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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异常地虔敬，陪审员咨询专家们异常地专心，华尔街派来的那群看家狗，一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休息时间一到，立刻冲出法庭，上气不接下气地给纽约挂电话通消息。那些在法庭四处转悠、百无聊赖的本地律师，今后将成年累月不停地唠叨这个上午作证的情景。连坐在前排的那位露·戴尔，也停止了手上的编织，凝神倾听。
费奇坐在办公室隔壁的监视室里边看边听。克里格勒本来预定在下周初作证，那样也许就有机会让他根本无法走上证人席。在亲眼见过那份备忘录的人当中，如今只有少数几个还活在人世，而费奇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克里格勒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他描述得那么准确，在场的每一个人，甚至费奇，都很清楚他讲的句句都是实情。
9年以前，费奇第一次应聘为烟草业四巨头服务时，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寻找那个备忘录的每一个复本，并将它销毁。时至今日，他仍在执行这一任务。
无论是凯布尔，还是费奇聘用的任何一名律师，都没有见过这个备忘录。
法院是否同意将该备忘录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现，曾经引起过一场小小的战争。根据规则，一般不准对已经遗失的文件作口头描述，并以此充作证据。其道理十分明显。最好的证据是文件本身。但是，如同法律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这一方面也有例外，而例外之中又会有更多的例外。罗尔他们干得非常漂亮，最后终于说服了哈金法官陪审团应该听取克里格勒对备忘录的口头描述，尽管该备忘录是一份已经失踪的文件。
当天下午凯布尔对克里格勒进行盘诘时，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决然不会留情，但损害已经产生，恶劣影响难以全部消除。费奇又急又恨，他再无心思去吃中饭，把门一锁，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内。
在陪审员休息室里，这天午饭时的气氛与往常大为不同。那些有关橄榄球和烹饪法的无聊闲扯，这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默。陪审团这个拥有审议权的集体，在过去两周中，遭到一些捞取了高额报酬来到比洛克西演讲的大专家的蒙蔽，他们用枯燥无味的科学数据和图表，使陪审员们陷入了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今天，克里格勒那耸人听闻的公司内部丑闻，如同一声霹雳又将他们震醒。
他们吃得很少，瞪着眼睛发呆的却很多。他们大多想走到另一个房间，和要好的朋友呆在一起，把刚才听到的重温一遍。他们听得准确吗，大家都听懂了刚才证人所说的意思吗？烟草公司故意使香烟中的尼古丁保持很高的含量，以便让人上钩。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原来的4个烟民中，斯泰拉已经脱离陪审团，目前仅剩3人。但伊斯特尔喜欢和杰里、鬈毛狗以及安琪魏斯相伴，因而也可以算上半杆烟枪。他们迅速吃了几口，便离开休息室，来到吸烟间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开着的窗外喷云吐雾。
由于卷烟中尼古丁的含量过高，夹在手上的香烟也比平时略显沉重。但尼可拉斯如此挑明时，却没有谁能笑出声。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与烟民们同时离开了休息室。她们在洗手间的马桶上坐了很久。接着又花了一刻钟，对着镜子洗手聊天。聊到一半，洛伦·杜克也走进洗手间。她向放置纸巾的容器上一靠，立刻连珠炮一般地吐出她对烟草公司的惊诧和厌恶。
桌子收拾干净后，隆尼·谢弗立刻接通他那台手提计算机和他相隔两个座位的霍尔曼，这时也已接好插头，正在摆弄他的盲人机。上校对霍尔曼说：“我猜你无需翻译，已经听明白上午的证词了吧？”
霍尔曼咕哦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得说，真难以想象。”如果说霍尔曼对案件作过任何评论，那也是仅止于此。
隆尼·谢弗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诧。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印象。
菲利浦·萨维尔曾经礼貌周全地向哈金法官提出过一个要求，允许他在午饭时抽出一点时间在法院后面的一棵老橡树下练瑜伽。法官欣然批准。他在一名法警监护下走到树旁，脱去衬衫、短袜和皮鞋，在柔嫩的草地上坐下，身体缩成一团，活像一张椒盐卷饼。在他开始念念有词的当儿，法警溜到附近一张水泥长凳上，低下了头，这样就谁也认不出他。
凯布尔像老朋友一样对克里格勒亲切地说了一声“哈啰”。
克里格勒满面春风。充满信心地回礼道：“下午好，凯布尔先生。”
距今7个月前，在罗尔的办公室里，凯布尔和他那一伙人曾经对克里格勒作了一次长达3天之久的录像取证。看过和研究过那盘录像的人当中，至少有两打律师，外加几名陪审员咨询顾问，甚至还有两名精神病专家。他们的一致结论是，克里格勒说的是实情。但事到如今，即使是实情，也得把它搞得模模糊糊。现在是对证人进行反诘，而且是关键性的反诘，因而只好让事实见他妈的鬼去，在证人的头上必须浇上一桶粪。
经过成百小时的密谋策划，他们终于制定了一条战略。凯布尔用一个问题开始了盘诘：“克里格勒先生对原来的雇主是否仍是气愤难平？”
“是。”他答道
“你恨那家公司吗”
“公司是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人又怎么能恨物呢？”
“你恨战争吗？”
