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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喜欢这样的天气，这种时候跳到海里，在大浪的拍击下，会有极其强烈的快感。我们兄妹数人尖声大笑着与海浪嬉戏，有时竟会忘记了时间。这种天气里来五浴场游泳的人很少，但除了我们，还会有毛主席。
记得有一天，正是这样的天气。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不知在海里玩了几个小时，忽然岸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定睛着去，原来是毛主席来了。他穿着条白布大裤钗，在几个战士的簇拥下走到海里来。为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五浴场里有一个游泳排，由游泳技术非常好的解放军战士组成，专门陪同首长游泳并保护他们的安全。毛主席的水性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平时来游泳是最不需要帮助的一位首长。但是今天显然不同，大概因为天气不好，风浪大的缘故，他身边比往日又增加了许多人。
这种天气，海上的浪虽然大，但也有一定之规。通常说来，近海岸处有两个浪大的地方。一是岸边，海水翻卷着达到自己的尽头，这是无风也要起浪的地方。另外是距岸边三四十米处。这里由于海浪冲刷倒流，流动的沙子在这里形成浅滩（因为这种浅滩呈长条状，像一道矮矮的沙端。有人称这现象为“沙墙作用”。平时这沙墙在水下，不易觉察。浪大时，海水通过这道矮墙时受到阻碍，就翻卷形成更大的浪。这些白花花的喧嚣滚动的大浪，看上去挺吓人。不知根底的人视为畏途。但是只要越过这个地方，往深水里去，浪再大也不翻不卷。只要顺着风势水势，游起来就比较自如了。
那天毛主席一下海，就像往常一样向深水处游去。毛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侧仰泳。即身体像仰泳一样平躺着，手脚划动时却偏向一侧。这种姿势由于“文革”时放映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录电影，已经闻名世界。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游到“沙墙作用”造成的浅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浅滩处追着那些白色的卷浪玩，所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显然是想冲过这些卷浪，但他的姿势这时候成了大问题。这种不正规的姿势虽然省力潇洒，但是速度较慢。一个卷浪打过来，毛要被冲出去很远，他的姿势使他不能抓住白浪翻卷的间隙，快速冲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几个卷浪打过来，毛这一行人就被打到岸边。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诉，毛主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以被打扰的，所以，我们没有走过去，也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在远处看，但从远处也可以看到，毛在激动地说着话，伴着他特有的倔强的昂首挺胸的姿势。他周围人的都在气急败坏地围着他团团转，显然，和海浪搏斗的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已经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现在一定是在别人劝他不要再试的时候大发脾气了。一会儿，显然是作出了新的决定，这一行人又跌跌撞撞走回海里。这在我们是预料到的事，因为毛泽东当然是不能被人说服，他是一定要游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
后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游过了这个浅滩。是别人帮了忙，还是自己改变了姿势游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他游过去以后我们大家的愉快心情。我相信，那个下午在五浴场，目赌了这一幕的所有人一定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当毛泽东凯旋上岸后，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收兵上岸了。毛泽东显然注意到我们在风浪里嬉戏的样子，他指着我们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家的娃娃？有人告诉他之后，他挺高兴地冲我们笑笑，准确地说是冲正在走过他身边的我笑笑，笑里充满赞许和喜悦，似乎颇引我为同道。这个笑容令我难忘。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人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个人物，我却常常怀念它，怀念这个属于我的笑容。后来，在卫士李银桥写的回忆文章里，读到过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向风浪冲锋，并向卫士们大发脾气的事。只是不知道，毛的类似经历有几次，李银桥写的和我经历的是否是同一次。
五浴场里最轻松愉快的是爹爹（即朱德总司令）。他老穿一身舒适的布或者麻的衣服。说也奇怪，毛泽东也穿宽袍大袖的布衣服，但那些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感，好像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可穿在爹爹身上却只有朴素自然。连他手里的一根拐杖，虽然提着的时候居多，也让人觉得那么好看。爹爹下海，完全听其自然。套一个大大的救生圈，任凭游泳排的人把他拖到哪里。有时想上东，水或者风把他推到西，他也就去西。反正泡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上来。天气不好，他就和他的卫士长在浴场里下象棋。古铜色的木棋子握在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大手里，慢慢举起来，静静放下去，满棋盘的沉稳之气，逼得观棋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姓葛的卫士长未必下得过爹爹的，但是他常常摆出他是故意输给爹爹的样子。爹爹当然并不计较，只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罢了。
爹爹的这种心境，在每周末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上更显独树一帜。他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他向前，舞伴退后，走到头，向左或右转，再走下去，仍然他向前，舞伴退后，舒展自然，自得其乐，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要是沙滩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那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带着他们的儿女来了，兴致勃勃、亲亲热热是这个家庭的特点。他们能够在海里形成不小的一个方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家的做派，这么说吧：五浴场里的家庭，在海面上形成方阵的能力方面，也就是人数多和相处和睦的家庭气氛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两家相比。我们家的方阵和少奇同志（那时爸妈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大人们之间的称呼在我们看来很没有一定之规，他们称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朱德为总司令，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则一般被称为五组、六组和七组）家的方阵在海上相遇，是五浴场整个夏季里最热闹好看的场面。
五浴场的沙滩上，有几位女性经常吸引我的目光。
王光美很年轻，高个子，皮肤白皙但略显粗糙。听大人们说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但她坚决地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前夕成为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1964年，爸爸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参某长。中共委员是叶剑英，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副参谋长耿飙，顾问饶漱石③及李克农④、荣高棠等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是黄华、董越千、康黛沙和王光美四人。那时我妈妈带着刚会说话的大姐峪田，王光美那时候才20岁出头，妈妈让大姐叫光美姐姐。进了城。光美姐姐嫁给了少奇伯伯，变成了光美阿姨。姐姐很快改了口，在我看来，光美阿姨确实和许多阿姨不一样，她除了举手投足总有一种谨慎之外，恐怕正由于她是刘少奇的妻子。她在许多时候显得比别人更俭朴、谦虚和亲切。我喜欢她得体的样子和笑容，她和刘少奇前妻的几个孩子相处得也还融洽。看着一大家人高高兴兴一块儿过日子，真是件挺好的事情。
另一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寡妻刘松林。她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总是穿素净的连衣裙，常常安静地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她和毛泽东一起来，只交换很少的几句话。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游泳。没有人陪她，或者是她不喜欢有人陪，她不大和别人打招呼。她一来，沙滩上就比往日安静一点。提到她，大人们总是很怜惜的表情、她的忧郁和孤独。赢得了多人的满意和同情。后来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她的孤独的身影。
毛泽东的亲人们似乎都是单个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讷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儿在，媳妇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儿、媳妇甚至毛泽东在一起，她总是单独地出现，更是不和别人打招呼。从来不下海，只一个人在海边坐坐就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到哪里都有医生和护士陪着。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他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惋的故事，使我猜了那么多年的谜有了谜底。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却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
注释
①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内有名的四元老之一。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党的政治局委员。其他三老是徐（特立）老，林（伯渠）老和谢（觉哉）老。
②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③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曾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53年因“高饶反党集团”问题被开除出党。后病故。
④李克农（1899…1962）；曾用名李泽田、李震中、峡公。安徽槽县人。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常务委员。
9。跟苏联人踢足球
天地之子呀，你听着，你现在的幸福是由于神，……
——《失乐园》194页
50年代，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到坏的过程。
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去世后，这个党由斯大林领导。50年代初，刚刚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把苏共作为自己的老大哥，把来自强大苏联的援助当做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
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