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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卡尼·莫里森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叙述陪审员咨询顾问们的每周情况小结。陪审团对证人的证词并不信服！根据密西西比州的法律，要使裁决通过，在12个陪审员中必须获得9票，而莫里森认为他们并未掌握这么多。但罗尔对陪审员专家们的分析却不屑一顾，他们目前仍在领取高得离谱的报酬，更使他打心底里感到厌恶。在调查陪审员候选人时需要他们协助是一回事，如今已经开了庭，再让他们干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每天打个报告把陪审员在庭上的反应告诉律师们，则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他罗尔比哪个专家都更能看透陪审员的心思。
来自迈阿密的阿诺德·莱文律师很少开口，但他的想法在场的每一个人全都清楚。他曾代表通用汽车公司打过一次官司，那场官司庭审前后拖了整整11个月，因而对他来说，6个星期只够热热身。
争论双方势均力敌：4比4。但他们没有通过抛掷硬币来决定胜负。早在挑选陪审团前，他们已取得了共识：这件案子是温德尔·罗尔的案子，是在他的家乡起诉，是在他的法庭上当着他的法官和他的陪审团与对方交锋。原告律师团在某种程度上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但罗尔有着不可忽视的否决权。
他在深夜作出了决定。那几位自命不凡的对手离开时虽已伤痕累累，却并未受到致命打击，时机一到，他们会扮演事后诸葛亮，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第二十三章
哈金法官周一上午办的第一件公务，就是接见尼可拉斯，讨论那桩火灾及有关事宜。他们两人在法官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晤。尼可拉斯请他放心道，他一切都好，带到旅馆来的衣服，足够他洗了又洗穿了再穿。他只是一个穷学生，损失不大，只有那台计算机和一些监视设备比较值钱。不过，屋里的一切当然全都没有保险。
他们很快就结束了与火灾有关的讨论，由于没有别人在场，哈金法官便开口问道：“陪审团里我们其余的朋友们还好呜？”和一位陪审员进行这样不作记录的闲谈，当然未尝不可，但在审判程序上确实有点暖昧。正常的作法应有原被告双方律师在场，并由书记官记下谈的每一个字。但哈金希望花几分钟时间听听小道消息，他对这个小伙子十分信任。
“他们都很好。”尼可拉斯说。
“没有什么反常的事？”
“据我所知，没有。”
“没有讨论过案子？”
“没有。事实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竭力避开这个话题呢。”
“好！有没有争争吵吵闹什么矛盾？”
“到目前还没有。”
“伙食还可以吧？”
“伙食很好。”
“私人会晤的次数够了吗？”
“我想是够了。没有听见有谁埋怨。”
哈金原本希望了解了解陪审团内部的是是非非，这倒不是因为对案子的审理有什么意义，而只是出于他那阴暗的心理。
“好，有什么问题就来告诉我。当然要保密。”
“一定！”尼可拉斯说。他们握了握手，他随即离开。
哈金向陪审员们热情致意，欢迎他们回到法庭开始新的一周。陪审员们个个都热切地希望立即投入工作，早点儿结束这场磨难。
罗尔起立，传唤下一个证人列昂·罗比利奥出庭。于是，演员们各就各位，开始表演。法警领着列昂，从一个侧门走进法庭。他步履蹒跚地走上证人席，法警扶着他坐下，他年迈体衰，面色苍白，穿深色西服白色衬衫，未打领带。他喉管上有一切口，上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纱布，纱布外面裹着一条白色的麻纱围巾。他宣誓时，手拿一只铅笔模样的话筒对着颈部，声音含糊单调，没有高音低音。
——那是一个被切去咽喉的喉癌患者的声音。
但他的话仍旧可以听清，仍旧可以听懂。罗比利奥先生把话简紧靠着喉部，他那单调刺耳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真该死，他就是用这徉的方式讲话，而且在他一生中，每天都是这样讲话。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
罗尔开门见山。罗比利奥先生现年64岁，是一位癌症的幸存者。他在8年前切除了喉管，此后学会了通过食管说话。他以前抽烟抽得很凶，而且烟史长达40年，这几乎要了他的命。目前除了喉癌的后遗症，他还受着心脏病和肺气肿的折磨。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香烟。
听众们不久就习惯了罗比利奥那经过放大的机器人一般的声音，并且深深地为他的叙述所吸引。他靠为烟草行业进行院外游说谋生，这一行他干了20年，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即使患了这种疾病，他也不能一日无烟。他已经上了瘾，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离不开卷烟中的尼古丁，在切除了咽喉和作过放射治疗后，他又继续抽了2年。有一次心脏病突然发作，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他这才最后戒了烟。
他的健康状况虽然很糟，但目前仍在华盛顿终日奔波，只不过是站在战线的另外一边，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激烈反对吸烟的活动家。一个游击队员，有些人这么称呼他。
他早年受雇于烟草焦点委员会。
“这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院外活动组织而已，它的经费100％全是由烟草行业提供的，”他轻蔑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就有关的法案及试图对烟草公司进行限制的立法向公司提供建议。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预算，资金十分充裕，可以用美酒佳肴巴结有影响的政客。我们不仅自己冲锋陷阵，而且还指导烟草业的其他辩护人士，教他们在政治拳击场上怎样进攻如何防守。”
