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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松弛了下来。罗尔在当地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坐在后排的费奇不由得在心中对他发出了诅咒。
10时30分，法官的一名助手终于从审判席后面的一道门里冲了出来，高声喊道：“法官大人到了，全体起立！”全场300人立即应声跳了起来，弗雷德里克·哈金法官步入审判席，吩咐众人坐下。
作为法官，他还相当年轻，刚刚才满50岁。他是一位民主党人，先是由州长任命来填补一个任期未满的法官的空缺，后来又由公众选举正式担任法官。他以前作过原告辩护律师，因而目前流传着不少风言风语说他是个偏袒原告的法官，但这并不是事实，而只是被告律师团的成员故意散布的流言蜚语。
他确实开过一个小小的法律事务所，正正派派地从事律师业务。但在法庭上并没有取得能使他声名卓著的多大战绩。他工作十分努力，但同时却又一直热衷于当地的政治，在官场上玩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最后吉星高照，获得了法官这一任命，现在一年净挣8万美元，比当律师时多得多。
看到如此之多的合格选民挤在这样一个法庭里，任何一位民选的官员。心头都会涌起一阵暖流。哈金法官满面笑容，像欢迎志愿者一样向陪审员候选人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欢迎他们来到他的法庭。他的笑容随着他那短短的欢迎词临近结束而完全消失，以便使陪审员候选人们对自己作用的重要性能有探刻的印象。哈金为人既无热情又乏幽默。因而不久就变得一脸的严肃。
他有充分的理由变得严肃。坐在他面前的律师，人数之多律师席已难以容纳。在法庭登记在册的原告律师多达8人，而被告更有9名之多。4天前，哈金法官曾关起门来对双方律师在法庭上的席位作过安排。一旦选定陪审团、开始审理此案，每方只有6名律师能坐在律师席上，其余几位则必须坐现在陪审员咨询顾问挤坐着的那一排椅子。他还为本案的双方——那位寡妇塞莱丝蒂·伍德和饭恩克斯的代表指定了席位。席位安排还写成了文字，收入了哈金法官写的有关本案的一系列规定的小册子中。
这场诉讼在4年前被法院受理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一直在打笔墨官司。来往的文书已经塞满了11只箱子。双方也都已经花了数百万美元。案件审理至少要持续1个月。此刻聚集在他庭上的，又是全国律师界最优秀的人士和最大的野心家。哈金法官下定决心，对他们一定要严加节制。
哈金对着面前的话筒对案情作了筒要的介绍，其目的仅在于提供必要的信息，让陪审员候选人知道请他们来此的原因。他说，本案的审理预计将长达数周，但陪审员们并不会因此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法律上有几条特别的规定，符合规定的可以豁免担任陪审员的义务。在作了这一说明后他问道，有没有谁年龄已过65岁却漏过了计算机的筛选？6个人应声举起手。法官显得大为惊讶，呆呆地望着格洛莉亚·莱恩，莱恩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仿佛是说这种情况又不是破题儿第一次。这6个人可以留下，也可以立即离开，结果有5位立刻拍拍屁股走路，使候选人的总数减到了189。陪审员咨询顾问在拍纸薄上划去了他们的姓名，律师们表情严肃地作着笔记。
“哦，在场的诸位当中有盲人吗？”法官问道。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使一些人露出了微笑。盲人怎么会来担任陪审员呢？这真是前所未闻！
在陪审员中间，一只手慢慢地举了起来。那是在第7排，差不多在一半人以后，第63号陪审员，一位名叫霍尔曼·格里姆斯的先生。此人59岁，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白人，已婚，无儿无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谁也不知道他是个瞎子吗？双方的陪审员专家不约而同地缩起了脖子。偷拍的霍尔曼·格里姆斯的照片，有一张拍的是他的住宅，还有一两张是他站在前门门廊上的镜头。他在本地住了大约3年，调查表上并无任何内容说明他有残疾。
“请你站起来，先生。”法官说。
霍尔曼·格里姆斯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双手插在裤袋里，穿着随随便便，戴的眼镜普普通通，看上去井不像个盲人。
“你是几号，先生？”法官问。他和那些律师以及他们的顾问不同，事前并不需要熟记每个陪审员候选人的有关资料。
“嗯，63号。”
“姓名？”法官翻阅着计算机打出的材料。
“霍尔曼·格里姆斯。”
哈金找到了这个名字，接着便凝望着台下众多的面孔：“你是盲人？”
“是的，先生。”
“嗯，格里姆斯先生，根据法律规定，你可以不履行担任陪审员的公民义务。你现在可以走了。”
霍尔曼·格里姆斯没有动弹，也没有丝毫的畏缩，而只是望着前方：“为什么？”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为什么我必须离开这儿？”
“因为你是盲人。”
“这我知道。”
“那么，嗯，盲人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哈金说。他左边瞧瞧，右边看看，在这句话的声音消失后又继续说道，“你现在可以走了，格里姆斯先生。”
霍尔曼·格里姆斯先生迟疑了一下，推敲着如何回答。法庭里一片寂静。最后，他问道：“谁说过盲人不能担任墙审员？”他的话音未落，哈金已经伸出手去取一本法律书籍。这位法官大人为这场官司的审理，已做了无微不至的准备。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把别的事务搁到一边，把自己关在私人办公室里，一门心思地埋头钻研申诉、取证、适用法律条款以及审讯程序方面最新的规则。担任法官以夹，他已主持挑选了儿十个陪审团，而且官司的性质各异，陪审团的组成也各不相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因为一时疏忽。在刚刚开始挑选陪审团的最初几分钟，便让人打了一记冷枪。也正因为如此，陪审团候选名单上才出现了不合适的人选。
