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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汤米。”
“那两个混小子会无罪吗？妈的，那两个人在时代广场地铁站附近租了一个房间。警察破门而入，见到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家的东西。我跟他们描述过被偷的珠宝、音响的编号，什么都跟他们说了。这两个人哪会是什么好东西？”
“那又怎么样？”
“他们只承认抢了东西，却不肯承认他们杀了人。”
“罪犯通常都这样的，汤米。”
“让我讲完好不好？他们承认拿了我的东西，但是，他们却说是我拿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是半夜到你们家，把东西拿走了。”
“对，没错。不，不对，他们说是我叫他们来偷东西，好诈取保险公司的赔偿。
反正我丢的东西，保险公司都会全额给付，算得上两全其美。”
“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妈的，我哪知道？我给警方一张申报损失的清单，结果在他们家搜出来的赃物多出一倍还不止。有些东西是我在交出清单之后，才发现忘了报的，有的是警察找到之后，我才知道被偷走的。他们还偷了许多没保险的东西。其中有一件佩格的皮大衣，我们一直想给它保个险，但是一直没想起来去。她的有些珠宝也一样。他们还拿走一套银器，那是佩格的婶婶送的，我没骗你，我几乎都忘了有这样东西。
那当然也没保险。”
“这听起来实在不像是诈骗保险金的案例。”
“是不像啊。怎么可能是呢？不管了，最糟的是他们说，他们闯进来的时候，屋里根本没有人――佩格不在家。”
“然后呢？”
“然后就变成是我在陷害他们了。他们破门而入，把金银细软搬走，然后，我跟佩格回家，朝她猛刺七八刀，随后溜掉，把现场布置成一副劫财杀人的模样。”
“那两个抢匪凭什么说你杀了你妻子？”
“他们没说啊。他们只说，他们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妻子并不在家，而抢案是我安排的。整个情节是警察一片片拼出来的。”
“他们打算怎么办？逮捕你？”
“没有。他们到我暂住的旅馆，一大早，我才刚洗完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抓到了那两个混蛋，更别说他们编的那套说词了。那两个警察说，他们只是想跟我谈谈，起初我信以为真，就跟他们聊了起来，但越说越不对劲。所以，我跟他们说，只要我的律师不在我身边，我就一声不吭。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他早餐吃了一半，火速赶来，立刻阻止我说话。”
“他们没有抓你或是把你的话记下来？”
“没有。”
“但是他们开始怀疑你的证词了？”
“没有。我本来想和盘托出，但是卡普兰不让我说。他们没把我抓进去，因为这件事还没有立案。但是，卡普兰说，如果他们有办法，他们会编个案子出来。他们说我不能出城，你能相信吗？我的妻子被杀了，《邮报》的标题竟然是‘劫财谋杀案中的神秘丈夫’。他妈的，他们以为我会去哪里？难道我会到蒙大拿去钓鲢鱼吗？ ‘不能出城！ ’这种话在电视上听过，但你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人这么说。说不定这两个狗屁警察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我等了老半天，想知道他到底要我干什么，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
“我打电话给你，”他说，“是因为卡普兰说我们应该雇个侦探。他说那两个小鬼说不定到处夸耀他们的战果，说不定透了口风给他们的朋友，也说不定就能从其中找到他们杀人的证据。卡普兰告诉我，如果警察拿全副精力用来盯我，哪里会有时间把整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我跟他解释说，我不是真正的私人侦探，我没有执照，我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法律效力。
“那没有关系。”他坚持说，“我告诉卡普兰，我只想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一个可以帮我忙的人。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我身上栽什么罪名，马修，因为我可以把那段时间里，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交代得明明白白。但是警方对我的疑心一日不除，这一直会是我的心病。我希望这事能尽快解决，而且要那两个讲西班牙语的混蛋招供认罪。我要为我自己、为我工作上的伙伴、为我跟佩格的亲戚、为一切支持我的人，把这件事弄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吧？很多上台领奖的人都会说：‘我要谢谢我爸爸、我妈妈、教我钢琴的老师跟许许多多支持和爱护我的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听着，你到办公室见我跟卡普兰，听听那家伙的意见。帮我一个大忙，顺便为自己赚点钱。怎么样，马修？”
他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如果卡罗琳跟他说，我到底有多值得他信任，怎么办？
我能怎么说？ 我说好。
第七章
我搭上地铁，只坐了一站，便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在德鲁·卡普兰的办公室里，我跟汤米·蒂勒里见了面。卡普兰的办公室在法院路，距布鲁克林区政府只几条街而已。办公室隔壁有一家小小的黎巴嫩餐厅。街角有一家专门卖中东进口用品的杂货店，再过去是一家旧货店，里面全是原木家具跟铜灯、床架之类的杂物。在卡普兰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没有腿的黑人，睡在平台的轮椅上，他前面有个雪茄盒，里面有一两张两元的纸钞跟几个硬币。他戴着一副玳瑁框角太阳眼镜，前面还摆着一块牌子：“别看我戴太阳眼镜就以为我是瞎子，我只是没腿而已。”
