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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尼·雷在前面的门廊上等着我。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黑色短袜，白色T恤衫。头上带的棒球帽，虽然是普通尺寸，但罩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却显得太大。他拄着一根手杖，但走路时要想不跌跤仍旧需要有人扶。多特和我扶着他走过狭窄的走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我的汽车，让他在前排坐稳。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家门，到外面去逗留几小时，多特对我说，她对此大有如释重负之感。现在她身边就只剩下巴迪和几只猫啦。
我开着车在市区穿行。唐尼·雷将手杖夹在两腿之间，顶着下巴躬身坐着。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就很少开口。
他在3年前19岁时高中毕业，比他的孪生兄弟隆尼毕业晚一年。他没有进过一天大学。有2年时间，他在一家方便店当营业员；后来这家店遭了抢，他也就辞职回了家。他就业的经历很短，从未离家一步，而且根据我目前已经研究过的记录，他赚的钱从未高出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
隆尼和他却不同。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他目前已是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也没有结婚，而且很少回孟菲斯。兄弟俩感情一直都不那么亲密，据多特说，唐尼·雷成天呆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做航模；而隆尼却骑着自行车在外边逛，还参加过由一帮12岁的男孩子组成的街头团伙。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多特向我保证道。起诉书里有足够的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隆尼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唐尼·雷做移植手术。
我们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小车颠簸前行。他直视着前方，压得很低的帽檐儿盖住了前额，只有我跟他讲话时才应答一两声。我把车停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向他解释位于市区这一僻静地带的这座颇为气派的古宅，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看不出这一解释有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想大概未必。我扶着他绕过覆盖土料堆，走到后院一个有树荫的阴凉地休息。
包娣小姐知道我要带他来，早就准备好新鲜的柠檬汽水，在焦急地等待。在我作了介绍之后，她立马夺取了主动权。甜饼干？果仁巧克力蛋糕？看书？她把他坐的凳子垫上枕头，一直兴高采烈围着他忙忙碌碌，唧唧喳喳不停。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告诉她，我认识唐尼·雷的父母是在柏树花园，因而她对他觉得分外亲近。他是她那一伙里的一员。
唐尼·雷坐在阴凉处，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不必担心他那死白的皮肤上会起水泡。一等他坐定以后，包娣小姐立刻宣布劳动开始。她装模作样地走走停停，抓抓头皮，仿佛是在沉思。最后才把目光慢慢落到那堆覆盖土料上。她下了几道对唐尼·雷有利的命令，我立即投入劳动之中。
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我心情愉快，毫无痛苦之感。在开头的一小时里，包娣小姐一直在叽叽咕咕地埋怨天气过于潮湿，后来干脆跑到院子四周的花丛里闲逛，那里比较凉爽。我听见她在喋喋不休地和唐尼·雷闲聊，唐尼·雷很少开口，只是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我在推车的途中，有一次看见他们在下跳棋，另一次看见她舒舒服服地坐在他身边，向他讲述一本书中的照片。
有许多次，我曾想问问包娣小姐，是否对帮助唐尼·雷感兴趣。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一定会开张支票给他做移植手术，如果她真有那么多钱。但我始终没有开口。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做移植手术，已经太晚。其次，如果她并没有钱，这会使她感到丢脸。她已经非常怀疑我想染指她的钱了，我怎么能再增加她的猜疑？
在他确诊患了急性白血病后，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想通过募集捐款，为他筹措治疗经费。多特组织了几个朋友，把唐尼·雷的面部照片，放在北孟菲斯所有咖啡厅和方便店的牛奶纸盒上。没有捐到几个钱，她说。他们又租了当地友爱互助会的一间小房子，开了一个大型派对，甚至还特地请了当地一位乡村音乐播音员前来放唱片。参加派对的人们一边吃着鲶鱼，一边听着蓝草音乐①，热闹倒是挺热闹，可这次活动却赔了28美元。
①蓝草音乐：美国南部的传统乡村音乐。常用弦乐器演奏。
