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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啦？ ”
“我们共同的朋友把我给甩了，”她说，“他还把我给开除了，现在，他不用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面对着我了。他不要我就甩了我，你知道他是用电话通知我被开除的消息吗？ ”
“卡罗琳——”
“事情的原委都在纸条上，”她说，“我留了一张纸条。”
“喂，你先不要那么冲动。”我跳下床来胡乱抓了两件衣服，“我马上就过去，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你阻止不了我的，马修。”
“我没有想要阻止你啊，我们先聊一聊，然后你爱干什么都可以。”
我的耳边是挂电话的声音。
我套上衣服，冲出房门，希望她是吃安眠药，那样就还来得及。我一拳打破她公寓大门的玻璃，伸手进去扭开门把，然后再用一张旧信用卡扳开弹簧锁。我想，如果她把门反锁，我就只好一脚把门踢开。幸好，门没反锁，事情简单多了。
门打开之后，我闻到一股火药味，往里走，更是烟硝弥漫。
她躺在椅子上，头倒向一边，枪还握在手里。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黑洞。
咖啡桌上一瓶空的波本酒瓶下压着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纸条。空瓶旁还有一个空酒杯。从纸条上的字迹看来，这份遗言是她在浓浓酒意中写成的。
我读了那张纸条。站了一会儿，想了一下，然后到厨房拿条抹布把瓶子跟酒杯擦干净。我又拿了桌上另一个同样的杯子，冲洗干净，擦了擦，放回柜子上摆厨具的地方。
我把纸条放进口袋。我把那把小枪从她手里拿过来，习惯性地试了试卡罗琳的脉搏，接着找了个枕头裹住手枪消音。
我朝卡罗琳的胸腔跟嘴巴各开了一枪。
我把枪放进口袋里，离开现场。
他们在蒂勒里家沙发的坐垫中间，找到了那把枪。枪支表面的指纹早就擦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在弹夹上却有个清楚的指纹，经过查证之后，是汤米的。
弹道分析指证无误，卡罗琳是死在这把枪下。子弹如果打在骨头上，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贯穿卡罗琳胃部的那发子弹没碰上任何骨头，完整无缺。
这条新闻上了报纸之后，我拿起电话打给德鲁·卡普兰。
“我不大明白，”我说，“他好不容易才免掉一场牢狱之灾，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把他女朋友给杀了呢？ ”
“你自己去问他吧。”卡普兰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高兴。
“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他是神经病。不，我刚才是胡说的。我觉得他妻子可能是他杀的，当然也可能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去查明这事的真相．对吧？ 但我相信这家伙有点杀人倾向。”
“那个女孩一定是他杀的？ ”
“应该是他杀的吧。那把枪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在沙发坐垫里找到枪，跟被人发现手里拿把冒烟的枪，有什么不同？ 白痴。”
“他留着那把枪干什么？ ”
“也许他还有什么想杀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一个神经病想干什么？ 除了那把枪之外，有人还打电话给警方说，在枪击案之后，他见到有人跑出大楼，衣着打扮跟汤米的日常装束一模一样。如果他穿他那件邋遢的红色运动衣，人家就会以为他是那里的小弟了。”
“这么听来证据是相当有力了。”
“这次换别人去吧，”卡普兰说，“我告诉他说，我这次不适合替他辩护，不管怎样，我是不想再沾惹他了。”
当我回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赫雷拉日前出狱的消息。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煎熬岁月，好在他没惹什么麻烦，总算是平安出狱了。
汤米·蒂勒里因为杀人，入狱两年三个月，但最近他却被一把厨房用的菜刀杀死，凶手不明。我猜想是赫雷拉在报仇，但我也懒得追究，也许是他在坐黑牢的时候，汤米没有按时寄支票到他老家去。也许是汤米又用电话招摇撞骗，但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许多事都变了，许多人也不见了。
街角的那家希腊酒吧不见了，现在是一家韩国人开的水果摊。波莉酒吧现在被改作五十七餐室，内部装潢摇身一变，从低俗改为高雅，以前那个让人有点恶心的猩红壁纸跟霓虹灯全部不见了。火焰和蓝悭鸟也都不见了。在以前麦加文酒吧的地方开了一家牛排馆。小猫小姐在他们拿回账本之后的一年半关门了。约翰和斯基普把店面顶了出去，新主人在原地开了个同性恋俱乐部，不过也只撑了两年，又换人经营。
我跟斯基普碰面的那家健身房也开不下去了。后来，有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舞蹈教室。两年前，那栋楼被拆了，原地盖了一栋新大楼。我与弗兰共进晚餐的那家法国餐厅现在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时髦的印度餐馆。另一家格调比较高的法国餐厅倒还在，不过，我还是没进去吃过。
沧海桑田。
杰克·迪博尔德死了。心脏病。我知道这个消息时，他已经死了六个月了。蒂勒里的那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怎么联络。
跟斯基普把店卖掉之后，约翰·卡萨宾离开了纽约。我听说他在汉普顿开了酒吧，而且结了婚。
七七年底的时候，莫里西酒吧也关门了。虽然被控走私军火，但是蒂姆·帕特却逃过被起诉的命运，他的兄弟也不见了。
奇怪的是一楼的剧场倒还在经营。
斯基普死了。在小猫小姐关门之后，他有点失魂落魄，待在公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天，他在餐桌边，死于急症。
七六年初，比利·基根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也挥别了纽约市。我最后一次听到有人提他，说他在旧金山，卖蜡烛、丝花或是什么酒吧完全不相千的东西。一个月前．我在第五大道一家书店里碰到丹尼斯，他手里抱着一叠瑜伽、精神主义和心灵学之类的书。
艾迪·凯勒两年前从纽约警察局退休。头两年，我还接到他寄来的圣诞卡，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渔村。最近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或许是因为我始终没回信的缘故。大部分的人在寄出卡片，却没有收到回音之后，就会把名单上的那个人划掉。
天啊，真的过了十年了吗？ 我的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在军队里服役。我完全不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跟他们一起去打球，逛博物馆。
安妮塔又结婚了。她还住在老地方，只是我不再寄钱给她。
这么多的变化，一点一滴，使得这个世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去年夏天，最后一家地下酒吧也关了。阿姆斯特朗的租约到期了，吉米无意续约，一定是该死的中国餐馆乘虚而入。吉米在五十七街跟第十大道的拐角处重新营业，但是距离我住的地方就太远了。
不过，这也不打紧，因为我已经不喝酒了。有没有地下酒吧，对我来说，完全没分别。我很少去点蜡烛，但却常常待在教堂地下室里，用保丽龙的杯子喝没掺波本的咖啡。
回头看看这十年的往事，我相信我现在会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以前的事了。可是，现在什么事都不同了，真的，改头换面，全然不同了。我现在还是住在相同的旅馆里，在相同的街道活动，偶尔去看场球赛或是拳赛。可是十年前我喝酒，现在我却滴酒不沾。我不会为我喝进去的任何一滴酒感到后悔，但我非常感谢上帝，现在不用再靠那玩意儿了。
因为这样，你看，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少走了许多冤枉路吗？ 我发现我现在完全变了个人。对啊，完全不同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