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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管二十二号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价锁。她试了三次，才找到正确的钥匙。
她打开房门，放我进去。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电灯泡，用一根线充当开关，屋里有一组简简单单的床架。她走了进去，把窗帘拉开，让些许光线透进房间。
我从窗户望出去，又在房间里转了转，打开柜子，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柜子上有一幅镶了相框的照片，还有几张快照。照片里有两个不同的女人，几个孩子。
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浴袍在海滩上晒太阳，背后是起伏的波浪。我拿这张照片给那女人看，她告诉我说，那个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报上看过赫雷拉，可是他在这张快照里好像是另一个人。
她又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张则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个女人跟我保证，赫雷拉以前是个好孩子。他很有礼貌，房间也整理得很干净，他喝酒很节制，也不会在半夜把音响开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欢他的孩子，从来不忘记寄钱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条街就会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时候这几家教堂都没开门，就连我想去的圣迈克尔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种只要碰到教堂就要进去缴税的人，至于是什么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钱给天主教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开门的时间最长。但是现在圣迈克尔教堂的大门紧锁，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样难以亲近。
两条街外，在杂货店和健身房之间，有一座圆顶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稣悲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圣坛前，有两排板凳，两个枯槁的黑人妇女缩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
我溜到里面，在椅子上坐了好几分钟。我早就把我这笔收入的十分之一准备好了。我很乐意把这一百五十块捐给他们，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把钱投资到一家信誉卓著的公司一样。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来达成我的心愿。这里没有募捐箱，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告诉我要把钱捐到哪里去。我不想大张旗鼓找来执事人员，当面把钱交给他，也不想把钱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干的人捡走。
出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比走进去的时候更穷。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园。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这么做对汤米·蒂勒里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里鬼混，我不刻意找什么人，也不想问什么问题。
在第四大道东边的六十街上，我发现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约德。墙上挂的都是船上的装饰，还有一面不大协调的明尼苏达维京人足球队的三角旗。不过看得出这地方的布置着实花费了一番工夫跟时间。在吧台的一端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声音开得非常小。许多老头就坐那里，默默地喝着苦啤酒，不大说话，静静等待时光流逝。
离开那里之后，我随手招了一辆脏乎乎的出租车，请他送我到湾脊区殖民路。
我想看汤米·蒂勒里居住的以及他妻子死在那里的房子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可是我不记得确切地址，殖民路一路上都是砖造的公寓，但我记得汤米住的是独门独栋的洋房。公寓之间，的确见到几栋洋房，但我既不知道号码，也不知道它在街道的哪一边，我只好跟司机说，请他开到最近有人被刺死的那栋房子去，司机却不知道我在胡说些什么，更担心我会出其不意地伤害他。
我想我是有点醉了，不过，在返回曼哈顿的路上，我觉得好多了。那个司机其实并不想拉我，只是他开价十块钱，我一口答应，他也只好勉为其难。我往座位上一靠，一点劲都提不起来。他开上高速路，路上见到圣迈克尔教堂高耸的圆顶，我问他那座教堂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开放，他没搭理我。我闭上了眼睛，等我睁开，车已经停在旅馆前面。
前台有我两通留言。汤米·蒂勒里打了两通电话找我，并且要我回话。斯基普？ 德沃也找了我一次。
现在打电话给汤米未免晚了点，甚至打给斯基普都有点晚。反正够晚了，就让这个晚上这么过去吧。
第九章
第二天，我又到布鲁克林走了一趟。地铁过了日落公园，我还留在车上，一直到湾脊大道我才下车。地铁出口正对面就是为玛格丽特·蒂勒里举行葬礼的殡仪馆。
她现在埋在往北两里远的绿木墓园里。我往北远眺，看看她这辈子走的最后一段路。
然后我往西进入湾脊大道，向河边走去。
在第三大道上，我朝左边望去，远方是连接布鲁克林跟斯塔滕岛的维拉扎诺桥。
我再往前走去。这里的环境比我前几天见到的社区好多了。到了殖民路，我向右转，这次总算是找到蒂勒里家了。我在离开旅馆之前，特地查了查地址，所以这次没有在街上乱逛。其实那天晚上我曾经见过这栋房子。
房子是用砖和木头作为建筑主体，有三层楼高，就在奥尔斯公园东南角的对面，隔壁有一幢四层楼的红砖公寓。蒂勒里的家有一个很宽敞的阳台，上面是铝制的遮雨棚，屋顶铺了沥青，尖尖耸起。我爬上台阶，按了按门铃，里面响起一组四个音符组成的铃声。