他做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化了4000美元。圣彼得医院免了他们三分之二，他们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才勉强付清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可是仅仅过了5个月，那白血病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
我在推车、铲土、汗流浃背地从事体力劳动的整个过程中，脑力劳动也在紧张进行。我憎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尽管这不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一旦我与延利·布里特之间的战争爆发，我将需要巨大的热情支持自己，来进行这场其正义性我毫不怀疑的艰苦斗争。
午饭让我吃得又惊又喜。包娣小姐煮了鸡汤。尽管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鸡汤并非我最想吃的东西，但不再吃火鸡三明治，换换口味仍旧值得欢迎。唐尼·雷喝了半碗，便说需要小睡片刻。他想尝尝那张帆布吊床的味道。我们扶着他走过草地，帮他在吊床上躺下。虽然气温在90华氏度以上，他却要我们替他盖上一床毛毯。
我和包娣小姐坐在树荫下，喝着柠檬汽水。我跟她讲了一点状告大利公司的事。她问了几个与资格考试有关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就摇摇晃晃走进屋。
她回来时，给了我一封由亚特兰大律师寄来的信。我一眼就认出信封上那个事务所的名字。
“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21
位于市中心区的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是一座12层的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司法大楼，里面有许许多多个法庭和供行政官员及办事人员使用的办公室。地区检察官和县司法行政长官也在这儿办公。大楼里甚至还有一个监狱。
刑庭有10个分庭，10位法官在各自的庭上审理各自的案件。大楼中间的几层，塞满了律师、警察、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这不啻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但戴克在此却是熟门熟路。他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他指着4分庭的门对我说，1小时后咱们在那里碰头。我走进那双扇门，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落了座。地上铺着地板，室内的装饰现代化得令人抑郁。前排坐满了律师，数目与蚂蚁差不多。右侧是个候审室，十几个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被捕者，正在里面等候法官初次提审。一位公诉人拿着一摞案卷，从他们中间匆匆穿过，走向他手头案子中的被告。
在前面第二排我看见了克利夫·赖考。他和他的律师挤坐在一起，正在看着一份文书。他的妻子没有在庭上露面。
法官从后面走了出来，众人随之起立。几件官司迅速处理完毕。保释金有的获准降低，有的则提也未提。就下次开庭的日期，双方取得了一致。律师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磋商几分钟，然后朝法官大人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与他一阵耳语。
传唤克利夫的声音刚落，他便摇摇摆摆走向面对法官的被告席。他的律师手捧案卷坐在他的身边。公诉人对法庭宣布道，由于缺少证据，对克利夫·赖考的指控已被撤回。
“受害人何在？”法官打断他的话问道。
“她决定不出庭。”公诉人答。
“是何原因？”法官问。
因为她坐在轮椅里，我直想大声这样喊。
公诉人耸耸肩，仿佛是说：她不知道，而且她也并不太想知道。克利夫的律师也耸了耸肩，仿佛是说：那位年轻的女士居然不来展览展览伤疤，他觉得非常奇怪。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法官瞪着克利夫说。“你为何不与她离婚，难道你想揍死她？”
“我们正在想法子补救呢，大人。”克利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非常熟练地说。
“那就快一点！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指控，我可饶不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大人。”克利夫说，似乎因为再次打扰法官，而感到万分抱歉。有关的文书交到了庭上，法官摇着头在上面签了字，对克利夫的指控便宣告撤消。
受害人又一次没有出庭陈述。她呆在家中，脚踝断裂，但这不是她没有出庭的根本原因。她没有露面，是因为她不愿再次遭受毒打。她撤回了指控，我不知道她将为此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克利夫和律师拉了拉手，大摇大摆地沿着中间的过道，从我旁边走过，跨出了法庭。他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她孤立无援。
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