罗比利奥在这个组织内部接触到了无数的对卷烟和烟草业所作的研究。事实上，该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对所有已知的研究、项目和实验进行精心的综合。是的，他亲眼见过克里格勒描述的那个卑鄙的尼古丁备忘录，而且见过许多次，但却没有保留一份复本。所有烟草公司为了让吸烟者上瘾，都无一例外地在卷烟中保待高含量的尼古丁，这在该组织内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瘾”这个词，罗比利奥用了一遍又一遍。他曾读到过由烟草公司资助的许多研究的报告，实验用的种种动物，无不由于尼古丁而对香烟迅速上瘾。他也曾读过并且帮助隐藏过许多研究的报告，这些报告不容怀疑地证明：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旦吸烟成瘾，戒掉这一恶习的比率就会大大下降。他们成了终身烟民。
罗尔捧出了一箱大本大本的报告请罗比利奥辨认。法庭同意将这些报告列为物证，似乎陪审员们在作出裁决之前，会有这么多闲工夫，来翻阅这上万页的玩意儿似的。
罗比利奥对当初进行院外游说时干过的许多事表现出无限的后悔，但他所犯的最最严重的罪过，他无时无刻都在为之痛心疾首的那个罪过，却是他曾发表了一个字斟句酌的声明，否认了烟草公司以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广告宣传对象这一事实。
“尼古丁令人上瘾。烟瘾意味着利润。烟草行业的生存，取决于每一代青少年能否染上吸烟的习惯。孩子们从广告中吸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烟草行业每年投入几十亿资金做广告，画面上的人百般潇洒，魅力无限。他们甚至鼓吹吸烟无害。孩子们很易上钩，上了钩便难以摆脱。所以他们才那么迫不及待地诱惑年轻的一代。”罗比利奥通过他那人工喉，吃力地传达出心中的愤恨。他在热情面对陪审团的同时，并未忘记不时地朝被告律师团射出充满讥讽的目光。
“我们花成百万美元对孩子们进行研究，我们知道孩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广告做得最多的三种牌子的香烟。我们还知道在18岁以下抽烟的青少年中，几乎有90％的人喜欢抽这3种广告做得最多的香烟。所以烟草公司会怎么干呢？他们不断地增加广告！”
“你知道烟草公司通过向孩子们出售香烟一年能赚多少钱呜？”罗尔问。他对答案肯定心中有数。
“大约两个亿，这两个亿是从18岁以下的孩子们那里赚来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数字，我们每年都进行研究嘛，我们的计算机里装满了这一类数据。我们什么都知道。”他顿了一顿，朝被告席挥舞着右手一边不屑地微微笑着，仿佛坐在被告席上的人都得了麻风病，“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每天有3000个孩子在开始吸烟，而且他们还可以准确地报出孩子们吸的是什么牌子。他们知道几乎所有成年的烟民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的。而他们还在想方设法引诱下一代人上钩。他们更知道今天开抬抽烟的那3000个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一最终将死于烟瘾。”
罗比利奥的证词打动了陪审团，罗尔翻着手上的拍纸薄，他不想让这精彩的一幕匆匆结束。他来回走了儿步，抓抓下巴，看看天花板，然后问道：“你是何时在烟草焦点委员会供职的？你当初是如何反驳尼古丁令人上瘾这一说法的？”
“烟草公司有一套理论，而我在制定这套理论的过程中则是一名有功之臣。它的大意是：吸烟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一种习惯，因而吸不吸烟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卷烟并不能使人成瘾，退一万步说，即使它真的使人成瘾，那么，谁也没有强迫你吸烟。这完全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在那些年代，我可以把这套理论说得娓娓动听：而今天，他们仍旧说得娓娓动听。麻烦在于，它站不住脚。”
“为什么站不住脚呢？”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上瘾。上了瘾的人是无法作出选择的。而孩子们比成年人上瘾更是快得多。”
当律师的天生喜欢抓住时机，对证人穷追不舍，但罗尔现在却决定适可而止。罗比利奥的证词已取得明显效果；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一直力求讲得清楚，让人听懂，因而已经很累。于是他便把他交给凯布尔诘问，而哈金法官正想喝杯咖啡，便乘机下令暂时休庭。
这天上午，霍皮·杜勃雷第一次来法院旁听，他在罗比利奥作证的中途，悄悄溜进法庭。在一个较为平静的间隙，米莉与他的目光不期而遇，他能前来使她极为高兴。但霍皮对这件案子突然如此关心又使她心中生疑。昨儿晚上相会的4小时，除了这桩案子，别的事他可是只字未谈啊！
休息了20分钟喝过咖啡后，凯布尔走上发言席，向罗比利奥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的声调尖厉刺耳，已经与凶狠相差无几。仿佛在他眼里这个证人是事业的叛徒，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他一开头就揭露罗比利奥，说他来此作证是为了收取重金，而且是他主动找的原告律师团。不仅如此，在其他两起烟草官司中，他也曾受雇干原告律师，出庭作过证。
“是的，我在这儿确实是领取报酬的，凯布尔先生，和你一样，”罗比利奥答道。这个回答不卑不亢，有守有攻，完全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但金钱的铜臭毕竟给他的品格留下了一个小小污点。
在凯布尔一连串的追问下，罗比利奥被迫承认他开始抽烟时已快满25岁，不仅有了老婆，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很难说是一个容易受到那些狡猾的广告人诱惑的青少年。5个月前对他进行历时两天的马拉松式的取证时，双方律师都曾发现，罗比利奥性子急躁，此刻凯布尔决定充分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他提问尖锐而又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