“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
“你恨虐待儿童吗？”
“我想这非常令人恶心，但幸运的是，本人与此从无关系。”
“你恨暴力吗？”
“我确信暴力很可怕，但在这一方面，本人同样是十分幸运。”
“如此说来，你是什么都不恨的了？”
“我恨花椰菜。”
场内响起了一片轻微的笑声，凯布尔明白，他已挨了一记闷棍。
“你不恨派恩克斯？”
“不。”
“你恨不恨在那里工作的人？”
“不。有几位我不喜欢。”
“你恨不恨当时和你一起工作的哪一位同事？”
“不。我当时是有几位敌手，可是我不记得当初恨过什么人。”
“你告过的那几位你也不恨？”
“不恨。我再说一遍，他们是我的敌手，但他们干的也只是他们分内的事。”
“这么说你爱你的敌手喽？”
“那也说不上。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去爱敌人，但这实在困难。我不记得曾经说过我爱敌手这样的话。”
凯布尔本指望通过暗示克里格勒作证可能是存心报复，以此来赢得一分，只要反反复复使用“恨”这个词，就有可能在一些陪审员心目中留下深深印象，令他们牢记不忘。但他的这一希望最终还是落了空。
“你到此作证是出于何种动机？”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为钱吗？”
“不。”
“你到此作证，是由罗尔先生或者为原告效力的别的什么人付给你报酬吗？”
“不，他们同意支付我的旅费，如此而已。”
让克里格勒敞开胸杯，详述到此作证的种种原因，是凯布尔最不愿干的事。在和密尔顿的一问一答中，克里格勒对此已有所涉及，而在当初录像取证时，他更是详详细细讲了足足5小时。必须立即转换话题。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吸过香烟，克里格勒先生？”
“吸过。遗憾的是，我曾吸了20年。”
“你的意思是，你但愿从来没有吸过烟？”
“当然。”
“你是何时开始吸烟的？”
“1952年，我进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鼓励所有的员工吸烟。现在依然如此。”
“你是否认为吸烟20年损害了你的健康？”
“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没有像伍德先生一样死掉。”
“你是何时戒烟的？”
“1973年。在我得知有关尼古丁的一切之后。”
“你是否觉得，由于吸了20年香烟，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当然。”
“你是否认为，公司对你决定吸烟负有某种责任？”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公司鼓励员工抽烟。没有一个不抽。我们在公司内部商店买烟，半价优惠。每次会议开始的时候，都有一盘子卷烟传来传去。吸烟是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办公室里有通风设备吗？”
“没有。”
“被动吸烟的情况严重到何等程度？”
“非常严重。我们头上总是低悬着一团蓝色的烟雾。”
“那么你今天责怪这家公司是因为你的健康没有达到你认为应该达到的那种水平？”
“我倒宁愿这样说，大学毕业后，我要是进入另一行业就好了。”
“行业？你对整个烟草行业心怀怨恨？”
“我不是烟草行业热情的崇拜者。”
“所以你才到此作证？”
“不。”
凯布尔翻了翻笔记，迅速改变了话题：“克里格勒先生，你有过一个姐姐，对吗？”
“对。”
“她出了什么事啦？”
“1970年去世了。”
“死于何种原因？”
“死于肺癌，她每天两包烟，吸了大约23年。是香烟杀害了她，凯布尔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原因的话。”
“你和她关系密切吗？”凯布尔颇为同情地问。他挑起了一个悲剧性的话题，给陪审团留下了不良印象，此刻他想以同情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抵消。
“我们很亲密。我只有这一个同胞。”
“她的去世你很悲哀？”
“是。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时至今日，我仍旧怀念她。”
“提起这件事我很抱歉，克里格勒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有关，我不得不提。”
“你的同情令我感激不尽，凯布尔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毫无关系。”
“她对你吸烟有何想法？”
“她不喜欢。她临死前还要我戒烟。凯布尔先生，你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吗？”
“假如是事实的话。”
“哦，这绝对是事实，凯布尔先生。我在她去世前一天，向她保证一定戒烟。而我也确实戒了，虽然这一过程拖了足足3年。因为我上了钩了，这你是很清楚的，凯布尔先生，像我姐姐一样上了钩了。生产那些杀害了我姐姐的卷烟的公司，故意使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一直保侍在高水平上。这些卷烟本来也是可能将我杀死的呀。”
“喂——”
“你别打断我，凯布尔先生，尼古丁本身并非致癌物质，这你很清楚。它只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使人上瘾，从而让致癌物质在某一天可以乘虚而入。香烟天生有害，其原因就在于此。”
凯布尔镇静自若地望着他：“你讲完了吗？”
“我准备回答你下面的问题。但是，你别再打断我。”
“一定。而且我向你道歉。现在我请问你，你是于何时开始相信香烟天生就有害的呢？”
“我说不出准确的时间。这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都知道香烟天生有害，这无需天才。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回答你：我开始相信这一点，是在70年代初期某个时候。在我完成了我的研究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