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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搞不清楚，但无论怎样她都是带着枪来的。是她向莫妮卡开的枪。”
人口处的服务员宣布一会儿就要登机了，不过那些有特殊要求和持有金卡通行证的成员现在就可以登机。
“你在电话里说斯泰西认识巴卡德？”
伦尼点点头。“嗯，她曾提起过他。”
“我还是不能肓定这事的确切过程。不过可以想像一下。我死了，莫妮卡死了，斯泰西可能是产生了幻觉。塔拉在哭叫着。斯泰西不能撇下她不管，所以她就把塔拉带走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养不了一个孩子。她被搞得狼狈不堪，所以就把她托付给了巴卡德，让他给她找个好人家。或者呢，如果我持怀疑态度的话，可能她是为了钱而把塔拉送人了。我们无从知道。”
伦尼不停地点着头。
“打那儿开始，唉，就按我们已掌握的情况向下说吧。巴卡德想把这事装做是一起绑架案，从中捞一大笔外快。他就雇了那两个蠢货。比如说，巴卡德能够搞到发样的。他欺骗了斯泰西，是他精心策划让她来当替罪羊。”
我看到伦尼的脸色有变，但转瞬又恢复常态。
“怎么回事？”
“没事，”他说。
他们喊我们排队登机。
伦尼站起身。“我们登机吧。”
飞机晚点了，我们直到当地时间午夜后才飞抵圣路易斯。天色太晚，什么也做不成了。伦尼在机场万豪酒店给我们订了个房间。我在酒店内通宵营业的时装商店里买了些衣服。进了房间，我冲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淋浴。之后我们安顿下来，两眼盯着天花板。
早晨，我给医院打了个电话，问了问雷切尔的情况。她还在睡觉，齐亚在她房间里。她说雷切尔情况不错，要我放心好了。伦尼和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酒店的自助早餐，要争分夺秒才行，租来的汽车已经整装待发。伦尼已从服务员那里打听好了去汉利希尔斯的路线。
一路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除了远方的穹形天际，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景物。现在的美国，到处都是千篇一律。这事批评起来容易——我经常这样——但也许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已知的东西^我们都口口声声表示欢迎新鲜事物，但是最后呢，特别是现在，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熟悉的事物。
当我们驶抵小镇的地界时，我感到两腿激动得震颤不已。“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伦尼？”
他没有做声。
“难道我就敲敲门，然后说：‘对不起，我想那是我的女儿？’”
“我们可以报警，”他说：“让他们处理这事但我不知道那样会使这事如何了结。我们现在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我告诉他继续向前开，向右拐上了马什路，我现在颤抖不已。伦尼试图向我投来一束鼓励的目光，但他自己也是面无血色。小镇比我想像的还要朴实无华。我曾以为巴卡德所有的客户都是家财万贯。显而易见这对夫妻不是这样的。
“阿贝·坦斯摩尔是个小学教师，”伦尼说，像往常一样摸透了我的心思。“六年级的。洛兰·坦斯摩尔在一个日托中心上班，一周工作三天。他们都是39岁，结婚17年了。”
我看到正前上方有一栋房子，樱桃形图案上标着“26号一坦斯摩尔宅”。这是个一层的小房子，我想他们称之为“平房”。这个街区的其他房子似乎死气沉沉的，而这栋房子是个例外。墙上的油漆闪闪发亮，如同人们的微笑。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花儿和灌木丛，修剪得整整齐齐，布置得井然有序。我还能看到一个欢迎的字样。一道低矮的尖桩篱栅把前院围了起来。一辆旅行车停放在车道上，是几年前的沃尔沃车型。还有一辆三轮脚踏车，就是那种色彩鲜亮的塑料大轮子儿童用车。
外面有一个女人。
伦尼在一块空地前停下车，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正在花坛里，双膝跪地，手里拿着一个小挖铲。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大手帕系到了脑后。每挖几铲，她就要用袖子擦一下额头。
“你说她在一家日托中心上班？”
“一周三天，还带着那个女儿。”
“他们把女儿叫什么来着？”
“娜塔莎。”
我点点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等着。这个叫洛兰的女人干得很起劲，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她身上透出一股安详的气质。我打开车窗，听到她在自娱自乐地吹着口哨。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一个邻居从我们身边走过，洛兰站起身迎接她。那个邻居朝着花园指指点点的，洛兰笑吟吟的。她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但她的笑容魅力四射。那个邻居离开了，洛兰挥手再见，回头走向花园。
前门开了。
我看到了阿贝。这是个高个子男人，身材瘦瘦的，但很结实，微微有些秃顶，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洛兰站起身，望着他，轻轻挥了挥手。
这时塔拉跑了出来。
我们周围的空气凝滞了。我感到五脏六腑都停止了运转。旁边的伦尼绷直身体，嘴里呢喃着：“噢，天哪。”
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从来没有真正奢望这样的时刻。与此相反，我所做的就是说服自己——不，哄骗自己——相信塔拉兴许还活着，一切平安。但我的潜意识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这个念头忽闪忽闪的，萦绕在我的梦中。它轻声地告诉我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女儿了。
但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还活着。
当年那个小小的塔拉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噢，当然她已经长大了，她能站起来了。正如我所见，她甚至能跑了。不过她的脸庞……没错，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希望的力量。这就是塔拉，正是我的小丫头。