“你想尽这一义务，对吗，格里姆斯先生？”他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语调问道，同时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望着坐在台下不远处的那些法律界的才子。
格里姆斯先生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你说清楚盲人为什么不能当陪审员。假如法律这么写着，那么这就是法律对盲人的歧视，我要控告法律；假如法律没有这样写，而只是一种常规的做法，那么我会马上提出控告。”
很显然，格里姆斯先生对于告状并不陌生。
在法庭的一边，坐着的是200名小人物，是法律的权威把他们连拖带拉地驱进法庭。在法庭的另一边则是法律本身：高踞在审判席上的法官，那一帮眼睛望着鼻子一本正经的律师，书记员，助手和法警。霍尔曼·格里姆斯先生代表普通的平民百姓，对准司法当局打出了重重的一拳，而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同事们发出的吃吃的窃笑。但他不在乎。
陪审员候选人的笑声，使木栏另一侧的律师们也不禁莞尔而笑。他们在座位上扭动着身子，抓着头皮，不知如何是好。
“这种场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相互耳语道
法律条文上写的是盲人可以不履行陪审员的义务。哈金法官一读到“可以”这两个字，立刻打定主意暂时与格里姆斯先生和解，等到以后再对付他。在自己的法庭上，被人告上一状，那才没有意思呢，反正可以用别的办法把他逐出陪审团嘛。他将和律师们商量商量。
“格里姆斯先生，经过一番考虑，我认为你是可以当个非常杰出的陪审员的。你请坐下吧。”
霍尔曼·格里姆斯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客客气气地说：“谢谢你，大人。”
这样一个盲人陪审员，该如何分析判断呢？陪审员咨询专家们望着他躬身坐下，禁不住在心里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他有些什么偏见？他会倾向哪一边？
在这种毫无规则的游戏中，人们普遍认为残疾人往往是对原告极为有利的陪审员，因为他们更能理解什么叫受苦受难。但例外的情况却也是不计其数。
坐在后排的兰金·费奇，竭力向右侧过身子，试图和卡尔·努斯曼的目光对视；为了挑选出理想的陪审团，他已经付给此人120万美元。努斯曼坐在他手下那批咨询顾问中间，手上拿着一本拍纸簿，他望着陪审员候选人们面孔的那副神情，仿佛他早就知道霍尔曼·格里姆斯是个瞎子。可是，他并不知道。而且费奇完全明白他并不知道。这是从他们那张巨大的情报网网眼中漏过的一个小小的事实。他们还有别的什么疏忽。费奇自问道。一等法官宣布休急他将把努斯曼找来活活地剥掉他一层皮：“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法官又继续说道。
在避免了一场歧视残疾人的当场诉讼后，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厉，迫不及待地想按既定程序进行下去。
“我们挑选陪审团的工作，目前已进入一个颇为费时的阶段。本阶段与可能妨碍诸位履行义务的某些疾病有关。本庭决不愿使谁难堪，但如果谁的身体确有问题，务请和我们讨论一番。现在从第一徘开始。”
格洛莉亚·莱恩走到第一排旁边的过道上一位60左右的男子举起了手，起身走过木栏的活动门。法警将他领入证人席，并且将桌上的话筒推开。法官走到审判席的尽头，俯下身子和他悄声交谈。从原告和被告律师团各走出一名律师，径直站在证人席的前面。挡住了人们的视线，法庭书记官又从另一面完成了对此人的包围圈。人们各就各位以后，哈金法官便轻声轻气地开始询问是何种疾病在折磨他。
此人原来是患了痛气而且手头有一份医生的证明。他的请求获准后，便匆匆离开了法庭。
到哈金在正午宣布休庭吃午饭时，他已经由于身体的原因打发掉13名候选人。这一过程十分单调；而在下午1时30分继续开庭后，人们可能会感到更加索然无味。
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独自一人走出了法庭，步行了6个街区，进入一家汉堡包快餐店，要了一个巨无霸和一罐可乐他坐在靠窗的一个火车座里，时而望着孩子们在一个小小的运动场上荡着秋千，时而浏览一份《今日美国》，慢慢地吃着汉堡包。他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在此消磨。
几天前在他工作的那个计算机商店见过一次的那个穿紧身牛仔裤的金发女郎，此刻下穿一条恩布罗斯牌宽松裤，上着一件宽大的T恤衫，脚登一双崭新的耐克鞋，肩上背着一只运动包，端着盘子从他座位旁边走过。她似乎认出了他，立刻停了下来。这是他们第二次相遇。
“尼可拉斯？”她假装出一种拿不准的样子，迟疑地问道他抬头朝她尴尬地看了一会儿，才想起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芳名。
“你不记得我啦。”她嫣然一笑地说道，“两个星期前，我曾经在你那个计算机商店买——”
“哦，我记得。”他说，目光朝她那晒得微黑的深亮大腿瞟了瞟，“你买了一台数字收音机”
“对。是阿曼塔牌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是把电话号码给了你的。我猜，你准是搞丢了吧。”
“坐会儿好吗？”
“谢谢。”她立即坐下，一边拿了一根抽炸土豆条大大方方地吃了起来。
“你的电话号码我还留着呢，”他说，“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