事后，赶到办公室，他并不是急于查验枪支是否被盗，而是担心代人存放的二十万现金是否被盗，问及怎么会想到钱时，赵说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恶梦，梦见钱被盗了，被人讨要，弄得个倾家荡产。
代存的人是渝中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的杨科长，赵说发现钱和枪被盗后，立即打电话找到杨，杨听后断定说肯定是内盗，并嘱他先不要报警，保卫处就那么几个人，私下查一下不会很难。
赵陈述， 9月10日下午，杨打电话来说有一笔钱想请赵代为存放在保险柜里，并说好存放三个月，取钱时付给赵五千元的报酬。赵答应了，问多少钱？杨说二十万。赵说是送来还是去取，杨说让处里的张洪明到分局来取，并嘱不要告诉任何人。
赵万铭放下电话后，找来处里的张洪明，让他立即到分局杨科长那取一件东西，是什么，赵没有说。
到下午差十分六点的时候，张洪明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捆扎得很结实的纸箱，说是杨科长让带来的。赵起身打开保险柜，让张洪明直接放进去。这时杨又打电话来说晚上请赵吃饭，还催促说自己已经到了保卫处的楼下，让他尽快下来，赵放下电话后，依次锁好保险柜和办公室的门，急匆匆赶到楼下，杨科长正坐在车里等，连发动机都没有熄火。
晚上吃完饭后，杨科长又带他到洗脚城。
显而易见，枪支被盗，赵万铭要承担的责任是失职，巨款被盗，赵万铭要承担的责任是赔偿，失职的结果充其量就是不当官了，这倒没什么，反正再过三个月，他就不是官了。可是赔偿的结果他却是无法承受的，按他的话说，就是砸锅卖铁，他也赔不起二十万，赔偿对他而言，就犹如坠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是不是隐瞒不报的原始动机？
假如赵参与了谋划，这一动机就是托辞，假如赵没有参与谋划，这一动机的真实性是成立的，既然先前已经断定赵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文静要将隐瞒不报的动机与谋划者的谋划动机放在一起思索。
据赵说，这之前，从来没有代存钱的事情发生过。
从谋划者的角度看，让警方重视赵万铭的嫌疑，仅仅盗枪是不够的，仅仅盗枪对赵构不成多大的心理压力，多半会及时报警。
只有赵万铭隐瞒不报，他才会受到警方的怀疑，哪怕是短暂的时间之内，凶手就有了时间安全逃离重庆。
这就对了。谋划者事先想到赵万铭的心理承受能力何种为强何种为弱，精心寻找出赵万铭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人为制造了代存巨款的事实，先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