塔拉不顾一切地朝着洛兰跑过去，脸上笑意盎然。洛兰弯下腰，脸色为之一亮，这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神情：她一把将我的孩子搂进怀中。现在我能听到塔拉悦耳美妙的笑声。笑声刺痛着我的心，泪水潸然而下。伦尼挽住我的一只胳膊：我能听到他呼味呼哧的喘息声。我看到丈夫、也就是这个阿贝朝她们走过去。他也是笑意盎然。
我看着他们在自己小巧精致的院子里，一连看了几个小时。我看到洛兰不厌其烦地指点着花儿，解释着每种花的名字。我看到阿贝让她在自己后背上骑马马。我看到洛兰教她如何自己用手掸掉身上的灰尘。另一对夫妻来串门，他们也有个和塔拉年岁相仿的小女孩。阿贝和另一位父亲把她们放到后院里金属做的秋千座上，然后推着荡秋千：格格的笑声不断敲击着我的耳鼓。最后他们都进屋了，阿贝和洛兰是最后消失的。他们手挽着手进了门。
伦尼转身对着我。我把脑袋缩了回来。我多么希望今天是旅程的终点，但不是。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还是走吧J
四十四
我们回到机场万豪酒店，我让伦尼打道回府。他说他要留下来。我说我自己就可以处理这事——我希望由我自己处理这事。他不情愿地同意了。
我给雷切尔打了个电话，她恢复得很好。我把发生的事讲给她听了。“给哈罗德·费舍尔打个电话，”我说，“请他对阿贝和洛兰·坦斯摩尔的背景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的，”她温柔地说。“我盼着能到你那儿。”
“我也是。”
我坐在床上。头耷拉下来，双手托着。我不认为我哭了，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事情就这样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雷切尔两小时后打来电话，她说的情况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阿贝和洛兰都是体面的公民。阿贝是他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他还有两个妹妹，她们都住在当地，各有三个孩子。他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读大一时认识了洛兰。
夜幕降临了。我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我的妻子试图杀死我。当然，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他妈的，也许当时我就知道。我想当时自己没有在意而已。如果某个孩子的脸破了，我会把它修复如初。在手术室里我能创造出奇迹。但我自己却妻死子散，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无计可施。
我在思考，父亲意味着什么。我爱我的女儿，这我知道。但是
当我今天看到阿贝时，当我看到伦尼当橄榄球教练时，我疑惑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我怀疑自己有没有尽到义务，我怀疑自己是否值得尊敬。
或者，难道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我是多么热切地渴望把我的小丫头弄冋我身边，我也多么热切地渴望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就不要有这样的渴望。塔拉看上去是那样地开心。
已是午夜。我又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如果这事真的就这样算了——让她待在阿贝和洛兰身边——这是不是正确的做法？难道我就真的勇敢、坚强到一走了之的地步？我怔怔地盯着镜子，挑战自我。我能做到吗？
我躺了下来。我想我是睡着了。一声敲门把我惊醒。我扫了一眼床边的电子钟，现在是清晨5点19分。
“我正睡着呢，”我说。
“是塞德曼医生吗？”
是个男人的声音。
“塞德曼医生，我是阿贝·坦斯摩尔。”
我开了门。近看他是个很帅的男人，有点像詹姆斯·泰勒。他穿着条牛仔裤和一件褐色的T恤。我看到他蓝色的眼睛里夹杂着一点血丝。我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是这个样子。好长时间，我们只是彼此凝视着。我想开口，但说不出来。我向后退了几步，把他让进屋。
“你的律师顺道去过我家。他，”——阿贝停住了，使劲抑制着感情——“他把这事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们了。洛兰和我一夜没睡。我们商量来讨论去，哭了一阵又一阵。但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能有一个决定。”阿贝·坦斯摩尔努力控制着自己，但还是没有控制住。他闭上双眼，“我们不得不把你的女儿还给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摇摇头。“怎样对她最有利，我们就得怎么做。”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塞德曼医生。”
“请叫我马克。”这是个意在不言中的事，我是知道的。但对这事我并没有心理准备。“如果你担心进行一场冗长乏味的官司，伦尼不应该——”
“不，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又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朝房间里的椅子指了指，他摇摇头。接着他看着我。“整整一夜，我一直在想像你的痛苦。我觉得不能想像得出来。我想一个人总会有一些他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你的痛苦并不是洛兰和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尽管你肯定是极其痛苦。也不是因为我们自责。事后想想，也许我们本应怀疑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去过巴卡德先生那里，但是各种费用加起来得要有十几万美元。我不是富人，付不起那笔钱。接着几周之后，巴卡德先生给我们打了个电话。他说手头有个婴儿需要马上找个地方。他说她不是刚出生的，她母亲刚把她遗弃了。尽管我们知道这事有点不对劲，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要这孩子的话，就不要多嘴多舌地刨根问底。”
他的目光移向别处，我盯着他的脸。“我想，就内心深处而言，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得很，但只是不愿面对它。不过那也不是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我抑制着感情。“那是什么原因？”
他的目光慢慢地转向我。“你不能因为理由正当而办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