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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桓认为种师道老迈难用，许翰争辩道：“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汉宣帝老赵充国，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来，用老将收功者，难一二数。以古揆今，师道虽老，可用也。且金人此行，存亡所系，令一大创，使失利去，则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将来再举，必有不救之忧。宜起师道邀击之。”
王泽暗叹，如果还是由种师道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与李纲二人共同主持此次解太原之围，或许宋军真的能重创金军。解除河东危机也说不定。但许翰乃是一介书生，不知兵要，孰知碾转千里、两路数十万大军的作战，其兵力调度、军将节制、粮械转运、临机谋断，就是连身经百战的宿将也不敢托大，须得小心谨慎、用心谋划，岂能随随便便说战就战这么简单。
王泽根本就不相信许翰有指挥大军的能力，用他的话来说：许翰是一位正直又不失灵活的政治家，但他又是一位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军事家。
“解太原之围，非同小可，粘罕主力不下十万，其军不同于擀离不所率仅兀术等寥寥数部精锐，余皆契丹、渤海杂种，粘罕部几乎全为女真族精锐，其战力不可低估。而我军河北兵马西调，数路大军互不相同，如何约期？如何策应？如何节制诸军进退？”
既然不能劝阻，王泽无奈中已经开始有些倾向同意解太原之围，只不过是一定要在战前将将帅上下节制关系，粮械转运输送的各项事宜彻底理顺，他深知历史上的两次太原解围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将帅互不节制，进退自如，虽是军势浩大，却各自为战从而被金军各个击破。
王泽甚至固执的认为，历史上汴京被二次围困，最终陷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宋军两次解救太原，致使西军与河朔军主力消耗殆尽，使宋军在短期内组织不起一支能与金军正面抗衡的主力部队。
“王大人何时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许翰冷笑道：“正如王大人所言，金人秋冬用兵，春夏撤围。今着种师中部加紧驱逐河北金军残部，待到四五月后，天气炎热之际，大举进军，必可一战而定。”
王泽也不愿在此事上太过争辩，不过该说的他一定的说出来。冷眼看着许翰，面色毫无表情地道：“敢问相公，何人节制两河各路大军？”
各路大军临阵节制，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关乎战事的胜败。
“此战由枢密院节制各路军将，许大人居中调度，王大人以为如何？”李纲对王泽质疑颇为不满，言语中有些不耐烦。
在意料之中的失望，王泽心中冷笑，如此关乎国运的大战，竟让一个书生在千里之外节制、调度数十万大军的生死攸关之战，这简直是视军国大事同儿戏。
但在场的大臣们没人认为枢密院节制各路大军不无妥当，便就是耿南仲也没有什么异议，文臣典兵，这是大宋历来的制度，已经深深烙进士人的思维之中。
王泽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自己不必再说甚么了，一切顺其自然，而且他敏锐地而又清楚的感到是在大战之前，赵桓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外患，而是内忧。
‘再等一等吧！’他嘴角边闪过一抹无奈而又讥讽的微笑。
第九章
自金军撤离开封以后，赵桓急于赶在对金军在河东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之前，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赵佶留在开封城内的宠臣王黼、李彦、梁师成因恶贯满盈，并有与童贯等人遥相呼应之嫌，已于当年正月先后被赐死或秘密处死。
这时，赵桓传旨江、淮、荆、浙诸路制置发运使宋焕卸任还朝，任命曾派刺客杀死王黼的领开封府事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权管干马军司公事、昭武校尉薛安为副使，前往东南，欲置童贯等人于死地。
时聂山早已暗中依附耿南仲，耿南仲有诛杀童贯等人的意图，此行，聂山按照耿南仲的意思，向赵桓请诏书，精选开封府使臣数十人随他一同南下。
眼看赵佶、赵桓父子之间公开冲突即将爆发，以转任知枢密院事的李纲与王泽第一次达成了政见上的完全一致，尽管王泽只是表面上的劝谏，并未如李纲一般的力谏。
二人均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颇耐人寻味。
李纲与王泽同时面圣，李纲面奏赵桓说道：“童贯、蔡攸等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昔肃宗欲发李林甫墓，李泌谏，谓其如明皇何肃宗抱泌颈泣曰：思不及此。”
王泽接着附议道：“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奸佞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
赵桓优柔寡断，空自叹息，尽管他急于解决东南分权之事，但赵佶毕竟是上皇，他也不想身后留下万世骂名。只得沮丧地说道：“如之奈何？”
王泽立即赶在李纲之前朗声说道：“陛下，不若罢聂山之行，传旨谪贬童贯等人，乞道君上皇去此数人，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请陛下圣断。”
李纲瞟了王泽一眼，尽管他对王泽抢先献策有所不满，但对王泽之策，倒也认同。
王泽又分析了目前赵佶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赵佶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
当年童贯征方腊之时，每次作战均纵为贪暴、滥杀平民，以效首级，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东南之人欲食其肉。
赵佶的上皇行在沿途骚扰百姓，所到之处，藩篱、鶏犬，为之一空，护驾胜捷军四处为恶远胜盗匪。到达镇江之后，又大肆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东南百姓，将见涂炭，民愿沸腾，事故不断，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赵佶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
