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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院子和房子既大又美丽，房子里到处有原来主人买的讲究的家具和摆设。我们踏实平静地在这里安排生活，一点儿不在乎我们的到来是否打破了别人的平静。我们更少想到这里原来是别人的家，这些家具和摆设里多有一些别人的故事。家里大大小小每一个人很快都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家。
整个院落阳光明媚。我怀疑自己前世就属于这里，因为它每一个清风荡漾的角落都是我记忆的源头，每一株花草植物都是我灵犀相通的童年朋友。
春季里鲜艳热闹的花忙着开：海棠、丁香、牡丹、芍药……。夏季的花则是另一样，它们通常外表不起眼，但香气袭人。玉簪棒、夜来香、晚香玉……夜深人静时总会有一个奇妙的时刻，这些花的香气会从白天里混合不能区分的一个气味，变成单独只属于每个花的，好几股不同的幽香。我的童年欢乐和生而为人的幸福像一条小船，在这芬芳的海洋里荡漾。秋天，院子里引人注目的不是花了。通体变成金黄的白果树，像一把大火炬，把整个院子都照亮，我会如醉如痴地躺在树下，看那些扇形叶片带着秋日骄阳的光亮。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枝。等第一场冬雪过后，缺乏色彩的庭院里，又是一派鲜艳风最：弯弯枝头上，火红的磨盘柿个个带上一顶俏皮的白绒帽。
我在这个院落里懂得了风花雪夜和四季晨昏之美，体会到自然造化的伟大神奇。但我日后审美情趣中的重大缺陷也与这里紧密相联。它使我在童年和非童年的很长时间里对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深信不疑：“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树上结满成熟的果实，河里流着牛奶和蜂蜜……”我一直以为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和这个园子差不多的地方。
无论睛天或雨天，远远近近地看过去，我们的房子总包裹在一派温柔典雅的气氛中。想想都奇怪，建造了这美丽房子的人竟会是逃往海外的特务。
房子的设计朴素端庄。外表看上去不对称，有西式建筑的优美变化感。但它的内部结构却整齐匀称，易于安排。前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有一个美丽的图案，像一种星星或者罗盘的符号。线条有力、明确，构图充满智慧。看到它，会使人想起夜空的神秘和大海的广袤。这个厅原来大概用做聚会。但我们在这里玩溜冰和马拉车。光滑的地面使这种游戏玩起来格外舒畅。这些原来都是乡下孩子的游戏，由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子女带进首都，并在达官贵人曾经聚会的地方大加演绎。前厅里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穿衣镜。我后来才知道，这面镜子一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的镜子之一，大多数镜子都不能像它那样清晰光亮。关于它，我们一也有特殊的把戏，就是在这面镜子的两边，一个人把一侧的腿和胳膊同时举起来，放下去。另一个人在对面，把他一侧上下肢的活动，通过镜面的反射看成是整个人在空气里手舞足蹈。虽然做的人和看的人都知道制造这景象的机关所在，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至今，我们还兴致勃勃地把这把戏做给我们已经被电子游戏弄得眼花缭乱的子侄们看。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穿衣镜。
二层的房间数目相等，细细想来是面积相当的两套起居室、卧房和盥洗问。这些房子都有开关无声的门。密实的双层玻璃窗，厚厚的窗帘和地毯。卧室里挂着大幅西洋油画，不知作画者为谁，也不知是真迹还是赝品，只觉得这些风景画中幽远的山峦和树林带来淡淡的忧郁，使室内气氛温暖、静谧，与尘世隔绝。对于这种铺排，大人们说是因为房主人有两个女人的缘故，一个女人住一套，不会有争执。我不以为然，问：那主人自己住在哪儿？大人们笑，很朦胧地说：他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嘛。我仍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懂得，他既是主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
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异常优雅。这优雅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妈妈。爸爸曾经说，女儿四个，没有一个比得上妈妈漂亮。我们都服气，因为妈妈年轻时确实明丽照人。她穿好晚装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总是从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出现。她施了淡淡的脂粉，与平日比较竟又美丽十分。她总是衣着得体，使我们看着她款款从楼梯拐角处向下走来，裹着一团好闻的香水气，就像看着天女下凡。爸爸走在她身边，姿态比往日也挺拔几分。我们一群傻头傻脑的小鬼就以为我们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
三楼是顶楼，用做储藏室，摆着一人高的大木箱，木箱的角包着铜皮。这里常年弥漫着重重的樟脑味，是家里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低矮的木梯连着一扇不祥的小窗，通到房顶平台。因为终日不见阳光，阴沉和陈旧充满每个角落。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我们会爬上屋顶平台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不得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加快脚步。1966年3月18日的早晨，身陷大祸的父亲在自己办公桌上留下绝命书后，就是从这里坠楼自戮的。这使我越发认为我童年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很有道理。
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我们家所有重要的故事。这个地方先是盛载了太多的欢乐，而后又是太多的痛苦。
“文革”开始后，爸爸像原来的房主人一样被决定成为人民和革命的敌人。这个院子里天堂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
爸爸出事后，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是感觉到身边一切已不同以往。先是家里的工作人员都造了反。每天清晨，扫院子的警卫班战士故意把拖垃圾的车子弄得震天响，不让我们再睡，后来就干脆不再扫院子。炊事员也不再给我们做饭，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这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是由东郊热力厂利用工业余热解决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但是造反的人们却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地关上阀门。在冬季来临的日子里，我们拥着厚厚的棉大衣，无言地蜷缩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我们的家忽然变得陌生，并不再温暖。
