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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喷了一口烟，点了一下头，两个动作和谐一致，无比完美。
“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索赔的要求是去年8月，就在唐尼·雷确诊之后。你为何一直等到现在才找律师呢？”我使用“律师”这个术语，不是十分严谨。
“这件事咱做得不高明，行了吗？咱当时以为保险公司会照办的。会赔咱的钱，你知道，支付咱小子的账单和医疗费。咱给他们不断地写信，他们也不断地回。咱不知道因为啥，硬是脑瓜子笨呗。咱按期交保险费，几年从来没迟交过一次，总以为保险单他们总不会不认嘛。再说呢，咱也从来没有用过律师，你知道吧，没离过婚，或者干过跟离婚差不多的事。老天哪，咱早知道用律师就好啦！”她伤心地转过身，朝窗外望去，凄凉的目光射向那辆破旧的福特，射向车里那令她悲哀的人。“他早上喝一品脱杜松子酒，下半天再喝一品脱。咱不把这放在心上。喝酒能让他开心就成啦。能让他不呆在屋里就成啦。再说，也不是因为喝酒，他才不能有所作为的嘛。明白咱意思啦？”
我们俩都在望着低头缩在汽车前座上的巴迪。生长过猛的杂草和枫树在车身上投下了稀疏的阴影。“你替他买酒吗？”我问，仿佛这很重要似的。
“哦，不。他雇了邻居的一个孩子替他买酒，买回来再偷偷塞给他。还以为咱不知道呢。”
从屋子后面传来了走动的声音。屋内没有空调机，声音听得很清楚。有人在咳嗽。“哎，多特，我挺乐意为你办这个案子。我知道自己还是个新手，一个就要跨出法学院大门的毛头小伙子。可是我已经在上面化了许多时间，对这个案子比谁都熟悉呀。”
她面无表情，脸上是几乎绝望的神色。律师就是律师，这个和那个又有什么两样？把案子交给我，还不是和交给别人一样？说来也真怪。尽管律师先生们在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化了那么多的金钱，在电视上插播了那么多愚不可及的低预算的广告片，在户外摆出那么多破破烂烂的广告牌，在报纸上登了那么多像大拍卖一样价格低廉的分类广告，世界上还是有多特·布莱克这样的一类人，不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出庭辩护律师和一个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就是把宝押在她的这种幼稚无知上。“我或许得再找一个律师帮衬帮衬。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在我通过资格考试拿到律师执照之前，打打他的牌子。”
这句话对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要化多少钱？”她问，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疑心。
我向她送去一个货真价实的热情的微笑。“一个子儿也不要。官司打赢了我才收费。在咱们将来拿到的赔偿费里，我取三分之一。拿不到赔偿费，我分文不收。你一个子儿也不用现付。”她肯定在哪一个广告中见到过这种常规的收费方式，但却显得一无所知。
“赔多少？”
“我们将要求保险公司赔个几百万。”我夸张地说，而她显然是上钩了。我不认为在这个受尽折磨的女人身上还有贪婪的个性。她曾经有过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不知多少年前早已经破灭了。但是，狠狠地把大利保险公司敲一下，让他们受点儿罪，这一想法却很对她的胃口。
“你拿三分之一？”
“我并不指望赔偿费真会有几百万。但不管是多是少，我都只取三分之一。而且，是在付清了唐尼·雷的医疗费之后余额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她的左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那就干！你拿多少咱不在乎，咱就是要干。咱现在就干呢，还是明天？”
我的口袋里有一份折叠得齐齐整整的律师业务合同，是我从图书馆一本表格簿里取来的。此刻，我本应把它亮出来，让她签上大名，但我却无法让自己这么干。就职业道德而言，我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开业执照之前，我不能签署任何接受委托的协定。我想，多特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我像一个真正的律师那样，开始不断地看表。“我得回去工作了。”我说。
“不想看看唐尼·雷啦？”
“下次吧。”
“咱不怪你。只剩下皮包骨啦。”
“我过几天再来，可以多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谈，而且我还得问他几个问题。”
“抓紧点，好吗？”
我们又扯了几分钟，聊着柏树花园和那里的喜庆活动。她和巴迪一周去一次，假如当天她能让他上午不喝醉的话。这是他们夫妇俩一齐外出的唯一时机。
她还想谈下去，而我却想走人。她陪我走到门外，仔细瞧了瞧我那辆破旧而又肮脏的丰田，叽里哈噜地咒骂着进口货，特别是那些日本的产品，间或朝那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发出大声的训斥。
她站在信箱边，抽着烟，目送着我的车在远处消失。
尽管刚刚申请破产，我却照样胡乱花钱。我化了8美元，买了一盆天竺葵，准备送给包娣小姐。她喜欢鲜花，这她说过的；而且十分孤独，那是当然的。所以我想给她送盆鲜花，是一种很好的表示。给这位老人的生活里增加一缕阳光罢了。
我到达那儿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她正趴在屋子旁边的花圃里。花圃旁边就是车道，通向后院四面不靠的汽车库。车道两侧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花草、灌木藤蔓和装饰用的幼树。和她同年龄的大树的浓荫遮盖着屋后的草坪。在砖砌的后院里，花棚开满了灿烂夺目、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我向她献上那小小的礼物时，她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她扯掉手套，随便朝花丛里一扔，把我领到屋子后面。她刚好有个地方可以安置我送的天竺葵。明儿一早她就把它栽上。你想不想喝杯咖啡？