卡普兰的办公室以木头作装潢的主体，里面有一套皮椅和好像刚从角落里搬过来的档案柜。卡普兰和他两个合伙人的名字用旧式的黑金字体镶在玻璃门上。卡普兰的文学士和法学士两张文凭，用框子框好，挂在墙上。一张卡普兰的全家福搁在维多利亚式的橡木桌子上。他用一个铁路道钉当镇纸，压住桌上的文件。墙上有一个钟，时针指的是下午时分。
卡普兰看起来有点保守，不过衣服还算是跟得上流行。他穿一套夏季的灰线条西装，打黄点领带，应该只有三十出头，好像刚领到毕业证书没多久似的。他比我矮一点，当然比汤米矮得更多，体型削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跟他的微笑不大相称。他跟人握手时，态度不冷不热，他直盯着我看，难掩眼神中的打量与揣测。
汤米还是穿他的酒红色外衣、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白色便鞋。他的蓝眼珠布满血丝，嘴角全是斑点。他脸色也不大好看，仿佛紧张得血液倒流，皮肤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们要麻烦你做的是，”德鲁·卡普兰说，“从赫雷拉或是克鲁兹的裤子口袋里搜出一把钥匙，然后，到宾州车站找到那个寄物箱，打开，把上面有他们指纹跟沾染血迹的长刀拿出来。”
“你真的要我去做这件事吗？”
他笑了，“如果你真做得到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我们的情况没那么坏。他们手上有的，顶多是两个从热带到美国来以后，就一直惹麻烦的两个臭小子的指控而已。只要知道这两个人行为一向不检点，他们的证词就只会对汤米有利。”
“说得再清楚点好吗？”
我问话的时候，眼神转向了汤米，汤米却不安地避开了。卡普兰说： “三角恋情，手头不方便，想弄点钱来花花。玛格丽特·蒂勒里的婶婶去年春天死了，留给她一大笔产业。虽然还没有过户，但是，根据初步的估计，大概值五十万美元。”
“不过一定会被人杀价，大概不值那么多。”汤米说，“会少很多。”
“还有保险。汤米跟他妻子的保险方法也很简单，两人互为对方的受益人，再加上其他的辅助条款，汤米可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张纸条，“大概是十五万元，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还可以加倍领取，总共是三十万元。所以，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案的话，总收益大概是七八十万美金的样子。”
“这可是我律师说的。”汤米说。
“同时，汤米刚好最近手头不太方便。过去一年在赌场里面，他的手气不好，有人上门讨债，当然有点压力。”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汤米插嘴。
“我在模拟警察的思维模式。他在赌场里欠了点钱，别克车分期付款也拖了两期。同时，他在办公室里搞上一个女的，每天在酒吧里跟她厮混，根本就不回家――”
“你不要太夸张了，德鲁，我差不多天天都回家，只是时间不太确定而已。我至少会回家洗个澡，跟佩格吃个早饭。”
“早餐吃什么？吃排头啊？”
“有的时候。我有班要上，有工作要做。”
卡普兰坐在角落里，二郎腿一跷：“这么多可能的动机还不够吗？更何况，有时警察根本不会注意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第一，他爱他妻子，可是他却欺骗她。
那又怎么样？大家不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已婚男子在外面有不轨行为，另外没出轨的百分之十是在说谎吗？难道他们都有杀妻的动机吗？第二，他是欠了点钱，但是他信用很好，不愁调不到钱。总归来说，他这几年钱是赚了不少，但是常常大起大落，有时候阔得要命，有时候却得勒紧皮带。”
“你得习惯这行业。”汤米说。
“保险赔偿加上遗产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一大笔钱，但是，在汤米眼里却没什么。更何况汤米说得没错，扣掉税，其实也没那么多。玛格丽特名下的房子，就是他们现在住的那一栋。给一家之主保十五万的险，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给一个家庭主妇保十五万，好像就有点怪。其实，很多保险推销员在卖保险的时候，就是这样卖的。他们刻意给你一种表面平衡的感觉，而不告诉你说，你老婆在家里头，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高的保额。”他双手一摊，“不管了，反正那张保单是在十年前签的，又不是他临时起意跑去改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汤米玩弄着他的铁路道钉，在肥大的两手掌间抛来抛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韵律跟时钟钟摆的节奏差不多。
卡普兰说：“其中一个凶手――安杰尔·赫雷拉，去年三四月份曾经在蒂勒里家打过零工。那时候是春季大扫除，他负责把从地下室和阁楼清出来的杂物一箱一箱拖出去，赚点零用钱。赫雷拉说，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汤米才会找他来演这场假抢劫案。但照常识，这是赫雷拉和克鲁兹为什么知道屋里有金银细软以及怎么进去的理由。”
“他们到底怎么进去的？”
“他们把侧门玻璃打破，再把门锁打开，就进去了。可是他们告诉警方，门是汤米替他们开的，玻璃是事后他们才打破的。他们还说，他们离开时，屋里干干净净。”
“可是我回家的时候，家里却好像被旋风扫过。”汤米说，“我还非得看那副惨状不可，害得我的胃难受得要命。”
“他们当然说，屋子之所以乱七八糟是汤米杀他妻子时弄的。如果你知道实情，你就会明白他们是胡说八道。时间根本就不对。他们大约是在午夜时分闯进去的，根据法医的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之间。汤米是五点钟才回家的。他跟朋友吃了晚饭，又到过好几个不同的地方，这才结束他忙碌的一天。”
他看着他的当事人说，“我们运气不坏，如果他那天刚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