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变故，我有过预感。
春天里，太阳高照。童年的我摘下院子里最早开放的榆叶梅。这种花，叶子像榆树是不错的，但它的花更像桃，而不像梅，是北方庭院里常见的品种。我迎着太阳，把手里的花瓣扔上天空，仰着脸，等待着花瓣掉下来，我眯着眼睛，阳光透过睫毛变幻成彩，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等待，太阳把脸晒热了，可是花瓣不知哪里去了，风把它吹跑了。这个像神秘的咒语一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我童年真正发生过，抑或始终只是梦。但我现在相信它就是失去天堂的征兆。
在我出生以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了大约3500年。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一直是由历代开国皇帝或皇室成员来统治。前者往往是经过激烈的流血争斗后上台，而后者则一定是由于腐败和无能丢失了祖宗的基业。19世纪以来，中国皇朝最后的一批统治者使中国几乎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完全隔绝。在中国本土起源和发展至使全世界震惊的中国文化，也在这种隔绝中日渐式微。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痛苦不堪。西方的英、法、德、意、俄和中国的东邻日本强大起来。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与他们通商，并允许他们的公民不遵守中国的法律。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反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但是，他的权威受到来自传统社会中的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出生在1893年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以后变革中国、改造中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周游各地，观察穷人的生活。他逐渐认为共产主义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制度。1921年，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领导的共产党和在孙中山去世后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直到1949年，即我出生前两年，在一场全面的内战之后，共产党以革命的暴力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并允诺给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带来和平、民主、统一和现代化。
父亲是190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只有16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追求社会公正，渴望成就事业，反感旧式家庭，新婚失意等等，使他在自己母亲去世后离开了不愁温饱的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朋友，成为那种四海为家的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职业革命家，直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高级成员。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原大地的漳河之滨，日本侵略者使她放弃了成为一名洁身自好的中学教员的理想，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战争。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我的双亲相识、相爱，建立家庭。也许，这种以革命为契机建立起来的家庭，虽然都像革命一样曾经血肉丰润，但也注定像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地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便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它会像阳光和春风里的榆叶梅花瓣一样，虽然美丽娇艳，却有随时被风吹走的危险。
奇怪的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忘不了这个庭院，忘不了这个由于革命造成，又由于革命失去的天堂，仍然把它当成我们唯一的精神家园，而把别的地方只当做住过的地方。提起它，我们仍然说，咱们的院子、房子，咱们的柿子树、白果树，咱们的海棠花、玉簪棒。妈妈在提到那些典雅的仿明式的硬木家具的时候，也说我们的柜子、月牙桌，我们的樟木箱。那神态和语气绝不亚于一个真的亲手买了它们，布置了它们的主妇。甚至在“文革”后发还被查抄的物品的时候，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要回了本来并不属于我们，只属于那座老房子的一些东西。
“文革”后的1977年8月，历尽磨难，终于复出的父亲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一职。我们曾想在这个时候搬回我们的家。但由于房子到底属于军队，还是属于公安部的问题搞不清楚而遇到障碍。后来不久爸爸去世，这个事就不再提了。
现在，这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老建筑已经全部拆掉。军委机关里有太多的干部没有房子住，维修老房子要花好多钱，修好了也只有一家能住。所以索性拆掉盖上宿舍楼，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那里现在更加热闹非凡，出出入入是一些脸色红润的机关干部和他们不愁衣食的妻小。不过，这里上演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故事了。
但是，至少在我从协和医院的暖箱里回到南池子的家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还嗅不到任何阴谋和动荡的气息。
相反，革命和家庭都正年轻，美丽的大院子里满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