“喝点儿水就成，”我说。她那淡而无味的速溶咖啡的美妙滋味，我还记忆犹新呢。她一边拍打着围裙上的泥土，一边让我在露天平台一张装饰华丽的椅子上坐下。
“冰水？”她问。能让我喝上一杯，显然使她高兴万分。
“好的。”我说。她蹦蹦跳跳地跨进门，朝厨房走去。后院里的花草树木虽然生长得过于兴旺，但院子很大，屋子与茂密灌木树篱之间的距离，至少有50码之遥，因而反倒给人一种奇特的匀称感。穿过树丛，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院子里有几块小小的花坛，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显然是她或别的什么人不惜精力精心养护的结果。篱边砖砌的平台上有一个喷泉，但却没有喷水。在两棵树之间，挂着一张旧吊床，撕破了的帆布和吊绳在微风中转动。草坪里没有杂草，但却急需修剪。
车库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关着的两扇门，可以向上收起。车库一侧是一个窗户封着的储藏室，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套房，一架木板楼梯弯弯曲曲绕过转角，通到套房的后部。套房有两扇很大的窗户面对正屋，其中一扇的玻璃已破。蜿蜒而上的常春藤正侵蚀着外墙，并将奋力穿过破裂的窗户进入室内。
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古怪的感觉。
包娣小姐拿着两杯冰水，跨过落地窗，一颠一颠地跑到我面前。“你觉得我的花园怎么样？”她在我身边坐下后问道。
“很漂亮，包娣小姐。真宁静！”
“它是我的生命嘛！”她豪放地挥舞着双手。杯中的水溅到我的脚上，她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我把时间全化在这里了。我可爱它呢。”
“确实很美。所有的活你一个人干？”
“哦，大部分。我雇了一个小伙子割草，每周割一次，30美元。这么贵你信吗？从前5美元就成啦。”她咕嘟一声喝了一口水，咂咂嘴。
“那上面是不是有个套房？”我指着车库上面问道。
“从前是。我的一个孙子在那儿住过一阵子。我把它整修了一下，加了一个洗手间，一个小厨房，弄得漂漂亮亮的挺不坏。他当时在孟菲斯州大学念书。”
“他住了多久？”
“不久。我实在不想再谈起他。”
这个孙子，一定是那几个名字从她遗嘱里勾销掉的儿孙中的一个。
在你化了许多时间敲开一个又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乞求一份工作，而又屡屡遭受到那些厉声粗气的女秘书的白眼之后，你就会抛开一切顾忌。你的脸皮就会变得越来越厚。你被人拒绝就会毫不在意，因为你很快就会明白：即使再糟糕，也不过是听对方说一个“不”字而已。
“我揣摸，你大概现在不会乐意把它出租吧？”我大胆地问，没有丝毫的迟疑，更不担心被她拒绝。
她手中的杯子正举到半空，这时她盯着那套小屋，仿佛刚刚才发现它。“租给谁？”她问。
“我很乐意住在这儿。这地方很迷人，而且一定十分安静。”
“像死一般的静。”
“不过，我并不想久住。你知道，等开始工作，我就抬脚走路。”
“租给你，鲁迪？”她不信地问。
“我喜欢这儿，”我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这里对我非常合适。我单身一人，不喜欢吵吵闹闹，也付不起太贵的房租。这里对我太适合啦。”
“你能付多少？”她直截了当地问，突然变得很像一个律师，正在盘问破了产的委托人。
我猝不及防。“哦，我不知道。你是房东，该你告诉我房租是多少嘛。”
她转过头，激动地望着树丛。“400，不，一个月300美元如何？”
包娣小姐以前显然没有当过房东，所以才这样漫天要价。幸运的是，她没有一上来就开出每月800美元。“我想最好先看一下房子再说。”我谨慎地说。
她站了起来。“房子不怎么好，你知道，做了10年的储藏室。不过可以修好，主要是水暖管道，我猜。”她拉着我的手，走过草坪。“我们得把水管接通。暖气和通风的情况，还不清楚。里面家具有是有几样，但是不多。旧家具都给我扔掉啦。”
她踏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你需要家具吗？”
“要得不多。”楼梯的扶手摇摇晃晃，整座房屋似乎都在晃动。
9
法学院把同窗变成敌人。竞争非常激烈。学生们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在背后捅人一刀。这是在为进入现实世界作培训。我念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三年级学生在模拟审判比赛时相互高声叫骂，随后就拳打脚踢，发生了一场武斗。校方先是把他们开除，接着又让他们复了学。学校需要学费。
学校里有许多人我确实不喜欢，有一两个则令我讨厌，我尽量不去憎恨别人。
但此时此刻，我却憎恨那个对我如此不仁不义的卑鄙下流的小人。孟菲斯有个名叫《每日报导》的刊物，专门登载各种各样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业务情况。除了离婚申请和其他十几种重要的项目外，还列出前一天申请破产的案件。我的朋友或者朋友们认为，假如把我的大名从前天那些不幸者当中挑出来示众，从教科书第七章《破产申请》剪下一块并加以放大，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趣闻贴满法学院的角落，那一定是挺有趣的。他或他们贴的趣闻全文如下：“鲁迪·贝勒，学生；资产：1125美元（免税）；有保债务：欠独断专行财务公司285美元；无保债务：5136。88美元；未决诉讼：（1）税务局托收过期赊欠，（2）由汉普敦申请之裁决；雇主：无；律师：波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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