何况胜捷军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赵佶在东南，现今已经是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赵桓犹豫再三，接受王泽的建议，收回聂山南行的成命，并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赵桓自己也考虑到赵佶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而王泽终于在这场风波中，站到了赵桓的阵营边上，从而保住了自己。
当处罚蔡、童等人的圣旨下达不久，适逢宋焕奉命返回开封，赵桓当初本拟待其还朝，再行惩处。在王泽的旁敲侧击下，才意识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赵佶回朝的最佳人选。赵桓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并于三月四日再度任命宋焕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上皇行在。
宋焕顿时成为赵佶、赵桓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由于赵桓极盼赵佶还朝，而赵佶又急于离开东南，王泽对赵桓做出保证，预言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自己也深知肩负重任，他接旨后，立即出京疾驰东南，不到三三天就到了符离。
赵佶这时已经离开镇江北上，宋焕作为赵桓的信使，面见赵佶于淮河之中的龙舟之上。赵佶列举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边流泪边质问。
宋焕解释道：“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守令之罪，盖不容诛，朝廷何预焉？”
赵佶听到这样的解释后才稍稍气顺。宋焕秉承赵桓旨意，询问：“臣出京师时，闻童贯贬池州，今犹未行，何也？”
赵佶以胜捷军隶属童贯，暂时不知如何处置，才没有遣出童贯。宋焕当即分析目前局势，赵佶以宇文粹中节制胜捷军，以范讷为副，赵佶表示赞同。
但次日赵佶又认为童贯久领军旅，胜捷军又是童贯所组建，仓促间罢黜童贯，如若童贯一不做二不休，发动兵变，又将如何？
宋焕不以为然，他认为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贬斥而去。西军将吏求之不得，岂能追随童贯谋逆。宋焕又委婉的指出胜捷军生变之语，必是童贯在赵佶面前的自保之言。赵佶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赵佶，陪同他走上了返回开封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宋焕将先回开封，向赵桓报告，赵佶即将还朝。
由于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不久，“以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冒居华近，妄造语言，以肆欺妄”，先落职，与在外宫观，后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然而仅就他居中调停他父子关系而言，无疑有功于赵宋皇室。
其功绩终于在十年后得到朝廷的肯定。
赵佶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京洛阳。
赵桓深感忧虑。更令他大伤脑筋的是赵佶上书，请道君太上皇后郑氏当居大内，出入正阳门。
赵桓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王泽立即建言采取三条对策。
其一，坚决拒绝太上皇后入居大内的无理要求，王泽以为‘大内者，天子之居，神器之所在，岂可共居。’戒敕有司速速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以称崇奉之意，迎上皇入居。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为隆重其事，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赵佶，在恭请赵佶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大内不妥，指出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其三，对于赵佶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即派遣李纲前往南京。李纲此行可谓符合赵佶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朝。
王泽提出的三条对策得到赵桓与宰执大臣们的认可，李纲也表示赵佶所以让他与吴敏前去，是想知道朝廷中的变故。
吴敏身为少宰职责所在，不能离开赵桓左右，他愿去奉迎，如蒙赵佶赐对，他会条陈自围城以来事宜，以解释两宫之疑，决无他虑。于是，李纲继宋焕之后，成为帝王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
李纲果不辱使命，在先行迎回郑太后之后，有顺利地劝说赵佶回銮。
第十章
赵桓在延和殿召见徐处仁、吴敏、耿南仲、许翰、何铸、唐格与刚刚回京的李纲六位执政，商议上皇回銮事宜，由于王泽在东华门外安抚上书士庶、出使金寨事，尤其是献迎归上皇三策，颇得赵桓的满意，尽管赵桓对他的偏执还未有完全消除，却因牵扯到赵佶回京事宜，故而召王泽前来共议。
耿南仲首先提出尽数遣放赵佶身边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并先遣人搜索驱逐违命内侍，然后车驾进见，李纲、许翰、何铸当即表示质疑，其中李纲的态度最是坚决，主张但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
耿南仲不以为然地说道：“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
“古人虽不免于疑，然贵于有所决断，故《书》有稽疑，《易》曰：以断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谓窃斧者，则为患不细。上皇尚未入京，便就驱逐上皇身边内侍，实是使天下人惊疑，在下实不知耿大人为何如此执着，非得将上皇身边内侍在上皇入城之前全部驱逐。”李纲对耿南仲的做法极为不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