没人应门。我扭了扭门把，门紧锁着。这种锁对我来说，实在不堪一击，只是我没理由把锁弄开。
房子左边有一条车道，往前走，一直通到侧门和车库。两道门全都锁上了。抢匪打破了侧门的玻璃，但是，现在那个洞已经用一个有波浪纹的厚纸板补上，还用金属的胶带固定了一下。
我穿过马路，在公园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又站在对街，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蒂勒里家。我脑中浮现的是当时的景象：克鲁兹跟赫雷拉如果开车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们能把车停在哪里。停在蒂勒里家的车道，让里面的人看不见他们，而他们又可以很轻易地破门而入？还是停在街上，遇到状况的时候，比较好逃跑？还是那时车库门没关，蒂勒里的车也还没开回来，所以他们索性把车停了进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把车停在车道上，也不会引人怀疑了。
我找了家餐厅，点了一盘米饭、豆子混合辣酱的杂食当午餐。那天下午我又跑到圣迈克尔教堂去，它终于开门了。我在角落的板凳上坐了一阵子，点了两支蜡烛，我的一百五十元终于如愿以偿丢进了募捐箱。
我做了点大家认为我该做的事。我在附近乱晃，见到门就敲，见到人就问问题。
我又回到克鲁兹跟赫雷拉的住处附近。我跟很久没看见克鲁兹的邻居讲了好久的话，也跟赫雷拉同租一栋公寓的租户攀谈了几句。我又去找了一次诺伊曼，虽然他不在，但我跟局里的几个警察聊了起来，还跟其中一个出去喝了杯咖啡。
我打了几通电话，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到处乱逛，或是面对面跟人接触，东一点西一点，把我问到的东西记在笔记本上。我这么做好像也只是舒展情绪，打发时间，还得设法别让我问自己在干什么。我是搜集到不少零碎的讯息，但是却不知道到底澄清了多少真相。我越来越不知道我到底在找什么，也越来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找。我只是觉得我做的已经足够对我自己、汤米跟他律师有个交代了，而且也不愧对那笔我已经花得差不多的费用。
那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回家。下了地铁，我走进旅馆，前台上有则给我的口信。汤米找我，还留了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把便条放进口袋，晃到街角的酒吧，比利·基根跟我说斯基普找我。
“怎么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我说。
“有人找的感觉不错啊。”比利说，“我有个叔叔就被四个州通缉。你有个电话留言，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他把那张纸条递给我。又是汤米·蒂勒里，不过这次换了一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你要点喝的吗，马修？还是你只是过来看看有没有你的留言？”
最近我到布鲁克林区去是很轻松的，多半是在面包店喝两杯咖啡，或是在杂货店里叫两瓶啤酒。我叫比利倒杯双份的波本，然后一口气倒进喉咙。
“其实我们也在找你。”比利说，“我们几个要去看赛马，也许你也想去。”
“我有事情要做。”我说，“而且，我对赛马了解不多。”
“如果你不玩得太过火的话，是很好玩的。”他说。
汤米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是他在默里希尔旅馆的总机。他接了电话，问我能不能去他旅馆一趟。“你知道在哪里吧，就在三十七街和列克星敦大道街附近。”
“我想我应该找得到。”
“下面有一个小酒吧，非常安静，里面都是在布鲁克林混的日本商人。他们一杯接一杯，顶多会放下手里的酒杯，拍张照片而已。然后他们相对微笑，再干两杯。
你会喜欢那个地方的。”
我打车到那里。那地方果然跟汤米说的差不多。酒廊用厚厚的绒布遮住，屋内灯光昏暗，里面也多半是日本客人。汤米一个人坐在那里，一见我走进去便朝我挥手，并且把我介绍给酒保。
他把我的酒杯拿到他的桌子上。“这地方很疯狂吧？”他说，“你看看那边，有那么多相机，我没骗你吧？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那些照片干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替这些噼哩啪啦拍照的日本观光客弄个那么大的酒吧干嘛？”
“相机里根本没有底片。”
“很没劲吧，是不是？”他笑道，“相机里根本没有底片。全都是骗人的，反正他们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我跟你说，跟公园隔一条街，有个地方叫蓝图，还有个像酒吧的地方，叫脏东西之类的，这两个地方我都很常去。但是我还是留在这里，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你觉得这里可以吗？还是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
“这里很好。”
“你确定吗？我以前没雇用过侦探，所以我一定要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的。”
他笑了笑，然后，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我只是在想，”他说，“你究竟有没有…
…嗯……取得什么进展？”
我把我手上的东西，挑了一些告诉他。当我跟他提到酒吧斗殴案的时候，他顿时眉飞色舞起来。
“这很棒。”他说，“这够让他们难堪了吧？”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是个用刀高手啊，”他说，“他杀过一个人，而且还逍遥法外。天啊，这太带劲了。我就知道找你没错。你跟卡普兰说过了吗？”
“没有。”
“你该跟他提一提的。这种东西他一定派得上用场。”
坦白说，我有点怀疑。第一，卡普兰根本用不着找侦探，他自己就有办法查到克鲁兹曾涉嫌杀人，但却没被起诉。第二，我也不认为把这种事提到法庭上有什么意义，卡普兰可能根本就不会搭理这种证据。卡普兰说，他要的证据是可以让他的当事人用不着上法庭的那种，我找到的根本就不够格。
“不管你发现什么都去跟德普说一声。”汤米再三要求，“或许你觉得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说不定他拼图里就少了那一块，你跟他一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破案的关键可能就是一个听起来完全不怎么样的讯息。”
“我了解你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